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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存在者是什么，就是要把存在者之“什么”“摆”出来、“设”起来。但存在不是存在者。存在根本不是“什么”。我们根本就“摆”不出存在。所以海德格尔认为，“存在作为问之所问要求一种本己的展示方式。它这种展示方式本质上有别于对存在者的揭示”。(10)“表象”是对存在者的揭示，却不逮于存在，存在要求一种独特的“展示方式”，一种非对象性的“展示”。这种“展示方式”，海德格尔认为已经由现象学提供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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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理解由胡塞尔开创的现象学原是一种方法，但不是一种指向“什么”对象的对象性方法。从希腊源始意义上讲，名词“现象”与动词“显现”、“自身显示”相关。就此而言，“现象学”就是“显示学”或“显现学”，它让“自身显示者”如其所是的那样“显示”出来。“自身显示者”为何？海德格尔说，就是存在者之存在和存在的意义。现象学的“事情本身”即是“存在”。现象学就是存在学。作为存在学的现象学按“事情本身”的“显”来展示“事情本身”。它描述、展示“存在”的“如何”（Wie）。因此，现象学这种合乎“事情本身”的展示方式，区别于形而上学的对象性的表象思维方式：形而上学表象作为“对象”的存在者（“什么”），或者说，把现象“后面”的“什么”（所谓“本体”）表象出来；现象学（存在学）则展示作为“现象”的存在（“如何”）。(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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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学这才摸到了路子。这是一场在现象学基地上完成的存在学上的“哥白尼式革命”。显然，此所谓“革命”首先恐怕还是问题方式的一个改造。形而上学问“什么”；现象学的存在学不问“什么”，而问“如何”。后期海德格尔也曾犹犹豫豫地发问：“但存在——什么是存在呢？存在是存在本身。”(12)这一发问之所以犹豫，因为问得勉强。本不可这样问存在。既已发问，便不可答；不可答而又不甘于＃缄口，于是强说“存在是存在本身”。实在是无法之法。而海德格尔还更愿意问：“存在之情形如何？”（Wie steht es um das Sein？）(13)显然，这是要摆脱哲学的“这是什么？”的问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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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的描写实际上已经触及海德格尔思想中一个更为根本的课题，即“存在学差异”（ontologische Differenz，旧译“本体论差异”）。问题方式之转变，传统形而上学之批判，其实都牵连于“存在学差异”思想。所谓“存在学差异”，简明说来，就是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差异。鉴于上述，“存在学差异”似可以表述为：存在不是存在者；或同义反复：存在是存在。不待说，形而上学之遗忘存在，实即遗忘了“存在学差异”，一问一说把存在也处理为一个对象性的存在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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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学差异”却是一个异常复杂的课题。海德格尔在不同的时期对之作了不同的表述和思考。在海德格尔后期的玄奥运思中，“差异”（Differenz）也被称为“区分”（Unter-Schied）和“二重性”（Zwiefalt）。(14)“差异”不是在通常意义上表示存在与存在者之“分别”。“差异”更不是鸿沟相隔。海德格尔倒是说“亲密的区分”。海德格尔所谓“差异”，意指的是存在本身的一体性的区分化运作。存在“显”而为存在者之存在；但此一“显”同时即“隐”，存在“隐”入存在者中才成其本身。这同时的“显–隐”才“区分”出存在与存在者。可见根本上，“差异”乃是存在本身。存在本身就包含着“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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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海德格尔的“存在学差异”思想，我们认为应该从两个方面来加以了解。其一是要从海德格尔所思的“存在之真理”的角度，也即从海德格尔所谓存在之真理的“解蔽–遮蔽”（“显–隐”）二重性的角度来理解。这个角度对于海德格尔的前、后期思想均具有指导性的意义。另一方面，我们认为要与海德格尔的语言思想相联系来思考“存在学差异”。尤其在后期海德格尔那里，存在之真理的“显–隐”二重性，实际上就是语言的“解蔽–遮蔽”和“可说–不可说”的二重性。这当然是海德格尔后期的进一步深化了的思想，我们且留待后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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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还想引述一个重要的观点。德国学者约翰纳斯·罗曼（Johannes Lohmann）根据海德格尔的“存在学差异”思想，对印欧语系的语言和非印欧语系的语言（特别是汉语）作了比较研究，提出“汉语无存在学差异”的观点。罗曼认为，在印欧语系的语言中“存在学差异”是明确地体现在语言结构和语法形式中的，而在汉语中则不然。在古代印欧语言中，名词和动词是由词根与词尾组成的，词根表达概念内容，词尾表达概念与事物的关系。所以在名词和动词形式中就表达出存在与存在者的关系，反映了“存在学差异”，即存在与存在者的“逻辑–存在学上的差异”。而在汉语中，词类的界线是不清楚的，概念与客体之间的区分是模糊不清的，也没有形成印欧语系中那种“主–谓”陈述结构（也即“系词”的不发达，或者海德格尔所谓的“这是什么”的问题方式的不发达）。罗曼因此认为，汉语中是没有形成西方式的“存在学差异”的。