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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思想上的放荡不羁——不分思想的高低、好坏、疯狂或慎重——打开了与让-弗朗索瓦·拉摩这样一个怪人对话的一扇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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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数当时的记述都把真实的让-弗朗索瓦·拉摩描绘成一个一事无成，有点疯疯癫癫，令其家人大失所望的人。他出生于1716年，当时小狄德罗才三岁，是第戎的一位很受尊敬的管风琴演奏者的儿子。他先在军中服役了一阵子，后来又当了一段时间的神父，之后决定跟随家庭传统，成为一名乐师。到了三十岁，他从第戎搬到巴黎，希望能从他的伯父让-菲利普·拉摩（1683—1764）的名气和影响中得益。但是，生活在法国巴洛克音乐最负盛名的理论家和作曲家之一的阴影下比他预期的要困难得多。相比之下，让-弗朗索瓦·拉摩才华平庸，无法达到家族的标准，最终只能靠授课和举办独奏会勉强度日，并且利用自己的音乐才能为帕利索以及迅速发展的反对百科全书运动服务。[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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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最能为拉摩赢得名声的不是他的乐师生涯，而是他的行为举止。他在搬到首都几年之后就制造了一个丑闻，这一天，他强行冲上巴黎歌剧院的舞台，和一名导演大声对骂起来。[26]拉摩拒绝离开，继而因“制造混乱和侮辱他人”被捕，并被判处几周的监禁，关押地点在勒维克堡监狱，这里的犯人一般是犯了重罪的演员。[27]他的伯父因此很不高兴。这件事发生后不久，这位成功的作曲家就写信给国务大臣，请求其将自己的侄子强行送上商船，运到法国的殖民地去（这个请求没有获得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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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间，经常身无分文且处于无业状态的拉摩在各个咖啡馆中出尽了洋相。一位编年史学家记载，拉摩很喜欢到处宣扬一个观点，说我们做的所有事，无论是无私的见义勇为，还是伟大的科学发现，都只不过是填饱肚皮的方法：在他看来，这个世界是根据“咀嚼的法则”来运转的。[28]甚至连他最亲密的朋友都认为他的观点和行为过于古怪。他的一位第戎同乡作家雅克·卡佐特形容说，拉摩“从来不说他想说的话，也不说别人想让他说的话，但他总是说他和你都想不到的话；而且，你们两个人都会爆发出笑声，完全搞不明白他到底说了些什么！”[29]到了18世纪60年代中期，巴黎图书商出版的旅行指南将拉摩指认为巴黎的头号傻瓜。[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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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是让-弗朗索瓦·拉摩的线条肖像画的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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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61年，将拉摩作为他的讽刺作品的主角，对狄德罗来说一定是一个充满了灵感的卓越选择。要想明确地指出帕利索和他身边那群恶毒的诽谤者道德上的垮台，还有比与这个团体中最令人作呕、最不同寻常的成员对话更好的方法吗？然而，在此后的二十年中，狄德罗在写作过程中不断修改自己的手稿，拉摩这个角色也超越了狄德罗最初的预想。一开始，狄德罗设计这个角色是为了把他当作替罪羊，而这个角色（在对话中被称为“他”）最终将困扰狄德罗最深的怀疑用最响亮的声音讲了出来。等到他完成了这本奇怪的作品，狄德罗明白自己达成了一个里程碑式的成就。他创造了一个新的文学类型，让他得以严厉地审视自己最稳固的信仰，而且还让人们认识到哲学可以远超一套确定无疑的思想。哲学可以获得生命，扭转自己，包含与自身相矛盾的根源，并成为表现人类头脑复杂性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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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摩的侄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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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想象出来的会面中，狄德罗（文中的“我”）在皇家宫殿附近著名的摄政咖啡馆撞见了拉摩（文中的“他”）。拉摩一脸倒霉相。