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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狄德罗逐渐成年，有越来越多类似的手稿和书籍开始在巴黎传播，但学者们并不能确定狄德罗在离开索邦神学院之后的几年间是否读过斯宾诺莎或梅里耶的作品。但无可争论的是，即便狄德罗读过这些作品，他也没有因此而轻率地选择成为无神论者。他的改变发生得非常缓慢，起步于一些看起来并无威胁的书籍，而这些书大多是用英语写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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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很多与他同时代的擅长哲学思考的思想家一样，狄德罗知道英格兰在思想界的贡献和他们日益增强的海上霸权并驾齐驱。如果说大多数欧洲人都认为（无论其理由是对是错）18世纪30年代的法国在戏剧、绘画和诗歌等方面几乎占有绝对的话语权，他们也承认，英国贡献的很多思想和方法都与后来被称为启蒙运动的思潮密切相关。[13]狄德罗与英格兰思想的第一次接触发生在他放弃在索邦神学院继续进修神学的几个月后（这也许并非巧合）。这是在1734年，当时伏尔泰的《哲学通信》出现在了巴黎的书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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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尔泰，德·拉·图尔试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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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尔泰（真名弗朗索瓦-马里·阿鲁埃）年长狄德罗近二十岁，作为一位天才的戏剧作家，他非常喜欢在写作中采用戏剧化的手法，包括在自己的哲学作品中。[14]《哲学通信》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这部短短的作品由二十四封[15]散文式书信组成，为从根本上重整法国思想绘制了蓝图。他在话题之间迅速转换，对英格兰（相对的）宗教宽容加以褒扬，并且称赞了英国那些看起来很讲道理的贵格会教徒。他赞扬了英格兰有远见的重商主义、货物交换，以及新的疫苗计划。对于英国的宪法和政治状况他也颇为欣赏，因为与法国相比，英国给予了其公民更多的政治自由。《哲学通信》最具说服力和影响力的部分则是伏尔泰对几位著名学者和哲学家的介绍，包括弗兰西斯·培根、约翰·洛克和艾萨克·牛顿。伏尔泰在书中表明，这些人通过重新定义哲学、科学以及宗教之间亘古未变的关系而改变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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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尔泰对萌发于英格兰的“新哲学”的歌颂并没有得到法国政府的欢迎。《哲学通信》因为指责法国在科学试验上落后、在宗教信仰上迷信而引发了一场席卷全欧洲的大火。巴黎最高法院下令烧毁这部作品，定性其“可耻且反宗教”，[16]但估计有2.5万册副本还是流入了法国及欧洲的图书馆。[17]这是启蒙运动思想史上的分水岭。伏尔泰不仅呼吁自己的国人走出思想上的幼儿期，还凭一己之力为坦诚的宗教和科学探讨创造了一个新的公众平台。从本质上讲，他重新定义了哲人和公共知识分子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同时，他还将这一理念传给了包括狄德罗在内的年轻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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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18世纪30年代末，狄德罗自学了英语，之后便开始跟随伏尔泰的脚步，阅读培根、洛克和牛顿的作品。[18]这三位学者分别为这位成长中的哲学家提供了不同的基础课程。从培根那里，狄德罗学到了科学无须对以《圣经》为中心的世界观卑躬屈膝，而应建立在归纳和实验之上，并且在理想情况下，还应当促进人类对大自然的掌控。洛克主要向狄德罗传达了两个互相关联的概念。第一，他提出了一个关于头脑的理论，否认人类具有“先天观念”（这就意味着人类不可能生来就能理解神的用意）。第二，洛克认为，人的头脑生来如一块白板，对外部世界的理解完全来自感官体验和思考。这一完全非精神性的认知论架构起了第二个极为重要的教训。根据洛克的理论，人只能通过感官来获得真正的知识，既然如此，那么任何人若是想要解开自然界的奥秘，就必须依靠观察和实验这类所谓的经验主义方法，以避免将知识体系建立在幻想之上。和前辈培根一样，洛克呼吁人们与科学真理和哲学真理建立一个全新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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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伏尔泰提到的这三位专家中，对18世纪40年代的狄德罗影响最大的可能还要数艾萨克·牛顿。首先，牛顿推翻了关于宇宙和行星体运动的理论，这一理论由勒内·笛卡尔于1633年提出后长期统治思想界。笛卡尔认为，血细胞和行星都在一个巨大的宇宙旋涡中翻滚，这个离谱的推测性论断暴露出其理论的致命问题；相对地，牛顿用包括微积分在内的多种数学工具，有力地论证了普遍的运动定律和重力（法国人称之为吸引力）法则。当读到牛顿于1687年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19]中的宣言时，读者仍然会为之激动：“由天体的现象，我推导出使物体趋向太阳和每一个行星的重力。然后，通过由数学方法得出的命题，从这些力中推导出行星、彗星、月球和海洋的运动。”