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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珊开始躲避之后，院长很快意识到自己犯下了大罪。和莫尼院长一样，她慢慢地陷入了疯狂，“从忧郁到虔诚，从虔诚到神志不清”。[33]苏珊的回忆录在最后细致记录了歇斯底里如何深深地折磨了院长。她在对苏珊的爱恋和令自己无法承受的负罪感这两极之间摇摆，大声呼唤着自己以前的情人们，赤身裸体地在走廊中游荡，嘴角冒着白沫，语无伦次，口吐污言，鞭打自己，最终因为感到幽灵正把她拖入地狱而彻底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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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去世以后，苏珊再一次成了整个修道院的公敌；她立刻被指控“蛊惑”了院长，致使她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造成了其死亡。苏珊在隆尚受到的迫害很可能要再次上演，面对这样的情况，她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和一个与她同样遭受过上级的迫害、对她十分同情的告解神父唐莫雷尔一起逃离修道院。然而，这次逃跑只不过是她受难之路上的又一站。在这个回忆录（草草完成）的最后几页中，苏珊描写了本来是她的救命恩人的唐莫雷尔如何意图强奸她，她如何到达了巴黎，流落到一个妓院中，后来又到了圣德尼路上的一个失足女性收容所居留，最后成为洗衣女工，直到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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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女》在1796年首次出版。在这本小说问世后的几个月间，赞扬者和贬低者都一致认为这部作品是“有史以来对修道院最无情的讽刺”。[34]尽管这个故事对于当时的读者来说一定非常有力度且惊世骇俗，但狄德罗在书中并没有将矛头指向天主教信仰；他所谴责的是创造一个“处女教派”的漫长传统，这个传统使得法国丧失了数以万计的公民和他们本应拥有的子孙后代。这其中当然包括狄德罗的妹妹安热莉克，她在二十八岁时丧失了理智，在朗格勒的乌尔苏拉女修道院厚厚的石墙包围中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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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与狄德罗人生的这个悲剧有关联之外，他还在这部小说中探索了他认为的宗教苦修生活对人的头脑和身体产生的具体的心理和生理影响。狄德罗选择女修道院而不是男修道院作为讨论的场景并不奇怪。他的观点是，如果说同性隐居无法避免地将会导致心理变态和腐化的话，那么女性受到伤害的可能性比男性大得多，原因恰恰在于她们的子宫。《修女》或许是第一部刻画了这个冲动的器官可能会如何影响女性的“现实主义”小说，在一开始将苏珊描写成了相对理智的女性，继而描述了她容易昏倒，有时发疯，最终甚至被圣厄特罗普女修道院的院长激发了性欲。狄德罗对其他修女的描写更加夸张；她们通过性虐待或者禁忌的性行为表达被压抑的性能量，这些被困在修道院中的女性似乎踏着整齐的步伐，一起走向群体性歇斯底里。狄德罗似乎是在哀叹，女性生理特征上的缺陷仿佛和修道院的荒唐正好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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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溪地的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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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创作《修女》时，狄德罗大约四十五岁。二十三年后的1782年，他对这部小说做了最后的修改。这个令人心碎的作品的口吻以及部分结构来源于英国小说家塞缪尔·理查森，狄德罗不但非常仰慕他，而且在1761年底还为他创作了一篇悼亡文，这篇文章发表在了《外国期刊》上。狄德罗认为理查森为长篇小说打开了探索人类道德和心理潜力的大门，开启了我们现在所知的小说时代。和大多数同属小说这个曾经名声不佳的文学体裁的作品截然不同，理查森的作品没有把读者强行搬到遥远的土地，让他们看着扁平的人物过着不现实的生活；他的作品，比如《帕米拉》（1740，又名《美德的报偿》）和《克拉丽莎》（1747—1748，又名《一名年轻女子的故事》），逼真地描绘出了人类生存中那些微小而熟悉的细节，讲述了现实中的人类生存的复杂性和残酷性。在写作《修女》的过程中，狄德罗不仅抓住了这样的现实主义小说揭露丑闻的潜力，还加入了自己的创造：从第一人称叙述者的角度来展现人类的性，而这个叙述者本身很不可思议地常常对于自己正在体验的欲望、性变态和性兴奋全然不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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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珊遭受的痛苦——狄德罗强迫读者从第一人称视角经历了这一切——是为了通过让读者流泪而激发读者信众对强行施加在人身上的宗教职业而设计的。狄德罗对性的另一个探讨是《布干维尔游记补遗》，知名度仅次于《修女》，却和《修女》截然不同。这个作品与修道院中的性变态以及压抑的性欲望形成鲜明对比，引导读者通向一个用开放的态度对待性和肉体的小岛——大溪地，文章中的内容时常引人微笑和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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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狄德罗的很多重要作品相同，这个轻松愉快的哲学对话的灵感来源并不起眼。