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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人们》中的一个场景，1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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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利索在剧中将这四位哲人挨个痛斥了一番。在一场尤其滑稽的场景中，达米斯的贴身仆从克里斯潘（由著名的演员普雷韦尔扮演）装作一个旅行中的奉行卢梭信条的哲人。他像动物一样爬上舞台，用讽刺的语气讲述了卢梭对人类自然状态的赞美，宣布自己决定返回到人类最原始的状态。最好笑的一幕是克里斯潘假扮的哲人从兜里掏出一把生菜，一口咬了下去（18世纪的法国人是不生吃蔬菜的）。帕利索在处理狄德罗在剧中的角色多尔蒂迪乌斯时更加不留情面。除了将其认定为“这个小团体的领导人”、纵容他的信徒超越了“他们像昆虫一样低微的地位”之外，帕利索还恶毒地攻击这位哲人，说他是一个没有天分的作家，没有原则的骗子，以自我为中心的无赖和不知羞耻的剽窃者。[17]在剧中的某一时刻，帕利索甚至让代表狄德罗的角色承认了自己反爱国主义的态度：“我一点儿也不在乎我的国家/真正的智者是世界公民”；而当时的法国正深陷与英国和普鲁士的七年战争之中。[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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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出戏引发的轩然大波终于在1760年夏天逐渐平息下来。实际上，公众最开始对帕利索的剧作的强烈兴趣渐渐变了味儿。观众们一开始很享受这出讽刺剧目，但所有观看了剧目或者阅读了剧本的人都知道这出戏剧违反了法国戏剧的根本原则：剧作家有权嘲讽一类职业，甚至嘲讽我们现在所说的某一个社会阶层，但攻击某个人就犯规了。是年秋天，对帕利索的激烈反击终于让狄德罗松了一口气。他写道：“六个月前，《哲人们》逗得人们喘不过气来。现在这部剧目在哪里？它在深渊底部，那里时刻准备着迎接毫无新意、没有道德准则的作品，还为其作者准备好了他应该承受的耻辱。”[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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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12月，狄德罗收到了一个更好的消息：《一家之主》成为法兰西喜剧院的常规剧目。次年2月21日，该剧终于上演，迎来了大量热情的观众。狄德罗过于紧张和兴奋，难以亲自观看首演，于是请朋友将演出情况转告给他。第三晚的演出比前两晚更加成功，结束之后，狄德罗终于能够告诉自己，他的这个作品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因此得意扬扬，立刻写信给当时法国公认的最伟大的戏剧家伏尔泰（此时这两位哲人还未见过彼此）。狄德罗的信还算谦虚——也许是假装谦虚——但当提到在很多次谢幕的过程中，观众席中有人高喊“好一个对《哲人们》的回应”时，他的字里行间充满了满足和喜悦。[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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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狄德罗高兴得过早了。他从巴黎寄往伏尔泰在费内的庄园的信还没寄到，这出剧目的上座率就开始下降了。到了第六场演出，来看戏的观众都没能坐满剧场的一半。演了七场后，《一家之主》就从法兰西喜剧院的节目单上消失了。尽管这样的成绩还算不错，狄德罗原本希望的却是无可置疑的胜利。让这个令人失望的结果雪上加霜的是，狄德罗得知，与自己反目成仇的朋友卢梭刚刚发表了将会成为18世纪最畅销小说的《朱莉，或新爱洛伊斯》。[21]这部书信体小说成功地讲述了一个年轻敏感的教师圣普勒与他美丽的学生朱莉之间的爱情悲剧，这部作品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印刷商们几乎都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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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德罗似乎没有沉溺于沮丧的情绪。但如果说有什么事情一直让他无法释怀的话，那就是《哲人们》伤害了他的自尊。1761年春，他坐在自己位于塔兰内路上的书桌边，开始创作一个讽刺作品，目的在于攻击《哲人们》背后的巴黎社交圈那些卑鄙的成员，这些人不但包括像帕利索这样有政治动机的作家，还有保守派贵族、政客、神职人员和银行家，他们都推崇反哲人的计划。