[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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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和牛顿的科学发现同样重要的是牛顿在这些发现最后给出的总结性提议，这个提议开启了千百个科学实验：“我希望，我们可以通过同样的思考方式，从机械运动原理中，得出对其他自然现象的阐释。”[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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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对狄德罗那一代人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在二十年间，这位英国物理学家说服了整个科学界，使其相信从数学和机械主义哲学[22]的角度出发可以解开物质世界的奥秘。[23]但在18世纪40年代，牛顿对狄德罗最深远的影响并不与物理学直接相关，而是与牛顿的一个理念有关，即人们可以调和宗教信仰与根据数学规律完美运转的宇宙这二者之间的关系。[24]从一开始，牛顿写作《原理》一书便带有一个附加目标，即强调这样一个事实：“由太阳、行星和彗星所组成的完美系统，不可能在没有一个智慧且伟大的存在对其进行设计和统御的情况下出现。”[25]简而言之，牛顿运用微积分是为了找寻上帝杰作的蛛丝马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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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不同形式的设计论证（或者是对上帝存在的目的论论证[26]）在牛顿的《原理》一书发表之前很早就存在了。首先，大多数人都认为“星辰、山峦、动物和人类本身都是神意的显示”是不争的事实。其次，天主教的主教们也正式地将创造物认定为上帝“不可见的品质，即他永恒的神力和神圣的本质”的证据。[27]但是，在牛顿的理论出现之后的几十年间，这个论点的地位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以往，设计论证一直被用作“上主之言”的补充，而如今在某些圈子里，设计论证却逐步替代了《圣经》的重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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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7世纪末，新一代的英语作家开始从“合情合理的”且不受《圣经》影响的角度来理解神的存在。[28]自然神学论的支持者包括爱尔兰人约翰·托兰，他所写的《基督教并不神秘》（1696）不但坚持认为推知上帝存在的最好方法是洛克提出的实验方法，还认为应当将宗教信仰去神话化，并将其变得自然。[29]另一位作家马修·廷德尔在他的《基督教与创世同龄》（1730）一书中发展出了类似的理论，宣称“外在启示”是与神的真实存在密切交流的最佳方法。[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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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德罗在18世纪40年代得到了多部表达自然神学和无神论观点的作品，它们都提出，搅乱了人与上帝间关系的罪魁正是有组织的宗教。狄德罗当时正因为对上帝的存在产生了怀疑而深感困扰，而他既无法接受无神论的空洞，又无法忍受教会的荒谬，这些文本于是为狄德罗提供了他长久以来求之不得的思想上的缓冲。英国自然神论者不仅或含蓄或直白地鼓励人们尝试用更“科学”的方法理解神明，还促使人们通过思考的能力，而非服从的能力，去尝试与上帝建立联系。这极大地启发了狄德罗：按自然神论者的说法，上帝赋予了人类信仰神所需的必要工具，并让人类以单纯且道德的方式生活，但上帝没有给予人类有组织的宗教；人类发明宗教完全是自找麻烦。[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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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我的弟弟（1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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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自然宗教和自然神论让狄德罗颇为着迷，但他一开始并没有发表任何与这种危险的思想有关的作品。在做英语翻译工作期间，他将自己限制在两个简单的职责内：翻译上文提到的《古希腊史》，并和同事弗朗索瓦-樊尚·图森和马克-安托万·艾杜一起翻译罗伯特·詹姆斯的《医学词典》。这两本书都是不具争议性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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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744年末，狄德罗决定向印刷商洛朗·迪朗提议翻译一部英国的自然神论著作——沙夫茨伯里伯爵的《论美德与德性》。[32]尽管传播这种非传统的对上帝的阐释有很大风险，但狄德罗或是说服了迪朗，或是连哄带骗地让他同意了为自己翻译该书提供资金。几个月后，这位印刷商付给狄德罗50 金路易（合1200里弗尔，约等于一个体力劳动者年薪的3倍），拿到了翻译版的完整手稿。迪朗没有经过王室的允许，就用匿名且非法的方式将该书印刷出版，他在之后出版狄德罗的作品时也经常这样做。此外，迪朗还为该书增加了另外两重保护：他不仅将印刷过程安排在巴黎的另一家书店进行，还标明这本书是在阿姆斯特丹编辑的，这样便不需要接受审查机构的检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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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沙夫茨伯里的作品开启了狄德罗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事业，也让他得以将自己对于上帝和宗教的认识解释给家人，尤其是他的弟弟迪迪埃-皮埃尔。