作品中的多个主题——包括大篇幅的对出轨和婚姻并无意义等话题的讨论——源自狄德罗的个人经历。不过，《布干维尔游记补遗》真正产生于狄德罗在阅读路易-安托万·德·布干维尔的畅销作品《环球纪行》（1771）过程中所做的笔记，他本来计划在《文学通信》评论这部作品。[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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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70年代早期，海军上将布干维尔的名字家喻户晓。和詹姆斯·库克船长一样，这位水手、航海家和数学家不仅完成了环球航行，还对自己的探险过程做了精彩的记录。率领着“愠怒者号”和“星辰号”两艘船，这位上将和他的三百名船员先是环绕了非洲，又继续行驶到南太平洋的法兰西岛（毛里求斯），然后再沿着巴西海岸线行驶到了位于南美洲最南端的麦哲伦海峡，最终回到法国。他在航海志中记录了他在1766年至1769年三年间经历的各种引人入胜的故事，讲述了风暴、坏血症、新大陆、船帆倾倒，以及探险队曾遭遇的一些原住民凶狠对待的故事。[36]但是，包括狄德罗在内的读者看得最入迷的部分是布干维尔对大溪地的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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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安托万·德·布干维尔，版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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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8年，布干维尔的船员第一次发现了这个被丰茂的森林和山峦覆盖的岛屿。这片土地看起来好似世外桃源。船员们建起营地，平静而舒适地睡在温暖没有昆虫的沙滩上，周围丰富的食品富含维生素C，受坏血症折磨的水手因此很快康复了起来。[37]此外，岛上热心的居民是船员们旅程中见过的最友善、最漂亮的原住民。男人高大而强壮，身材比例完美。他们确实比欧洲人看起来健康得多，能够活到“快乐的老年”，牙齿不掉，很少生病。[38]但最令布干维尔着迷的是岛上那些不同寻常的女人，她们的胸部和臀部布满刺青，头戴花环，似乎对自己的性能量毫不羞愧。[39]这位上将将这岛命名为新基西拉岛，以纪念掌管性、欲望、生育和爱情的女神维纳斯传说中的诞生地。[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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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干维尔的叙述充满了奇闻逸事，令18世纪的欧洲人（尤其是欧洲男性）骚动不安。当大溪地人邀请水手们到家中做客时，他们不但会给水手们提供简单的餐食，而且还时常要求年轻的大溪地女子完成对宾客的“义务”。[41]在报告的最后，布干维尔似乎暗示说，他本人也不得不向岛上充满爱意的氛围投降了。他怎么拒绝得了呢？“我们［在这里］呼吸的空气、听到的歌曲、看到的舞蹈，几乎总是伴随着撩人的姿势，每时每刻、一举一动，都让人想起爱情的甜蜜，一切都在呼唤着你，要你屈服。”[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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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德罗一样为大溪地的生活而倾倒。在他开始创作对布干维尔的书的“补充”时，他想象着可能会有一个世界，在那里，自然最崇高的呼唤没有受到虚假的宗教传统的干扰。为了让他的想法获得表现形式和热情，狄德罗将对话安排在两个头脑机敏而充满好奇心的男人（“A”和“B”）之间，他们二人都读了布干维尔的书。他们的第一个对话进展得很快，讨论了人类是如何在布干维尔及其船员遇到的南太平洋上的那些孤立的小岛定居的，道德是如何在这些岛上出现的，以及这些岛屿的实际布局如何显示了他们一定是在“漂流”过程中分开的。这两个人接着把注意力转移到了他们发现夹在布干维尔游记页面之间的所谓的未出版的手稿上，里面满满记录着有关自然、殖民主义、道德与人类性行为之间的关系的“对话”。他们仔细地读起了这个文稿，不时停下来讨论其中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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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佚失的手稿的第一部分主要是一个老年大溪地男性的讲话，他愤怒地抨击了他预见中殖民主义和掠夺必将带来的罪恶的结果——如果说人真的能预见未来的话，这个讲话毫无疑问具有先见之明。这位老人对他的同胞说，他们将迎来一个充满新的疾病和奴役的时代，大溪地人甚至会最终灭绝，并呼吁岛上的其他居民起来反抗：“哭泣吧，悲惨的大溪地人，哭泣吧——为了这些邪恶的、劫掠的人的到来，而不是他们的离去！总有一天，你们会知道他们的真面目。他们有一天会回来，一手拿着一块木头［十字架］，用绳子挂在他们的腰间；另一手拿着一块铁［一柄剑］，悬在他们的同伴的腰间。”[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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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愤怒的反欧洲讲话是法国文学史上第一个真正的后殖民时刻。随后，我们就读到了引人入胜的大溪地的性问题。在这里，讨论的焦点不是大溪地人，而是一个三十五岁的法国牧师，他随船来到了大溪地岛上。我们了解到，这位牧师和其他水手一样，被安排同岛上的家庭合住，而他被分派给了受众人尊敬的家长欧罗接待。不出所料，这位神职人员禁欲的誓言将在这个过于热情的家庭中受到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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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罗的家中还有他的妻子和三个女儿，女儿们名叫阿丝托、帕莉和蒂娅。