他最近刚刚被驱逐出一座奢华的城市住宅，他原本在那里为人提供低俗的娱乐节目，以换取每月的一点儿生活费和伙食。“我”在向读者描述“他”时表示自己一般不会搭理这么一个怪人——这个语气或许比狄德罗本人的语气还要势利一点儿。不过，“我”同时也承认自己尊重不循规蹈矩的拉摩在谈及其懒惰、贪婪和胆小时表现出的诚实。[31]“我”接着说，像“他”一样的人拥有真正的财富：这种人能够让那些愿意花时间与他们对话的人摆脱束缚。拉摩这类人强调了“教育、社会传统、行为规范灌输给我们的一成不变有多么恼人”，并尝试打破这种一成不变，[32]他们就好像“一小撮酵母”，在我们周围发酵，让真理得以释放出来。[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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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下午，“我”和“他”开始了一场完全没有禁忌的对话，针锋相对地讨论了许多话题。他们探讨了天赋，意大利音乐和法国音乐之间的不同，儿童教育，以及哲学是否应该在社会中拥有一席之地，应当在社会中扮演什么角色。在每一场辩论中，尤其是在谈论到道德这一重要问题时，“他”好像是狄德罗的辩论对手，将狄德罗自己的哲学信仰，尤其是他的唯物主义转移到自己手中，作为挑战狄德罗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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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并不是狄德罗作品中的第一个唯物主义或无神主义人物。在他最早的几部哲学作品中，包括《哲学思想录》和《论盲人的书简》，狄德罗想象出了几个反宗教的角色，他们与基督教教徒或者是信仰自然神论的人（或自然神论本身）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然而，狄德罗在《拉摩的侄儿》中，采用了完全不同的设计，他展示了一场发生在两个唯物主义者之间的思想争论，双方都默认物质是宇宙中的唯一材料，灵魂不死是个迷思，上帝以及死后的生活都是童话故事。简单来说，“他”和“我”没有在争论甚至是讨论他们的无神论上浪费时间。他们深度思考的是人们对唯物主义的恐惧引发的重大问题。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道德的基础还存在吗？人还可能拥有美德吗？而且，如果有能够把人类与缺乏道德准则和潜在的残酷的动物世界中区别开来的东西的话，这种东西又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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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现实生活中的狄德罗一样，文中的“我”拼尽全力，试图将道德从这样的唯物主义世界观造成的危险中挽救出来。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坚持认为所有人类——甚至包括“他”在内——都无法逃避善行的美对人的吸引。这个想法是狄德罗思想中最理想主义和最具有生命力的一点。从他开始翻译沙夫茨伯里作品的那天起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位哲人从未怀疑过人类本性中的善，从未怀疑自然和普世的道德是可能存在的。他相信，成为有美德的人不只是因为两千年前某些人在卷轴上随便写下了某些指导方法，还因为道德行为本身是具有美感的，是真、善、美这个世俗的三位一体的自然延伸。[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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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则从更偏向享乐主义的角度阐释了人类的处境，以此反驳了“我”的乐观主义。他问道，既然这个世界就像一场自助餐，无限制地向人们供应各种享受，不需要克己和自我牺牲，人为什么要通过做善事这样的麻烦方法来获得满足呢？如果说真的有哪种生活方式值得人效仿的话，那肯定不是不切实际的哲学家的生活方式；相反，人们应当学习福堡圣热尔曼的富有的银行家，他们崇拜金钱，每天躺在长椅上，在陈设讲究的城市豪宅中喝着“美酒”，不停地往嘴里塞着“精美的小食”，和“漂亮的女人”厮混，睡在“软得不行的床上”。[35]“我”认为人应当以为后世创造一个有尊严和准则的未来为目标，“他”则拒绝了这个利他主义的观点，明确指出人每天的目标应当是寻求即刻的满足，从满足口腹之欲开始。在“他”看来，一个人能衡量自身存在水平的最好办法就是每天晚上算算在一天中“轻松、自在、开心且充分地排便的次数。Ô stercus pretiosum！”[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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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这个不文明的拉丁短语——我们可以将其翻译为“啊，充满欢乐的粪便”——是对拉摩的哲学（或反哲学）的精彩总结。但“他”的道德准则并不单纯是对奢靡享乐、沉溺酒色的生活的赞颂。尽管“他”否认自己是位哲人，“他”却经常像哲人一样攻击“我”相信的难以达到的规范化道德标准，所有这些在“他”看来不仅是不切实际的幻觉，而且根本是不公平的。