其实在我们看来，由海德格尔所谓哲学（存在学）是“希腊的”，自然已经可以推出：一、中国思想中没有“存在学”；二、中国思想和汉语中无“存在学差异”。罗曼的观点显然为海德格尔提供了支持。(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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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海德格尔的“有–无”之辨思了“存在学差异”。他有两个文本（“形而上学是什么？”和“论根据的本质”）是专论“无”和“存在学差异”的。海德格尔说：“无是对存在者的不（Nicht），从而是从存在者方面来了解的存在。存在学差异是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不。”(16)我们以为，前期海德格尔对“存在学差异”的深刻表达，还在他的“无”论中。我们主要来看看这个“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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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本身就玄奥。日常的思维以科学为引导，以对象性的存在者为目标，而“无”却不是任何对象事物。科学的知性逻辑无法规定“无”，因为它是“不”存在者。科学研究具体的存在者事物，存在者之外无他物。“科学根本不愿知道无。”(17)但如果执于存在者事物之一端的科学主张：只有存在者，除了存在者便一无所有，这岂不是反而就承认了“无”这回事情么？科学不能顾问的“无”，却是哲学要关心的。古今中外都有哲学家谈论“无”。黑格尔说：有与无是一回事。中国古代老庄玄学派说：有生于无。哲学要耐得住这种“无中生有”的“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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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同意黑格尔的说法：有与无是一回事。但黑格尔在逻辑上把“无”把握为无规定性的直接性，却是海德格尔不能同意的。“无”既不是概念，也不是逻辑思维所能掌握的。因为“无”根本不是存在者，是“不”存在者。以海德格尔的说法，“无”是对存在者的“不”（Nicht）。这个“不”不是消极的否定，倒是一种积极的运作。正是“无”的“不”才使存在者成为存在者。“无”当然隐而不显。但难道不是隐者之“隐”才衬出了显者之“显”吗？我们理解海德格尔所思的“无”就是存在本身的“显–隐”运作的“隐”方面。“隐”者广大。存在者就在存在“隐”之际“显”为存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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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我们似可以从日常语言中提出一个证明。譬如，“这是一朵玫瑰花”这样的简单句是人人能够脱口而出的。但我何以能说“这是一朵玫瑰花”？似乎在海德格尔看来，这里有“无”的“不”在运作。我之所以能说“这是一朵玫瑰花”，是因为这话“后面”含藏着许多“不”：这不是一朵樱花，这不是一块岩石，这不是一朵白云，这不是一个人……如此等等，以至无限。这无限的“不”便是我说“这是……”的“背景”。知性科学的眼光却忽略了这“背景”，因为这一“背景”乃是“不”着的“无”。如此“不”着的“无”才使存在者成为存在者。所以，“无”乃是从存在者方面来了解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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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一番考虑大概也是后期海德格尔转向“语言–存在”之思的动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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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见，说无“不”与说存在“是”乃一回事。“存在不能像存在者那样对象性地被表象和摆出来。这与一切存在者绝对不同的东西是不存在者（Nicht-Seiende）；而这一无是作为存在运作的。”这话已经把上面讲的意思道明：无就是有（存在）。海德格尔还含蓄地说：“作为与存在者不同的东西，无乃是存在的面纱。”(18)在这里，“面纱”这个形象很有启发性，恐怕启示着存在之发生的“显–隐”关系。我们很可以认为，后期海德格尔要找寻的就是这一“面纱”，而且是要在“语言”中找寻这一“面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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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海德格尔之论“无”，是要从另一方面，即从存在显现为存在者而自身隐蔽这个方面，来挑明存在问题和存在学差异。传统形而上学遗忘“存在”是把“无”一同遗忘了。在《形而上学是什么？》结尾处，海德格尔提出一个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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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存在者存在而无倒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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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um ist überhaupt Seiendes und nicht vielmehr Nichts？(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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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面向存在问题”一文中，海德格尔对此“基本问题”作了解释：“这里要问的是，何以到处只有存在者具有优先地位，而存在者的‘不’，‘这一无’，也即就其本质而言的存在，倒没有被思考？”