狄德罗将这个作品称为《第二讽刺对话》；根据狄德罗潦草地写在手稿上方的标题，我们现在将这个戏剧化的对话称为《拉摩的侄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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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对话”的开头，狄德罗（他在文中的角色被称作“我”）向读者介绍了1761年的自己。这位四十八岁的作家心满意足地坐在巴黎皇家宫殿花园中的长椅上，身穿有些破旧的夹克、薄薄的马甲、毛织长袜（而非丝袜）、笨拙的鞋，头戴一顶过时的假发。[23]他告诉读者，自己当时正像往常一样，专心致志地看着一群引诱者追逐着在花园的道路和小径上往来穿梭的交际花和妓女。这位中年的哲人已经过了四处拈花惹草的年纪，他默默地想着，这些恋爱中的男女让他想起了自己思想是如何随着冲动任意漂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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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个习惯，每天下午五点，都要到皇家花园中走走，无论天气如何。你看，那个人就是我，总是一个人坐在德·阿尔让松的长椅上做着白日梦。我和自己谈论政治、爱情、品位和哲学。我让头脑自由地徜徉。我让它成为主人，让它追随着浮现在它面前的第一个念头，无论好坏，让它像我们国家中年轻的浪荡公子一样，去追逐富瓦小道上的一个轻浮、漂亮、眼睛闪闪发光、鼻梁扁塌塌的交际花，转眼又换一个追逐的对象，尾随着每一个，却不缠着任何一个。对我来说，思想就是我追逐的荡妇。[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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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思想上的放荡不羁——不分思想的高低、好坏、疯狂或慎重——打开了与让-弗朗索瓦·拉摩这样一个怪人对话的一扇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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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数当时的记述都把真实的让-弗朗索瓦·拉摩描绘成一个一事无成，有点疯疯癫癫，令其家人大失所望的人。他出生于1716年，当时小狄德罗才三岁，是第戎的一位很受尊敬的管风琴演奏者的儿子。他先在军中服役了一阵子，后来又当了一段时间的神父，之后决定跟随家庭传统，成为一名乐师。到了三十岁，他从第戎搬到巴黎，希望能从他的伯父让-菲利普·拉摩（1683—1764）的名气和影响中得益。但是，生活在法国巴洛克音乐最负盛名的理论家和作曲家之一的阴影下比他预期的要困难得多。相比之下，让-弗朗索瓦·拉摩才华平庸，无法达到家族的标准，最终只能靠授课和举办独奏会勉强度日，并且利用自己的音乐才能为帕利索以及迅速发展的反对百科全书运动服务。[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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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最能为拉摩赢得名声的不是他的乐师生涯，而是他的行为举止。他在搬到首都几年之后就制造了一个丑闻，这一天，他强行冲上巴黎歌剧院的舞台，和一名导演大声对骂起来。[26]拉摩拒绝离开，继而因“制造混乱和侮辱他人”被捕，并被判处几周的监禁，关押地点在勒维克堡监狱，这里的犯人一般是犯了重罪的演员。[27]他的伯父因此很不高兴。这件事发生后不久，这位成功的作曲家就写信给国务大臣，请求其将自己的侄子强行送上商船，运到法国的殖民地去（这个请求没有获得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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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间，经常身无分文且处于无业状态的拉摩在各个咖啡馆中出尽了洋相。一位编年史学家记载，拉摩很喜欢到处宣扬一个观点，说我们做的所有事，无论是无私的见义勇为，还是伟大的科学发现，都只不过是填饱肚皮的方法：在他看来，这个世界是根据“咀嚼的法则”来运转的。[28]甚至连他最亲密的朋友都认为他的观点和行为过于古怪。他的一位第戎同乡作家雅克·卡佐特形容说，拉摩“从来不说他想说的话，也不说别人想让他说的话，但他总是说他和你都想不到的话；而且，你们两个人都会爆发出笑声，完全搞不明白他到底说了些什么！”[29]到了18世纪60年代中期，巴黎图书商出版的旅行指南将拉摩指认为巴黎的头号傻瓜。[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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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是让-弗朗索瓦·拉摩的线条肖像画的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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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61年，将拉摩作为他的讽刺作品的主角，对狄德罗来说一定是一个充满了灵感的卓越选择。