“他”完全满足于保持“一个游手好闲、贪婪的猪，一个胆小鬼，一个真正的混账”的状态，而眼前的这位哲人竟敢将这样乏味的哲学系统强加在“他”身上。[37]更加具有说服力的是，“他”号称自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并非出于其自身的选择；他得到的教养和我们现在所说的基因结构决定了他的命运。为了证明这一点，“他”诊断出了两个将他引上堕落之路的生理结构上的异常情况。第一个，他认为自己身体中的“道德纤维组织”无法正常工作，或者说完全缺乏，这使得他无法看到美德所具有的所谓魅力。第二个是拉摩家族臭名昭著的“迟钝的父系遗传分子颗粒”，这种天生的秉性让拉摩家族中的男性铁石心肠、毫无道德意识。[38]根据拉摩的说法，这个基因上的差错也很明显地体现在他儿子的身上：“他已经是一个贪婪、两面三刀、爱偷窃、懒惰的骗子了。我担心［这个分子］是我们家族历来就有的”。[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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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拉摩家族似乎对普世的人类价值有可能存在这个想法感到恼怒。“他”像一个收藏家一样，将自身天生的道德堕落视若珍宝，不仅愿意为这些缺陷负责，还靠它们在社会中牟利。他用大量的篇幅讨论了他的策略，这是某种涓滴经济学，不过是站在被欺压的人的立场上来解释的。“他”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自己作为寄生虫和马屁精的角色，炫耀自己如何从有钱人身上揩油——迎合他们的自负心理，给他们的孩子当家教（经常教得很差），拿着他们的钱，吃着他们的饭。“他”对这个狗咬狗的世界的这些惊人的观察让人想起了霍布斯，同时又预示了卡尔·马克思的理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出现。从“他”的角度来看，巴黎的生活基本上就是不同等级之间的大型冲突，是一种能让人联想起世界上的各种动物斗狠的战争。用“他”的话来说，自然界中的“所有物种都是靠捕食其他物种为生；在社会中，不同地位的人也是如此”。[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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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摩的侄儿》的尾声，“他”将“我”信仰的充满慈善的人文主义，以及后来被称为“启蒙运动”的哲学思想撕了个粉碎。“他”贬斥了美德、友谊、国家、对儿童的教育和在社会中获得一个有意义的位置的想法，认为这一切只是人类的虚荣和希望他人更喜爱自己的那种污秽、自恋的愿望。他提出，无论是谁，所有的人都是腐化堕落的，他们表演着各种滑稽可笑的事情，以此来获取他们想要的东西、占周围人的便宜。“他”和我们唯一的区别在与“他”诚实地面对自己的角色，而我们是虚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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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的所有证据都显示，狄德罗从没有将未发表的《拉摩的侄儿》读给任何除了他的朋友格林以外的人听。在所有用法语创作的作品中，这个对话表达的愤世嫉俗的观点最令人忐忑不安，而且其中还包含了对法国的音乐家、政治家和金融家的一系列羞辱，这样的言论本来会使其作者直接被关进巴士底狱。举个例子，狄德罗在描述帕利索时，说后者“让腐化堕落达到了一个新的深度，仅仅为了取乐就强迫其朋友放弃了宗教信仰，偷窃朋友和同事的财产，完全没有信仰、原则和情感，为了金钱不择手段，简直无恶不作”。[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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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只是狄德罗没有让《拉摩的侄儿》传播开来最显而易见的原因。更令人忧虑的是这个文本批驳了狄德罗本人作为哲人的角色，而且还否认了理性和哲学所具有的力量和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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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时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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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狄德罗不愿意将《拉摩的侄儿》与他的同代人分享，他在18世纪80年代还是把这个对话的手稿版本交给了抄写员以制作副本。完成后的副本一份送到了狄德罗的女儿手中，另一份交给了格林，还有一份随狄德罗的其他手稿一起，送到了叶卡捷琳娜大帝所在的圣彼得堡。