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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对狄德罗那一代人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在二十年间，这位英国物理学家说服了整个科学界，使其相信从数学和机械主义哲学[22]的角度出发可以解开物质世界的奥秘。[23]但在18世纪40年代，牛顿对狄德罗最深远的影响并不与物理学直接相关，而是与牛顿的一个理念有关，即人们可以调和宗教信仰与根据数学规律完美运转的宇宙这二者之间的关系。[24]从一开始，牛顿写作《原理》一书便带有一个附加目标，即强调这样一个事实：“由太阳、行星和彗星所组成的完美系统，不可能在没有一个智慧且伟大的存在对其进行设计和统御的情况下出现。”[25]简而言之，牛顿运用微积分是为了找寻上帝杰作的蛛丝马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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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不同形式的设计论证（或者是对上帝存在的目的论论证[26]）在牛顿的《原理》一书发表之前很早就存在了。首先，大多数人都认为“星辰、山峦、动物和人类本身都是神意的显示”是不争的事实。其次，天主教的主教们也正式地将创造物认定为上帝“不可见的品质，即他永恒的神力和神圣的本质”的证据。[27]但是，在牛顿的理论出现之后的几十年间，这个论点的地位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以往，设计论证一直被用作“上主之言”的补充，而如今在某些圈子里，设计论证却逐步替代了《圣经》的重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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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7世纪末，新一代的英语作家开始从“合情合理的”且不受《圣经》影响的角度来理解神的存在。[28]自然神学论的支持者包括爱尔兰人约翰·托兰，他所写的《基督教并不神秘》（1696）不但坚持认为推知上帝存在的最好方法是洛克提出的实验方法，还认为应当将宗教信仰去神话化，并将其变得自然。[29]另一位作家马修·廷德尔在他的《基督教与创世同龄》（1730）一书中发展出了类似的理论，宣称“外在启示”是与神的真实存在密切交流的最佳方法。[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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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德罗在18世纪40年代得到了多部表达自然神学和无神论观点的作品，它们都提出，搅乱了人与上帝间关系的罪魁正是有组织的宗教。狄德罗当时正因为对上帝的存在产生了怀疑而深感困扰，而他既无法接受无神论的空洞，又无法忍受教会的荒谬，这些文本于是为狄德罗提供了他长久以来求之不得的思想上的缓冲。英国自然神论者不仅或含蓄或直白地鼓励人们尝试用更“科学”的方法理解神明，还促使人们通过思考的能力，而非服从的能力，去尝试与上帝建立联系。这极大地启发了狄德罗：按自然神论者的说法，上帝赋予了人类信仰神所需的必要工具，并让人类以单纯且道德的方式生活，但上帝没有给予人类有组织的宗教；人类发明宗教完全是自找麻烦。[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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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我的弟弟（1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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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自然宗教和自然神论让狄德罗颇为着迷，但他一开始并没有发表任何与这种危险的思想有关的作品。在做英语翻译工作期间，他将自己限制在两个简单的职责内：翻译上文提到的《古希腊史》，并和同事弗朗索瓦-樊尚·图森和马克-安托万·艾杜一起翻译罗伯特·詹姆斯的《医学词典》。这两本书都是不具争议性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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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744年末，狄德罗决定向印刷商洛朗·迪朗提议翻译一部英国的自然神论著作——沙夫茨伯里伯爵的《论美德与德性》。[32]尽管传播这种非传统的对上帝的阐释有很大风险，但狄德罗或是说服了迪朗，或是连哄带骗地让他同意了为自己翻译该书提供资金。几个月后，这位印刷商付给狄德罗50 金路易（合1200里弗尔，约等于一个体力劳动者年薪的3倍），拿到了翻译版的完整手稿。迪朗没有经过王室的允许，就用匿名且非法的方式将该书印刷出版，他在之后出版狄德罗的作品时也经常这样做。此外，迪朗还为该书增加了另外两重保护：他不仅将印刷过程安排在巴黎的另一家书店进行，还标明这本书是在阿姆斯特丹编辑的，这样便不需要接受审查机构的检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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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沙夫茨伯里的作品开启了狄德罗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事业，也让他得以将自己对于上帝和宗教的认识解释给家人，尤其是他的弟弟迪迪埃-皮埃尔。在朗格勒谴责狄德罗的众人中，迪迪埃-皮埃尔的立场最为激进。因为迪迪埃-皮埃尔比德尼小九岁，兄弟二人第一次相见就是在德尼1742年12月由巴黎返乡的时候，那时的迪迪埃-皮埃尔还是朗格勒耶稣会学校的一名学生。