要想明确地指出帕利索和他身边那群恶毒的诽谤者道德上的垮台，还有比与这个团体中最令人作呕、最不同寻常的成员对话更好的方法吗？然而，在此后的二十年中，狄德罗在写作过程中不断修改自己的手稿，拉摩这个角色也超越了狄德罗最初的预想。一开始，狄德罗设计这个角色是为了把他当作替罪羊，而这个角色（在对话中被称为“他”）最终将困扰狄德罗最深的怀疑用最响亮的声音讲了出来。等到他完成了这本奇怪的作品，狄德罗明白自己达成了一个里程碑式的成就。他创造了一个新的文学类型，让他得以严厉地审视自己最稳固的信仰，而且还让人们认识到哲学可以远超一套确定无疑的思想。哲学可以获得生命，扭转自己，包含与自身相矛盾的根源，并成为表现人类头脑复杂性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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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摩的侄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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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想象出来的会面中，狄德罗（文中的“我”）在皇家宫殿附近著名的摄政咖啡馆撞见了拉摩（文中的“他”）。拉摩一脸倒霉相。他最近刚刚被驱逐出一座奢华的城市住宅，他原本在那里为人提供低俗的娱乐节目，以换取每月的一点儿生活费和伙食。“我”在向读者描述“他”时表示自己一般不会搭理这么一个怪人——这个语气或许比狄德罗本人的语气还要势利一点儿。不过，“我”同时也承认自己尊重不循规蹈矩的拉摩在谈及其懒惰、贪婪和胆小时表现出的诚实。[31]“我”接着说，像“他”一样的人拥有真正的财富：这种人能够让那些愿意花时间与他们对话的人摆脱束缚。拉摩这类人强调了“教育、社会传统、行为规范灌输给我们的一成不变有多么恼人”，并尝试打破这种一成不变，[32]他们就好像“一小撮酵母”，在我们周围发酵，让真理得以释放出来。[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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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下午，“我”和“他”开始了一场完全没有禁忌的对话，针锋相对地讨论了许多话题。他们探讨了天赋，意大利音乐和法国音乐之间的不同，儿童教育，以及哲学是否应该在社会中拥有一席之地，应当在社会中扮演什么角色。在每一场辩论中，尤其是在谈论到道德这一重要问题时，“他”好像是狄德罗的辩论对手，将狄德罗自己的哲学信仰，尤其是他的唯物主义转移到自己手中，作为挑战狄德罗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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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并不是狄德罗作品中的第一个唯物主义或无神主义人物。在他最早的几部哲学作品中，包括《哲学思想录》和《论盲人的书简》，狄德罗想象出了几个反宗教的角色，他们与基督教教徒或者是信仰自然神论的人（或自然神论本身）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然而，狄德罗在《拉摩的侄儿》中，采用了完全不同的设计，他展示了一场发生在两个唯物主义者之间的思想争论，双方都默认物质是宇宙中的唯一材料，灵魂不死是个迷思，上帝以及死后的生活都是童话故事。简单来说，“他”和“我”没有在争论甚至是讨论他们的无神论上浪费时间。他们深度思考的是人们对唯物主义的恐惧引发的重大问题。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道德的基础还存在吗？人还可能拥有美德吗？而且，如果有能够把人类与缺乏道德准则和潜在的残酷的动物世界中区别开来的东西的话，这种东西又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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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现实生活中的狄德罗一样，文中的“我”拼尽全力，试图将道德从这样的唯物主义世界观造成的危险中挽救出来。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坚持认为所有人类——甚至包括“他”在内——都无法逃避善行的美对人的吸引。这个想法是狄德罗思想中最理想主义和最具有生命力的一点。从他开始翻译沙夫茨伯里作品的那天起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位哲人从未怀疑过人类本性中的善，从未怀疑自然和普世的道德是可能存在的。