(20)可见，关键还是要面对“存在之被遗忘状态”突出这一“无”，思这一“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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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看来，如果说传统形而上学追问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只把“有的东西”（Seiendes）表象出来，那么，它所遗忘的与其说是“有”，倒不如说是“无”。早在希腊就开始了忘“无”的历史。巴门尼德说过这样的话：存在是“完满的球体”，是自足的“一”。虽然海德格尔对巴门尼德的残简和思想另有新解，但至少在后世流行的巴门尼德解释中，“无”的地位是被剥夺了的。黑格尔认为在巴门尼德的“存在是一”中才有哲学之“纯思”的开端。卡西尔也指出，巴门尼德所谓“完满的球体”，实际上确立了存在与真理（逻辑）的自足性以及两者的同一性。(21)这就是西方逻辑主义或唯心主义的发端了。恐怕所谓“纯思”的开始同时也就是忘“无”的历史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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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的“无”论深化了“存在学差异”思想和关于形而上学遗忘存在的观点。同时，正如上文已经指出的，“无”论还暗示出海德格尔运思的新的维度。海德格尔1930年代开始围绕“真理”（aletheia）的“显–隐”之辨，直至后期的“语言–存在”思想，对于前期的“有–无”之辨无疑是有所继承的，当然更有深化和发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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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无”之辨所包含的“存在学差异”思想贯穿了海德格尔终生的哲思。别的课题都由此引发而来。而世面上关于海德格尔思想的纠缠不清的误解，也多起于他的存在问题以及“存在学差异”思想。海德格尔本人对存在问题的表述是很有歧义的，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但他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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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伤透脑筋的事情，人们把已经引起的混乱事后归咎于我本人的思想尝试。在我的思想尝试的道路上，我清楚地认识到一种区分（Unterschied），即在作为“存在者之存在”的“存在”（Sein als Sein von Seiendem）与作为“存在”的“存在”（Sein als Sein）之间的区分——此处所谓作为“存在”的“存在”是鉴于存在所固有的意义，即存在之真理（澄明）的意义来说的。(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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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海德格尔1950年代回顾自己的思想道路时所做的表白。我们看到，海德格尔这里提出的是“两种”“存在”的“区分”，即“存在者之存在”与“作为存在的存在”。其实，我们上面的讨论已经体现了这样一种“区分”。“作为存在的存在”，即“存在本身”（“澄明”），是“显–隐”一体的运作，“显”而为“存在者之存在”，“隐”而成其本身。存在本身既“是”又“不”、既“显”又“隐”。从“不”（“隐”）方面看，存在本身就“是”，即“显”为存在者之存在；而从“是”（“显”）方面看，存在本身就“不”，即“隐”而为一“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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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也可以说，存在本身就是“差异”，“差异”就是存在本身的一体的“是–不”（“显–隐”）的运作。“差异”是“亲密的区分”；存在者之存在与作为存在的存在之间的“区分”。这是海德格尔对“存在学差异”的更为准确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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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对“存在问题”的形式结构的解析，也已经挑明了“存在者之存在”与“作为存在的存在”之间的“区分”。海德格尔指出，存在问题的“问之所问”是存在，“问之何所问”是存在的意义，“被问及的东西”是存在者。“若存在学在研究存在者之存在时任存在的一般意义不经讨论，那么，存在学发问本身还是幼稚而浑噩的。”(23)此处所谓“存在的一般意义”就是存在之为存在，即存在本身。可见存在问题的“问之所问”与“问之何所问”，已经明确表达了“存在学差异”。存在学的首要任务已经挑起：澄清存在的一般意义，即作为存在的存在。海德格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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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哲学的基本课题的存在并不是存在的种，但却关涉每一存在者。需在更高处寻求存在的“普遍性”。存在与存在的结构超出一切存在者之外，超出存在者的一切可能的具有存在者方式的规定性之外。存在绝对是超越（transcendens）。(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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