他对于这位兄长给双亲带来的痛苦肯定非常恼火，于是下定决心用自己的行动来弥补兄长的过失。他一刻不停地朝着成为神父这个目标迈进，一路上对兄长发出了毫不留情的贬斥。[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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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狄德罗回应了迪迪埃-皮埃尔的批判：他将自己翻译的沙夫茨伯里的书献给了弟弟。这个行为既是向弟弟求和，又带有挑衅的意味。他在向弟弟致意的同时，还随书发表了一篇布道文式的演讲，文中，狄德罗在表达兄弟情谊和居高临下这两种态度之间不停摇摆。他一方面表示，这本翻译作品是“礼物”和“兄弟之情的标志”；[34]另一方面又暗示自己这个虔诚的弟弟或许应当考虑和他一样，思想更开明一些。狄德罗想传达的信息再清楚不过：像迪迪埃-皮埃尔这样极端苛刻的人对宗教产生的危害比任何人都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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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己的翻译作品出版之后，狄德罗很快把它送到了弟弟那里。迪迪埃-皮埃尔看到书后怒不可遏。[35]尽管沙夫茨伯里的书中每页都有上帝的身影，但是这位英国作家明显将迪迪埃-皮埃尔熟悉的那个神彻底抛弃了。沙夫茨伯里（以及狄德罗）描绘的上帝不再是一个报复心极强的天庭法官，他不再审查、裁决和惩罚自己信众的罪恶；相反，他是一个更加仁慈的存在，他用“智慧和美德”将世界按照最佳的可能性创造了出来。[36]这本书最惹人非议的地方在于沙夫茨伯里的完美宇宙完全不需要天主教教会宣讲和强化的那一套所谓的由“上主之语”揭示出的道德体系。在沙夫茨伯里看来，按照上帝的设计，人类拥有的道德观足以让他们认识到真正的美德，并且敦促他们以此为行动标准，因为这样做能使他们感到快乐和幸福。不出所料，迪迪埃-皮埃尔认为这种反基督教的思考方式是一种骇人听闻的“恶劣的教义”。[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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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德罗对这本书的反应恰恰相反。沙夫茨伯里的自然道德理论催生了一个充满希望的新“三位一体”，它将真、善、美三者合而为一，让其携手完成使命。这种不以《圣经》为媒介的道德观具有清晰的优势。沙夫茨伯里不仅打破了教会对道德准则的垄断，还使地狱的威胁以及永恒的折磨变得毫无用处了。最重要的或许在于他重新给予了人类的快乐，这是最令基督教道学家厌恶的，却是最吸引狄德罗的。狄德罗发现，这个哲学体系不仅允许他这样的怀疑主义者拥有美德，而且还鼓励他听从上帝所赐的肉体的指引去寻找快乐，这一定令他感到无比心满意足。[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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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思想：让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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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狄德罗翻译的沙夫茨伯里的作品在1745年问世，此时这位哲人已经与自己的家人疏远两年了。他依然担心会被铁链锁着拉回朗格勒，于是一直低调地生活。他不仅让图瓦妮特保留了她的娘家姓氏，还把家迁到了位于横街的公寓。选择这个地点是很不寻常的。这里不仅与巴黎城中的印刷商所在地隔着一条河，还位于城市边缘以外足足一公里，比巴士底狱距市中心还远。虽然狄德罗对于自己为什么离开巴黎市中心守口如瓶，但恰在那时，他的那个动不动就批评人的弟弟为了完成学业而搬到了巴黎的拉丁区，真实缘由想来怕是与此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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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德罗和图瓦妮特夫妇在福堡圣安托万地区度过的流放时光对他们来说都颇为艰难。尽管没有这段时期的书信为证，但人们不得不怀疑夫妻二人的关系在他们搬离巴黎市中心后出现了裂痕。在新居安顿下来的六周之后，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安热莉克就因为当时威胁婴儿生命的多种疾病中的某一种而夭折了，死时还不满三个月。1744年9月29日，她悲痛欲绝的父母将她安葬在了圣玛格丽特·德·巴黎教堂的墓园中。对图瓦妮特来说雪上加霜的是，她的母亲尚皮翁夫人不久之后也与世长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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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俩的生活在几个月后变得更加麻烦，因为狄德罗认识了一位女性，作家玛德莱娜·达尔桑·皮西厄，她后来成了狄德罗的第一个情人。在后文中，我们会更详细地介绍玛德莱娜，此处需要提到的是她在狄德罗事业的早期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狄德罗爱上她就如当年爱上图瓦妮特一样那样的突然和全心全意，而且对这段感情可能造成的痛苦和问题不管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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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德莱娜和狄德罗不仅是爱侣，还是事业上的伙伴，他们相互交换作品，还至少共同创作了一篇名为《白色的鸟：蓝色的故事》（1748）的短篇小说。[39]更重要的是，似乎是靠着玛德莱娜的鼓励，狄德罗才完成了他第一部独立撰写的书作——《哲学思想录》。