他相信，成为有美德的人不只是因为两千年前某些人在卷轴上随便写下了某些指导方法，还因为道德行为本身是具有美感的，是真、善、美这个世俗的三位一体的自然延伸。[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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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则从更偏向享乐主义的角度阐释了人类的处境，以此反驳了“我”的乐观主义。他问道，既然这个世界就像一场自助餐，无限制地向人们供应各种享受，不需要克己和自我牺牲，人为什么要通过做善事这样的麻烦方法来获得满足呢？如果说真的有哪种生活方式值得人效仿的话，那肯定不是不切实际的哲学家的生活方式；相反，人们应当学习福堡圣热尔曼的富有的银行家，他们崇拜金钱，每天躺在长椅上，在陈设讲究的城市豪宅中喝着“美酒”，不停地往嘴里塞着“精美的小食”，和“漂亮的女人”厮混，睡在“软得不行的床上”。[35]“我”认为人应当以为后世创造一个有尊严和准则的未来为目标，“他”则拒绝了这个利他主义的观点，明确指出人每天的目标应当是寻求即刻的满足，从满足口腹之欲开始。在“他”看来，一个人能衡量自身存在水平的最好办法就是每天晚上算算在一天中“轻松、自在、开心且充分地排便的次数。Ô stercus pretiosum！”[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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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这个不文明的拉丁短语——我们可以将其翻译为“啊，充满欢乐的粪便”——是对拉摩的哲学（或反哲学）的精彩总结。但“他”的道德准则并不单纯是对奢靡享乐、沉溺酒色的生活的赞颂。尽管“他”否认自己是位哲人，“他”却经常像哲人一样攻击“我”相信的难以达到的规范化道德标准，所有这些在“他”看来不仅是不切实际的幻觉，而且根本是不公平的。“他”完全满足于保持“一个游手好闲、贪婪的猪，一个胆小鬼，一个真正的混账”的状态，而眼前的这位哲人竟敢将这样乏味的哲学系统强加在“他”身上。[37]更加具有说服力的是，“他”号称自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并非出于其自身的选择；他得到的教养和我们现在所说的基因结构决定了他的命运。为了证明这一点，“他”诊断出了两个将他引上堕落之路的生理结构上的异常情况。第一个，他认为自己身体中的“道德纤维组织”无法正常工作，或者说完全缺乏，这使得他无法看到美德所具有的所谓魅力。第二个是拉摩家族臭名昭著的“迟钝的父系遗传分子颗粒”，这种天生的秉性让拉摩家族中的男性铁石心肠、毫无道德意识。[38]根据拉摩的说法，这个基因上的差错也很明显地体现在他儿子的身上：“他已经是一个贪婪、两面三刀、爱偷窃、懒惰的骗子了。我担心［这个分子］是我们家族历来就有的”。[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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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拉摩家族似乎对普世的人类价值有可能存在这个想法感到恼怒。“他”像一个收藏家一样，将自身天生的道德堕落视若珍宝，不仅愿意为这些缺陷负责，还靠它们在社会中牟利。他用大量的篇幅讨论了他的策略，这是某种涓滴经济学，不过是站在被欺压的人的立场上来解释的。“他”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自己作为寄生虫和马屁精的角色，炫耀自己如何从有钱人身上揩油——迎合他们的自负心理，给他们的孩子当家教（经常教得很差），拿着他们的钱，吃着他们的饭。“他”对这个狗咬狗的世界的这些惊人的观察让人想起了霍布斯，同时又预示了卡尔·马克思的理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出现。从“他”的角度来看，巴黎的生活基本上就是不同等级之间的大型冲突，是一种能让人联想起世界上的各种动物斗狠的战争。用“他”的话来说，自然界中的“所有物种都是靠捕食其他物种为生；在社会中，不同地位的人也是如此”。[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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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摩的侄儿》的尾声，“他”将“我”信仰的充满慈善的人文主义，以及后来被称为“启蒙运动”的哲学思想撕了个粉碎。“他”贬斥了美德、友谊、国家、对儿童的教育和在社会中获得一个有意义的位置的想法，认为这一切只是人类的虚荣和希望他人更喜爱自己的那种污秽、自恋的愿望。他提出，无论是谁，所有的人都是腐化堕落的，他们表演着各种滑稽可笑的事情，以此来获取他们想要的东西、占周围人的便宜。“他”和我们唯一的区别在与“他”诚实地面对自己的角色，而我们是虚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