最后的这个副本成为三个副本中第一个重见天日的，时间大约在1800年或1801年，当时一位名叫马克西米利安·克林格尔的德国藏书家正在冬宫的埃尔米塔日图书馆中搜寻藏品；当他看到狄德罗的这部一度佚失的讽刺作品时，他知道自己找到了重要的文献，于是迅速将其秘密复制了一份。几个月后，这份手稿终于被送往德国，最终到了诗人、哲学家、剧作家弗雷德里希·席勒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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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几年之前就阅读过狄德罗的一些没有发表的作品，甚至将一部分作品翻译成德语。他非常喜欢这个机智幽默的对话。读完不久，他就将手稿转交给了他长期以来的同事和朋友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这个一直不为人知的作品令歌德感到十分惊艳，他说自己从没读到过比《拉摩的侄儿》“更粗鲁却又克制，更才华横溢和大胆，更能通过不讲道德的方式讲道德”的作品。[42]在读到这个作品的同一年，即1804年末，歌德开始将狄德罗的手稿翻译成德语。[43]据他向席勒解释，这个过程超出了他的预期：“一开始，你走进水中，以为自己完全可以蹚水过去，但水很快就越来越深，最后只能游起泳来。”[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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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拉摩的侄儿》比喻成炸弹的话，这个炸弹有一条很长的引线。一开始，人们知道的唯一的法语手稿——歌德的1805年德语译文所使用的原文——在歌德完成翻译不久后就消失了。大约十五年后，巴黎出版业的几个无耻之徒为了发家致富，想出了一个跟让-弗朗索瓦·拉摩的人生哲学一样低劣的主意。他们把歌德翻译的德语版《拉摩的侄儿》回译成法语，并在出版时声称这就是佚失许久的原版法语手稿。这个1821年的版本出版后不久，读者就斥责其为欺骗行为，特别是范德尔夫人，当时她父亲一直没有出版的手稿已经在她手中珍藏了近四十年。但是，为了维护家族的荣誉，她很快克服了自己的犹豫心理，决定发表这部名声不佳的作品。1823年，她同意出版经过删减的、更文雅的《拉摩的侄儿》。尽管这个版本比从德语译本回译过来的那一版更加准确，但此后的七十年间，人们仍然无法完全确定这个作品是否为原版。这个情况直到1890年才发生了改变，这一年，乔治·蒙瓦尔在萨纳河畔的旧书摊上翻阅书籍时偶然发现了一版《拉摩的侄儿》（标题为《第二讽刺对话》），笔迹明显是狄德罗的。这个珍贵的原版手稿如今被珍藏在纽约市皮尔庞特·摩根图书馆的保险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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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德罗创作《拉摩的侄儿》，是因为他愿意用严厉的目光审视自己的信仰，和他质疑宗教信仰时一样。想要将这个超出道德范畴的试验与狄德罗其他作品（以及他的人生）相调和并不容易。到底是怎样一位作家，既创作了催人泪下的资产阶级戏剧——这些有教化作用的剧作是为启迪和提升其他法国公民的精神层次而设计的——同时又和弗兰肯斯坦[45]一样创造出了一个彻底击败了其创造者最珍视的思想的怪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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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矛盾点恰恰体现了这部作品的天才之处。《拉摩的侄儿》歌颂了个人拒绝一切不容许质疑的存在、妨碍自由生活的世界观的权利，无论这种世界观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现在看来，这个赞歌极具现代性，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这本书对道德和真理几近于后现代的理解。狄德罗非常清楚他创作出来的是怎样一种作品，于是将这部手稿和许多其他没有发表的作品一起锁进了柜子。但是，“我”和“他”之间的这个充满活力的对话对我们理解狄德罗的写作事业的后半部分来说至关重要。就在我们的眼前，狄德罗逐渐超越了哲学家、百科全书派和煽情戏剧作者的角色。尽管他欣然接受了自己作为一位哲人的职责，继续领导着一群公共知识分子不断努力从理性的角度来阐释人类的存在和知识，但他也学会了如何将自己复杂、充满冲突的思想表达出来，并且给更加无拘无束的观点和思想找到了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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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德罗很快将这个方法应用到他所思考的其他领域，尤其是在18世纪60年代，这一时期的狄德罗已成为18世纪最有前瞻性的艺术评论家。在这个方面，与《拉摩的侄儿》的情况相同，狄德罗最终认识到，探讨艺术话题的最佳方法，不是对眼前的绘画作品进行描述和品评，而是花点儿时间展开一场与自己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