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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思想：让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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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狄德罗翻译的沙夫茨伯里的作品在1745年问世，此时这位哲人已经与自己的家人疏远两年了。他依然担心会被铁链锁着拉回朗格勒，于是一直低调地生活。他不仅让图瓦妮特保留了她的娘家姓氏，还把家迁到了位于横街的公寓。选择这个地点是很不寻常的。这里不仅与巴黎城中的印刷商所在地隔着一条河，还位于城市边缘以外足足一公里，比巴士底狱距市中心还远。虽然狄德罗对于自己为什么离开巴黎市中心守口如瓶，但恰在那时，他的那个动不动就批评人的弟弟为了完成学业而搬到了巴黎的拉丁区，真实缘由想来怕是与此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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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德罗和图瓦妮特夫妇在福堡圣安托万地区度过的流放时光对他们来说都颇为艰难。尽管没有这段时期的书信为证，但人们不得不怀疑夫妻二人的关系在他们搬离巴黎市中心后出现了裂痕。在新居安顿下来的六周之后，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安热莉克就因为当时威胁婴儿生命的多种疾病中的某一种而夭折了，死时还不满三个月。1744年9月29日，她悲痛欲绝的父母将她安葬在了圣玛格丽特·德·巴黎教堂的墓园中。对图瓦妮特来说雪上加霜的是，她的母亲尚皮翁夫人不久之后也与世长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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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俩的生活在几个月后变得更加麻烦，因为狄德罗认识了一位女性，作家玛德莱娜·达尔桑·皮西厄，她后来成了狄德罗的第一个情人。在后文中，我们会更详细地介绍玛德莱娜，此处需要提到的是她在狄德罗事业的早期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狄德罗爱上她就如当年爱上图瓦妮特一样那样的突然和全心全意，而且对这段感情可能造成的痛苦和问题不管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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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德莱娜和狄德罗不仅是爱侣，还是事业上的伙伴，他们相互交换作品，还至少共同创作了一篇名为《白色的鸟：蓝色的故事》（1748）的短篇小说。[39]更重要的是，似乎是靠着玛德莱娜的鼓励，狄德罗才完成了他第一部独立撰写的书作——《哲学思想录》。记录下这个细节的是狄德罗的女儿，所以她对父亲的情人没有什么正面评价也可以理解。她没有将玛德莱娜描绘成与自己一样的女作家，而是形容其贪恋钱财，经济上索求无度，说她之所以鼓励父亲写书，也是因为想把书稿换得的五十金路易全部据为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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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揭下了“迷信”的面具；《哲学思想录》的卷首图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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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狄德罗仅用两周就写出了62篇有关上帝、自然神论、怀疑主义和无神论的短篇散文，在1746年复活节前后完成了《哲学思想录》一书。该书于当年5月在书店上架，而远在那之前，狄德罗就意识到这本书肯定会引起轩然大波。为了就书的内容给未来的读者一个提示，狄德罗请印刷商迪朗在书名页上加印了一则拉丁语题词，它警示道“Piscis hic non est omnium”，直译过来就是“这条鱼不是所有人都爱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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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18世纪的读者在打开这本没有署名的书之前必然已经有所警觉了。狄德罗将他的书称为《哲学思想录》，实际上是在暗指两本立场截然相反的书作。一本是前文提到的伏尔泰的《哲学通信》，这本书在1734年问世之时，由于对天主教会发出了充满嘲讽的批判导致其作者流亡海外。另一本是17世纪基督教最重要的精神性文本，即布莱兹·帕斯卡的《思想录》（1669）。狄德罗的这本小书似乎是在承诺，作者将从哲学的角度出发，展开分析帕斯卡对于悲惨人生的悲观看法。[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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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狄德罗这样的哲人来说，帕斯卡就是穿着刚毛衬衫[41]的霍布斯。帕斯卡的书给短暂、污秽而野蛮的人生又蒙一层形而上学的恐惧，这片乌云在他的书首次出版后笼罩了法国七十五年。这位数学家兼哲学家用机敏和辛辣的言辞，恳请读者把注意力集中在人生根本性的贫乏无望之上。他认为，人类不仅因为失去上帝恩典而悲惨地与上帝分离，还因为邪恶的欲望以及物质世界中的诱惑受到了欺骗和误导。[42]他提出，人性唯一的出路在于自我反省和深刻地思考人生的悲惨。这是人类能够赖以救赎自我的唯一品质；人类有能力理解自身本质上的不幸，“树却没有”。[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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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让狄德罗与这样一种阴郁观点相抗衡远比看起来要艰难。“人类是一种背负着原罪的卑劣生物”这一点在大多数人看来揭示了一切存在的根本事实，这个观点不仅受到圣奥古斯丁和詹森派的支持，而且在基督徒幼年时期研读教义问答和学习向神父告解的过程中就已扎根在他们的思想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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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德罗反对这种灰暗的宇宙观的有力之处并不在于直接攻击帕斯卡、圣奥古斯丁或其他基督教神学家。尽管他受到的神学教育比与他同时代的大部分哲人都多，他却选择从真实的日常生活入手来直面人类悲惨的处境，同时还经常在他颇具魅力的论点中融入自身经历和个人观点。这个意外获得的方法在颠覆由来已久的宗教思想方面既新颖又有效，并且被具有洞察力的读者看在眼里，其中包括将在不久后闻名法国的经济学家、财政部长安内-罗贝尔-雅克·杜尔哥。