记录下这个细节的是狄德罗的女儿，所以她对父亲的情人没有什么正面评价也可以理解。她没有将玛德莱娜描绘成与自己一样的女作家，而是形容其贪恋钱财，经济上索求无度，说她之所以鼓励父亲写书，也是因为想把书稿换得的五十金路易全部据为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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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揭下了“迷信”的面具；《哲学思想录》的卷首图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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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狄德罗仅用两周就写出了62篇有关上帝、自然神论、怀疑主义和无神论的短篇散文，在1746年复活节前后完成了《哲学思想录》一书。该书于当年5月在书店上架，而远在那之前，狄德罗就意识到这本书肯定会引起轩然大波。为了就书的内容给未来的读者一个提示，狄德罗请印刷商迪朗在书名页上加印了一则拉丁语题词，它警示道“Piscis hic non est omnium”，直译过来就是“这条鱼不是所有人都爱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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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18世纪的读者在打开这本没有署名的书之前必然已经有所警觉了。狄德罗将他的书称为《哲学思想录》，实际上是在暗指两本立场截然相反的书作。一本是前文提到的伏尔泰的《哲学通信》，这本书在1734年问世之时，由于对天主教会发出了充满嘲讽的批判导致其作者流亡海外。另一本是17世纪基督教最重要的精神性文本，即布莱兹·帕斯卡的《思想录》（1669）。狄德罗的这本小书似乎是在承诺，作者将从哲学的角度出发，展开分析帕斯卡对于悲惨人生的悲观看法。[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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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狄德罗这样的哲人来说，帕斯卡就是穿着刚毛衬衫[41]的霍布斯。帕斯卡的书给短暂、污秽而野蛮的人生又蒙一层形而上学的恐惧，这片乌云在他的书首次出版后笼罩了法国七十五年。这位数学家兼哲学家用机敏和辛辣的言辞，恳请读者把注意力集中在人生根本性的贫乏无望之上。他认为，人类不仅因为失去上帝恩典而悲惨地与上帝分离，还因为邪恶的欲望以及物质世界中的诱惑受到了欺骗和误导。[42]他提出，人性唯一的出路在于自我反省和深刻地思考人生的悲惨。这是人类能够赖以救赎自我的唯一品质；人类有能力理解自身本质上的不幸，“树却没有”。[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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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让狄德罗与这样一种阴郁观点相抗衡远比看起来要艰难。“人类是一种背负着原罪的卑劣生物”这一点在大多数人看来揭示了一切存在的根本事实，这个观点不仅受到圣奥古斯丁和詹森派的支持，而且在基督徒幼年时期研读教义问答和学习向神父告解的过程中就已扎根在他们的思想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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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德罗反对这种灰暗的宇宙观的有力之处并不在于直接攻击帕斯卡、圣奥古斯丁或其他基督教神学家。尽管他受到的神学教育比与他同时代的大部分哲人都多，他却选择从真实的日常生活入手来直面人类悲惨的处境，同时还经常在他颇具魅力的论点中融入自身经历和个人观点。这个意外获得的方法在颠覆由来已久的宗教思想方面既新颖又有效，并且被具有洞察力的读者看在眼里，其中包括将在不久后闻名法国的经济学家、财政部长安内-罗贝尔-雅克·杜尔哥。杜尔哥评论道：“艰深晦涩的学问让人厌倦。形而上学令人厌恶。一句妙语却能被人铭记于心，口口相传，通过人们的呼吸发挥其效用。狄德罗用想象制造出的欢乐以及他给人们的头脑带来的最精妙的满足，使得（他作品的毒素）更加危险。”[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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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尔哥比任何人都明白狄德罗写下这些哲学思想的初衷何在：这位哲人想要创造出一个可以被读者认知且喜爱的人物，通过这个人物，他可以借助人们的常识和他们对反讽、警句格言，以及亵渎上帝的趣闻的美学鉴赏力来传达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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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对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即天主教对死亡和人死后的生活等问题的执迷时，狄德罗也尝试运用上述手法。令他尤为关切的是，思想上具有詹森派倾向的神职人员和精神导师鼓励最易受他们影响的信众彻底抛弃尘世生活，转投于“没有欲求，没有爱，没有感受”的生活方式。[45]狄德罗在1746年春天或许亲眼看到了这种禁欲主义给人们带来的影响。当时他刚刚搬到了位于穆浮达路的公寓，这里距离圣梅达尔教堂仅有几步之遥。他居住的区域附近有一个叫作“惊厥者”[46]的狂热詹森派的边缘基督教组织，这个组织的成员相信，用鞭子抽打自己的肉体可以达到净化精神这一终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