女人们帮这位客人脱去了衣服，洗净他的脸、手和脚，将一份简朴但健康的餐食摆在他的面前。等到他准备休息时，之前与其家人一同退出帐篷外的欧罗走进来，将自己的妻子和三个女儿——她们都如夏娃一般赤裸着——带到他面前，并对他说：“你年轻、健康，又刚刚用了一顿好餐食。一人独眠，难睡得好；男人晚上需要女人陪伴在身旁。这是我的妻子和我的女儿们。选一个你最喜爱的，但如果你愿意帮助我，请你选择我最小的女儿，她还未曾生育”……这位牧师回答说，他的宗教信仰、他神圣的职责、他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都让他无法接受欧罗的邀请。[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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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罗“天真地”回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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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你所说的“宗教”指的是什么，但我很瞧不上它，因为它禁止你享受自然，这位万物的女主人，给予每个人单纯的快乐。［这个所谓的宗教］似乎让你无法将你的同类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看看你给眼前的这四个女人带来的痛苦，它明白地写在她们的脸上——她们担心你发觉了她们身体的缺陷，让你感到不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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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牧师希望没有冒犯他慷慨的主人，于是结结巴巴地回答说，大溪地人不明白，他曾发誓为了上帝和宗教信仰洁身自好：“不是的，她们四位都非常美丽，但我的信仰！我的宗教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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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没过多久，诱惑就压倒了这位牧师，在不可避免的事面前，他放弃了自己的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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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天从未让［这位牧师］暴露在如此强烈的诱惑之下。他年轻，兴奋，内心挣扎。他将目光从这四位可爱的恳求者身上移开，却又不由得回到她们身上。他举起双手，望向天空。三个女儿中最小的蒂娅用双手抱住他的膝盖，对他说：“陌生人，不要让我的父母失望。不要让我失望！”……这个可怜的牧师记录道，她紧紧握着他的双手，眼睛盯着他，目光中闪动着动人的千言万语，哭了起来，她的父母和姐姐们于是走出了帐篷，留她一人与他独处，尽管他不断重复着“但我的宗教和我的职责”这样的话，可第二天早上，他醒来时发现这个少女躺在他身边。她又一次用温柔的抚摸征服了他。[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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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欧罗和他的妻子因为牧师的“慷慨”而感到十分高兴。不过，欧罗还是请牧师解释，为什么后者口中的上帝会反对这么美好和自然的事。这些问题一开始看起来很天真无知，但到了讨论的最后，这位大溪地人就像一位启蒙运动的哲学家一样教育起了这位牧师。欧罗尖锐地问道，什么样的神创造的道德法令（比如贞洁和终生不变的婚姻）既没有道理，又适得其反，还不可能执行呢？“我发现，这些戒律都违背了自然，违背了理性。我认为，它们被精心设计出来，就是为了增加犯罪和给［上帝］造成无穷的烦恼……听我的，你这样做是将人类贬斥到了比任何动物都要糟糕的境地。我不懂得你的这个伟大的工匠是什么，但我很高兴他从未与我的祖先讲话，而且我也希望他永远都不要和我的孩子讲话……”[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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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轻蔑地讨论了欧洲社会可悲的境遇及其违背逻辑的“伟大的工匠”之后，欧罗描绘了更先进的、以自然为基础的大溪地性风俗。据他说，这里没有人把性行为看作羞耻、犯罪和愧疚。尤其是女性，她们不会因为性行为而丢失“尊严”，因为贞洁并不意味着尊严。婚姻同样是以物种的自然的渴望为基础的。在欧洲，婚姻是一个人终生的负担，而在大溪地，妻子和丈夫在结合一个月后就可以另择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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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新奇的习俗都与大溪地首要的任务有关，那就是生儿育女。用欧罗的话说，大溪地的维纳斯是“擅长繁育的维纳斯”，不是欧洲的那个搔首弄姿的维纳斯。这个以孩子为目标的道德准则带来的影响塑造了大溪地岛上生活的各个方面。杀婴的情况在18世纪的欧洲极为广泛，而在大溪地则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所有孩子都被视为国家的珍宝。生育能力的重要性甚至决定了大溪地的审美标准。为了强调这一点，欧罗讲了一个故事，说一个丑陋的大溪地女人遇到了一个美貌的女人。这个丑女人对她漂亮的朋友说：“你长得很好看，但你生的孩子很丑；我很丑，但我生的孩子都很漂亮，所以男人们更喜欢我。”[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