在朗格勒谴责狄德罗的众人中，迪迪埃-皮埃尔的立场最为激进。因为迪迪埃-皮埃尔比德尼小九岁，兄弟二人第一次相见就是在德尼1742年12月由巴黎返乡的时候，那时的迪迪埃-皮埃尔还是朗格勒耶稣会学校的一名学生。他对于这位兄长给双亲带来的痛苦肯定非常恼火，于是下定决心用自己的行动来弥补兄长的过失。他一刻不停地朝着成为神父这个目标迈进，一路上对兄长发出了毫不留情的贬斥。[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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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狄德罗回应了迪迪埃-皮埃尔的批判：他将自己翻译的沙夫茨伯里的书献给了弟弟。这个行为既是向弟弟求和，又带有挑衅的意味。他在向弟弟致意的同时，还随书发表了一篇布道文式的演讲，文中，狄德罗在表达兄弟情谊和居高临下这两种态度之间不停摇摆。他一方面表示，这本翻译作品是“礼物”和“兄弟之情的标志”；[34]另一方面又暗示自己这个虔诚的弟弟或许应当考虑和他一样，思想更开明一些。狄德罗想传达的信息再清楚不过：像迪迪埃-皮埃尔这样极端苛刻的人对宗教产生的危害比任何人都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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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己的翻译作品出版之后，狄德罗很快把它送到了弟弟那里。迪迪埃-皮埃尔看到书后怒不可遏。[35]尽管沙夫茨伯里的书中每页都有上帝的身影，但是这位英国作家明显将迪迪埃-皮埃尔熟悉的那个神彻底抛弃了。沙夫茨伯里（以及狄德罗）描绘的上帝不再是一个报复心极强的天庭法官，他不再审查、裁决和惩罚自己信众的罪恶；相反，他是一个更加仁慈的存在，他用“智慧和美德”将世界按照最佳的可能性创造了出来。[36]这本书最惹人非议的地方在于沙夫茨伯里的完美宇宙完全不需要天主教教会宣讲和强化的那一套所谓的由“上主之语”揭示出的道德体系。在沙夫茨伯里看来，按照上帝的设计，人类拥有的道德观足以让他们认识到真正的美德，并且敦促他们以此为行动标准，因为这样做能使他们感到快乐和幸福。不出所料，迪迪埃-皮埃尔认为这种反基督教的思考方式是一种骇人听闻的“恶劣的教义”。[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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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德罗对这本书的反应恰恰相反。沙夫茨伯里的自然道德理论催生了一个充满希望的新“三位一体”，它将真、善、美三者合而为一，让其携手完成使命。这种不以《圣经》为媒介的道德观具有清晰的优势。沙夫茨伯里不仅打破了教会对道德准则的垄断，还使地狱的威胁以及永恒的折磨变得毫无用处了。最重要的或许在于他重新给予了人类的快乐，这是最令基督教道学家厌恶的，却是最吸引狄德罗的。狄德罗发现，这个哲学体系不仅允许他这样的怀疑主义者拥有美德，而且还鼓励他听从上帝所赐的肉体的指引去寻找快乐，这一定令他感到无比心满意足。[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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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思想：让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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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狄德罗翻译的沙夫茨伯里的作品在1745年问世，此时这位哲人已经与自己的家人疏远两年了。他依然担心会被铁链锁着拉回朗格勒，于是一直低调地生活。他不仅让图瓦妮特保留了她的娘家姓氏，还把家迁到了位于横街的公寓。选择这个地点是很不寻常的。这里不仅与巴黎城中的印刷商所在地隔着一条河，还位于城市边缘以外足足一公里，比巴士底狱距市中心还远。虽然狄德罗对于自己为什么离开巴黎市中心守口如瓶，但恰在那时，他的那个动不动就批评人的弟弟为了完成学业而搬到了巴黎的拉丁区，真实缘由想来怕是与此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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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德罗和图瓦妮特夫妇在福堡圣安托万地区度过的流放时光对他们来说都颇为艰难。尽管没有这段时期的书信为证，但人们不得不怀疑夫妻二人的关系在他们搬离巴黎市中心后出现了裂痕。在新居安顿下来的六周之后，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安热莉克就因为当时威胁婴儿生命的多种疾病中的某一种而夭折了，死时还不满三个月。1744年9月29日，她悲痛欲绝的父母将她安葬在了圣玛格丽特·德·巴黎教堂的墓园中。对图瓦妮特来说雪上加霜的是，她的母亲尚皮翁夫人不久之后也与世长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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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俩的生活在几个月后变得更加麻烦，因为狄德罗认识了一位女性，作家玛德莱娜·达尔桑·皮西厄，她后来成了狄德罗的第一个情人。在后文中，我们会更详细地介绍玛德莱娜，此处需要提到的是她在狄德罗事业的早期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狄德罗爱上她就如当年爱上图瓦妮特一样那样的突然和全心全意，而且对这段感情可能造成的痛苦和问题不管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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