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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则从更偏向享乐主义的角度阐释了人类的处境，以此反驳了“我”的乐观主义。他问道，既然这个世界就像一场自助餐，无限制地向人们供应各种享受，不需要克己和自我牺牲，人为什么要通过做善事这样的麻烦方法来获得满足呢？如果说真的有哪种生活方式值得人效仿的话，那肯定不是不切实际的哲学家的生活方式；相反，人们应当学习福堡圣热尔曼的富有的银行家，他们崇拜金钱，每天躺在长椅上，在陈设讲究的城市豪宅中喝着“美酒”，不停地往嘴里塞着“精美的小食”，和“漂亮的女人”厮混，睡在“软得不行的床上”。[35]“我”认为人应当以为后世创造一个有尊严和准则的未来为目标，“他”则拒绝了这个利他主义的观点，明确指出人每天的目标应当是寻求即刻的满足，从满足口腹之欲开始。在“他”看来，一个人能衡量自身存在水平的最好办法就是每天晚上算算在一天中“轻松、自在、开心且充分地排便的次数。Ô stercus pretiosum！”[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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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这个不文明的拉丁短语——我们可以将其翻译为“啊，充满欢乐的粪便”——是对拉摩的哲学（或反哲学）的精彩总结。但“他”的道德准则并不单纯是对奢靡享乐、沉溺酒色的生活的赞颂。尽管“他”否认自己是位哲人，“他”却经常像哲人一样攻击“我”相信的难以达到的规范化道德标准，所有这些在“他”看来不仅是不切实际的幻觉，而且根本是不公平的。“他”完全满足于保持“一个游手好闲、贪婪的猪，一个胆小鬼，一个真正的混账”的状态，而眼前的这位哲人竟敢将这样乏味的哲学系统强加在“他”身上。[37]更加具有说服力的是，“他”号称自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并非出于其自身的选择；他得到的教养和我们现在所说的基因结构决定了他的命运。为了证明这一点，“他”诊断出了两个将他引上堕落之路的生理结构上的异常情况。第一个，他认为自己身体中的“道德纤维组织”无法正常工作，或者说完全缺乏，这使得他无法看到美德所具有的所谓魅力。第二个是拉摩家族臭名昭著的“迟钝的父系遗传分子颗粒”，这种天生的秉性让拉摩家族中的男性铁石心肠、毫无道德意识。[38]根据拉摩的说法，这个基因上的差错也很明显地体现在他儿子的身上：“他已经是一个贪婪、两面三刀、爱偷窃、懒惰的骗子了。我担心［这个分子］是我们家族历来就有的”。[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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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拉摩家族似乎对普世的人类价值有可能存在这个想法感到恼怒。“他”像一个收藏家一样，将自身天生的道德堕落视若珍宝，不仅愿意为这些缺陷负责，还靠它们在社会中牟利。他用大量的篇幅讨论了他的策略，这是某种涓滴经济学，不过是站在被欺压的人的立场上来解释的。“他”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自己作为寄生虫和马屁精的角色，炫耀自己如何从有钱人身上揩油——迎合他们的自负心理，给他们的孩子当家教（经常教得很差），拿着他们的钱，吃着他们的饭。“他”对这个狗咬狗的世界的这些惊人的观察让人想起了霍布斯，同时又预示了卡尔·马克思的理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出现。从“他”的角度来看，巴黎的生活基本上就是不同等级之间的大型冲突，是一种能让人联想起世界上的各种动物斗狠的战争。用“他”的话来说，自然界中的“所有物种都是靠捕食其他物种为生；在社会中，不同地位的人也是如此”。[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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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摩的侄儿》的尾声，“他”将“我”信仰的充满慈善的人文主义，以及后来被称为“启蒙运动”的哲学思想撕了个粉碎。“他”贬斥了美德、友谊、国家、对儿童的教育和在社会中获得一个有意义的位置的想法，认为这一切只是人类的虚荣和希望他人更喜爱自己的那种污秽、自恋的愿望。他提出，无论是谁，所有的人都是腐化堕落的，他们表演着各种滑稽可笑的事情，以此来获取他们想要的东西、占周围人的便宜。“他”和我们唯一的区别在与“他”诚实地面对自己的角色，而我们是虚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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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的所有证据都显示，狄德罗从没有将未发表的《拉摩的侄儿》读给任何除了他的朋友格林以外的人听。在所有用法语创作的作品中，这个对话表达的愤世嫉俗的观点最令人忐忑不安，而且其中还包含了对法国的音乐家、政治家和金融家的一系列羞辱，这样的言论本来会使其作者直接被关进巴士底狱。举个例子，狄德罗在描述帕利索时，说后者“让腐化堕落达到了一个新的深度，仅仅为了取乐就强迫其朋友放弃了宗教信仰，偷窃朋友和同事的财产，完全没有信仰、原则和情感，为了金钱不择手段，简直无恶不作”。[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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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只是狄德罗没有让《拉摩的侄儿》传播开来最显而易见的原因。