杜尔哥评论道：“艰深晦涩的学问让人厌倦。形而上学令人厌恶。一句妙语却能被人铭记于心，口口相传，通过人们的呼吸发挥其效用。狄德罗用想象制造出的欢乐以及他给人们的头脑带来的最精妙的满足，使得（他作品的毒素）更加危险。”[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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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尔哥比任何人都明白狄德罗写下这些哲学思想的初衷何在：这位哲人想要创造出一个可以被读者认知且喜爱的人物，通过这个人物，他可以借助人们的常识和他们对反讽、警句格言，以及亵渎上帝的趣闻的美学鉴赏力来传达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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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对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即天主教对死亡和人死后的生活等问题的执迷时，狄德罗也尝试运用上述手法。令他尤为关切的是，思想上具有詹森派倾向的神职人员和精神导师鼓励最易受他们影响的信众彻底抛弃尘世生活，转投于“没有欲求，没有爱，没有感受”的生活方式。[45]狄德罗在1746年春天或许亲眼看到了这种禁欲主义给人们带来的影响。当时他刚刚搬到了位于穆浮达路的公寓，这里距离圣梅达尔教堂仅有几步之遥。他居住的区域附近有一个叫作“惊厥者”[46]的狂热詹森派的边缘基督教组织，这个组织的成员相信，用鞭子抽打自己的肉体可以达到净化精神这一终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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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厥者”现象初始于1727年，当时在圣梅达尔教堂的詹森派著名的隐士兼基督教执事弗朗索瓦·德·帕里斯的坟墓前据传有奇迹发生，于是一群狂热的詹森派教徒源源不断地来到这里瞻仰甚或参与到奇迹中。从各方面的记载来看，弗朗索瓦·德·帕里斯是一个心地纯良、乐善好施的人。他戒绝一切享乐，倾其心力照顾生活在脏乱不堪的巴黎圣马塞尔区的赤贫民众。他自己几乎从不参加圣餐仪式，光着脚，披着刚毛衬衫，夜晚以生锈的铁钉为床铺，并且强迫自己忍饥挨饿，毫无做戏的成分。尽管他在世时十分有名，并且有望被封为圣徒，但他在六十三岁逝世时却引起了另一种轰动。在他的葬礼前的守夜仪式上，无数哀悼者来到圣梅达尔教堂，其中有许多是教士，据说这些人从他的遗体上取走了指甲和头发，将其当作圣物保存下来或是出售给他人。[47]但是，真正壮观的一幕发生在第二天出席人数众多的葬礼上，当时，一位老妪吵闹着打断了追悼式，并且宣称她常年瘫痪的一只手臂突然恢复了知觉。[48]一夜之间，弗朗索瓦·德·帕里斯的坟墓从一个纪念性地点变成了人们寻求类似的治愈疾病的妙方而朝圣的地标。[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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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索瓦·德·帕里斯，版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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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梅达尔公墓及其周围环境很快就散发出了一种狂欢的味道。每一天，从清晨到日落，一众病痛缠身、不久于世的人们，无论等级出身，基本都是詹森派的信徒，他们将弗朗索瓦·德·帕里斯那用黑色大理石制成的墓碑团团围住。其中，幸运地获得了治病良方的人开始惊厥、抽搐，同时伴随着高声呻吟、颤抖和尖叫。[50]在一开始的五年间，超过一百人宣称他们在圣梅达尔墓地感受到了上帝的治愈之力。[51]前来观看这一奇观的人数高达数千人，富有创业精神的商人甚至开始在现场租椅子给好奇的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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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弗朗索瓦·德·帕里斯墓前的信徒和“惊厥者”，版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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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8世纪30年代初期，路易十五对这类事件终于忍无可忍，继而要求锁闭墓地的各个大门。尽管“惊厥者”并不是一群风趣幽默的人，但其中一个支持者明显很懂得反讽，他在铁门上挂上了一个标牌，上面写道：“国王有令，上帝不得在此显圣。”[52]国王的禁令没有终止这一运动，反而使其潜入地下并且催生了更加暴力的自罚行为，信徒们借此显示自身的低微和对上帝的忠诚。除了将钉子敲入皮肉，他们还对女性（受害的总是她们）进行了各种恐怖的折磨，包括双脚踩在她们的脖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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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德罗在《哲学思想录》中描述“神圣的暴力”时，提到的正是这个令人心惊的例子。尽管他的书没有序言也没有介绍背景，但他的读者很清楚他讲的是什么。那是女性们为了侍奉上帝，身体被撕裂，发出毛骨悚然的惨叫：[53]“那样的声音！那样的叫喊！那样的呻吟叹息！是谁把这些悲泣的人关在这些牢狱中的呢？这些不幸的人犯了什么罪呢？一些人用石头敲击着自己的胸膛；另外一些用铁爪撕扯着自己的身体；他们眼里满是悔恨、痛苦和死亡的影子。”[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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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样的场景，狄德罗提出了一系列尖锐的问题。一个对人类关怀备至的上帝怎么可能罚这些人承受如此的折磨？上帝怎么会从中获得快乐？接下来的思考将这些控诉进一步扩大化。在指责不通人情的上帝激发了这样的暴行之后，狄德罗公开质疑，为什么这个全能的存在只关心其忠实的信奉者的福祉，却对每天死去的万千其他人不管不顾：“就有些人描绘出的上帝的形象来看，就上帝容易发怒的倾向来看，就祂任由其毁灭的与祂愿意拯救的人数之间巨大差距来看，最正直的人是会希望祂不存在的。”[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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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下这些句子的同时，狄德罗可能想到了他那夭折已有一年的女儿。但无论他的这种爆发的原因何在，这一段话都是全书中最感人至深的。除了拒绝相信基督教鼓吹的那种“痛苦和折磨是我们在人世中最崇高的职责”的想法之外，狄德罗还宣布，他（以及我们）有权利把自己从上帝反复无常的意愿中解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