更令人忧虑的是这个文本批驳了狄德罗本人作为哲人的角色，而且还否认了理性和哲学所具有的力量和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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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时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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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狄德罗不愿意将《拉摩的侄儿》与他的同代人分享，他在18世纪80年代还是把这个对话的手稿版本交给了抄写员以制作副本。完成后的副本一份送到了狄德罗的女儿手中，另一份交给了格林，还有一份随狄德罗的其他手稿一起，送到了叶卡捷琳娜大帝所在的圣彼得堡。最后的这个副本成为三个副本中第一个重见天日的，时间大约在1800年或1801年，当时一位名叫马克西米利安·克林格尔的德国藏书家正在冬宫的埃尔米塔日图书馆中搜寻藏品；当他看到狄德罗的这部一度佚失的讽刺作品时，他知道自己找到了重要的文献，于是迅速将其秘密复制了一份。几个月后，这份手稿终于被送往德国，最终到了诗人、哲学家、剧作家弗雷德里希·席勒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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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几年之前就阅读过狄德罗的一些没有发表的作品，甚至将一部分作品翻译成德语。他非常喜欢这个机智幽默的对话。读完不久，他就将手稿转交给了他长期以来的同事和朋友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这个一直不为人知的作品令歌德感到十分惊艳，他说自己从没读到过比《拉摩的侄儿》“更粗鲁却又克制，更才华横溢和大胆，更能通过不讲道德的方式讲道德”的作品。[42]在读到这个作品的同一年，即1804年末，歌德开始将狄德罗的手稿翻译成德语。[43]据他向席勒解释，这个过程超出了他的预期：“一开始，你走进水中，以为自己完全可以蹚水过去，但水很快就越来越深，最后只能游起泳来。”[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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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拉摩的侄儿》比喻成炸弹的话，这个炸弹有一条很长的引线。一开始，人们知道的唯一的法语手稿——歌德的1805年德语译文所使用的原文——在歌德完成翻译不久后就消失了。大约十五年后，巴黎出版业的几个无耻之徒为了发家致富，想出了一个跟让-弗朗索瓦·拉摩的人生哲学一样低劣的主意。他们把歌德翻译的德语版《拉摩的侄儿》回译成法语，并在出版时声称这就是佚失许久的原版法语手稿。这个1821年的版本出版后不久，读者就斥责其为欺骗行为，特别是范德尔夫人，当时她父亲一直没有出版的手稿已经在她手中珍藏了近四十年。但是，为了维护家族的荣誉，她很快克服了自己的犹豫心理，决定发表这部名声不佳的作品。1823年，她同意出版经过删减的、更文雅的《拉摩的侄儿》。尽管这个版本比从德语译本回译过来的那一版更加准确，但此后的七十年间，人们仍然无法完全确定这个作品是否为原版。这个情况直到1890年才发生了改变，这一年，乔治·蒙瓦尔在萨纳河畔的旧书摊上翻阅书籍时偶然发现了一版《拉摩的侄儿》（标题为《第二讽刺对话》），笔迹明显是狄德罗的。这个珍贵的原版手稿如今被珍藏在纽约市皮尔庞特·摩根图书馆的保险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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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德罗创作《拉摩的侄儿》，是因为他愿意用严厉的目光审视自己的信仰，和他质疑宗教信仰时一样。想要将这个超出道德范畴的试验与狄德罗其他作品（以及他的人生）相调和并不容易。到底是怎样一位作家，既创作了催人泪下的资产阶级戏剧——这些有教化作用的剧作是为启迪和提升其他法国公民的精神层次而设计的——同时又和弗兰肯斯坦[45]一样创造出了一个彻底击败了其创造者最珍视的思想的怪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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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矛盾点恰恰体现了这部作品的天才之处。《拉摩的侄儿》歌颂了个人拒绝一切不容许质疑的存在、妨碍自由生活的世界观的权利，无论这种世界观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现在看来，这个赞歌极具现代性，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这本书对道德和真理几近于后现代的理解。狄德罗非常清楚他创作出来的是怎样一种作品，于是将这部手稿和许多其他没有发表的作品一起锁进了柜子。但是，“我”和“他”之间的这个充满活力的对话对我们理解狄德罗的写作事业的后半部分来说至关重要。就在我们的眼前，狄德罗逐渐超越了哲学家、百科全书派和煽情戏剧作者的角色。尽管他欣然接受了自己作为一位哲人的职责，继续领导着一群公共知识分子不断努力从理性的角度来阐释人类的存在和知识，但他也学会了如何将自己复杂、充满冲突的思想表达出来，并且给更加无拘无束的观点和思想找到了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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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德罗很快将这个方法应用到他所思考的其他领域，尤其是在18世纪60年代，这一时期的狄德罗已成为18世纪最有前瞻性的艺术评论家。在这个方面，与《拉摩的侄儿》的情况相同，狄德罗最终认识到，探讨艺术话题的最佳方法，不是对眼前的绘画作品进行描述和品评，而是花点儿时间展开一场与自己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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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ee DPV，4：1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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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PV，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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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但是，他编写了“百科全书”这一重要条目。他在1755年独立发表的唯一作品是一篇讲解了古老的蜡画技法的短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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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6世纪，意大利即兴喜剧（意大利语叫作Commedia dell’arte）出现，是一种以喜剧小品为基础的即兴戏剧形式，其特点是演员表演时戴着面具，且其中有许多定型的角色，剧情一般以一对恋人（Innamorati）为中心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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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See Paul Kuritz，The Making of Theater History（Upper Saddle River，NJ：Prentice Hall，1988），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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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See DPV，10：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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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DPV，10：112. 狄德罗的家庭悲剧的灵感来源之一是乔治·李洛的《伦敦商人》（1731）。1759年，狄德罗开始创作一出该类型的戏剧，名为《治安官》，但该剧最终没有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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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Corr.，3：280. 在这一时期的多封书信中，狄德罗预料到这些剧目以及他随剧目一同发表的理论文章将开启戏剧美学和实践的革命。从很多方面来看，狄德罗想得没错。博马舍取得巨大成功的剧目《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和《费加罗的婚礼》（两部剧目中的主要角色都来自劳动人民阶层）大量参考了狄德罗的戏剧理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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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DPV，10：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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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有一位学者提出了另一个论断，与我的很不同但很有说服力。她认为，狄德罗的《私生子》及其附加的理论对话属于18世纪前浪漫主义运动的一部分。See Caroline Warman，“Pre-Romantic French Thought，”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European Romanticism，ed.，Paul Hamilt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1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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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实际上，这样做的是狄德罗的舅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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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Jacques Chouillet，Diderot（Paris：SEDES，1977），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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