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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的必然性以及“解构–建构”的共属一体性的根据在于“事情本身”（“存在”）。海德格尔认为，现象学的“现象”就是存在者之存在和存在的意义，但“现象”首先而且通常是未给予的，所以才需要现象学。(55)也就是说，作为“现象”的存在往往是被遮蔽着、被掩蔽着的。遮蔽状态必然地属于“现象”（“存在”）。希腊思想中的Aletheia正是对存在的无蔽–遮蔽运作的源初经验。(56)“现象学的解构”就植根于此。“建构–解构”的一体性植根于存在的无蔽–遮蔽的一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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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意义上，也即在“建构”与“解构”的一体性的意义上，我们便可以理解海德格尔的以下说法：“（解释学就是解构！）唯如此，才能说明这种解释学的–解构性的研究的源始性。”(57)“解构”如同“建构”，也是一种“解释”，是一种基于历史性的理解的“解释”。我们可以说，在实存论–解释学的基础上的“解构”更显突出“理解–解释”的历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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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旨在以“时间”问题为境域追问存在问题。因此，对存在，历史的“解构”亦需以“时间”问题为引线。海德格尔说：“按照解构的积极倾向，首先必须设问：在一般存在学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对存在的阐释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曾经或者至少曾能够与时间现象专题地结合在一起，为此所必需的时间状态问题是否在原则上曾被或者至少曾能够被清理出来？”(58)带着这样一个问题，海德格尔抓住存在学历史上的三大哲学家，即康德、笛卡尔和亚里士多德，计划在《存在与时间》第二部中进行这项“存在学历史之解构”的工作。计划中的第二部的标题就叫做：“依时间状态问题为引线对存在学历史进行现象学解构的纲要”。但众所周知，《存在与时间》之第二部未能完成。这是不是意味着：海德格尔未能充分实施他的现象学方法的第三个环节——现象学的解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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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弗莱堡时期（1920年代初），海德格尔主要展开了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现象学阐释。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海德格尔《全集》之第61卷（《对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阐释》，1921/22年冬季学期讲座）和第62卷（《对亚里士多德的有关存在学和逻辑学论文的现象学阐释》，1922年夏季学期讲座）。海德格尔后来回顾自己的思想经历，对他在1920年前后所做的对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阐释——也许我们可以视之为海氏的“解构”计划的一部分——殊为重视，因为海德格尔借此得以把Aletheia洞察为“无蔽状态”，把Ousia即存在者之存在洞察为“在场”，而这样一来，海氏说他也就搞清楚了现象学原则——“面向事情本身”——的意义和作用了。(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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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存在与时间》第一部出版后几年内，海德格尔显然很想把原先计划好的第二部做完。1927年夏季学期，海德格尔在马堡大学讲授《现象学的基本问题》一课，其中第一部分叫做“对几个传统的存在论题的现象学–批判的讨论”，明显是续做“存在学历史之解构”工作。1927∕28年冬季学期讲授《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现象学阐释》一课（现为海德格尔《全集》第25卷）；在此基础上，海氏1929年出版了《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一书。此间海德格尔对康德的关注和解释绝非偶然，因为康德就属于上述海氏的“解构”计划的第一个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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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尽管如此，海德格尔最终仍未能按原来的计划，系统完成他对存在学历史的“解构”工作。从1930年代开始，海德格尔实行了其思想的“转向”（Kehre）。随着这种“转向”，海德格尔形成了他的“存在历史”观。海德格尔前期的“存在学历史之解构”演变为后期的“形而上学之克服”。这不仅仅是提法上的不同，实际上也呈现着海德格尔思想的一个深化和变化。“形而上学之克服”基于海德格尔对“存在历史”（Seinsgeschichte）的理解。(60)在方法上，我们可以认为，现象学的“解构”深化并且具体化为海德格尔后期的存在历史上的一种独特的语言分析——“词源学分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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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0年代的讲座《尼采》中谈到前期的“现象学的解构”时，海德格尔说：“这种解构与‘现象学’和一切解释学的–先验的追问一样，尚未在存在历史上得到思考。”(61)这是海德格尔对他自己前期哲学立场的自我反思。后期海德格尔少用——甚至“取消”了——“现象学”和“解释学”两词，固然与他的思想“转向”相联系，但正如海德格尔本人所说的，他这样做并不是要否定现象学的意义，而是为了让他的思想“保持在无名之中……”。(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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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又如何耐得住这种“无名”？海德格尔的“无名”之思，我们仍可以命之为“现象学的解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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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还原–建构–解构”相统一的现象学方法，对于1920年代的海德格尔的哲学思路具有“构成性的”意义，也体现了海德格尔对现象学哲学和现象学方法的独特理解。在“还原–建构–解构”三个基本环节中，“还原”集中标志着海德格尔对现象学原则的坚持，以及他对现象学的基本方法（特别是现象学的“本质直观”和“范畴直观”）的接受，海德格尔由此赢获了他的现象学哲学的“事情域”；“建构”呈现为海德格尔前期哲学的建设性部分，即此在的实存论分析，或此在的解释学（现象学）；而“解构”则标明了海德格尔对于西方存在学传统的现象学批判态度。在实存论–解释学基础上的“建构–解构”的统一，体现了海德格尔力图把胡塞尔的现象学与德国解释学哲学传统结合起来的尝试。海德格尔前期哲学应合乎实情地被称为“现象学的解释学”。它在海德格尔后期思想中更有了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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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学的“还原–建构–解构”虽然是海德格尔在1920年代标举的思想姿态，但显然，这种思想姿态也是1930年代以后的海德格尔所坚持和采取的。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海德格尔力图公正地对待思想的“事情”以及整个西方哲学文化史的一种努力。这是一种基本的思想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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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存在论：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研究（修订版） 第三节 此在与主体形而上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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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回头来看“此在”。海德格尔一番“有–无”之辨，已初步把他的“哲学史观”挑明：一部形而上学史，就是“忘在”的历史。形而上学自始就把存在与存在者混为一谈；更确切地说，是把存在本身与存在者之存在混为一谈了。历史上只有“在者”之学（哲学和科学），根本还没有“存在学”。海德格尔并且高屋建瓴，严肃地断言“存在之被遗忘状态”乃是西方人的根本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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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被遗忘了。这一“忘”忘在根本处。因为忘在根本处，这一“忘”还带出了一系列十分蹊跷的“忘”：人被遗忘了，世界被遗忘了，真理被遗忘了……亟待正本清源，揭露所有这些“遗忘”并将其带至“边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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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存在被遗忘了，似还勉强可听。但甚至说人被遗忘了，这未免有悖于大势。当今之世，哲学中也还在张扬着“人学”和“主体性”。关于人的科学，林林总总的各个专门，不断提供出关于人的新“信息”。自近代以来，人一直被哲学赋以“抽象”的高度。理性、自由、尊严，现代人的伟岸形象，是令人难“忘”的。人如何被遗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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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海德格尔那里被叫做Dasein（此在）。(63)借“此在”问题，海德格尔意在恢复人的本来面目。人的本来面目早已被“忘”在哲学和科学中了，特别是被“忘”在传统形而上学的“人学”中了。而传统形而上学关于人的观念突出体现在“主体”概念上。所有哲学和科学的人的学说都在形而上学的“主体”（Subjekt）身上有其根源。显然，海德格尔称“此在”而不称人，更不说“主体”，这是别有一些用心的，其基本的用心就是要批判“主体形而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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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主体形而上学”，我们在此先简单地界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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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体形而上学是古代存在学的近代“翻版”，或者说，是亚里士多德的实体形而上学和柏拉图的理念论在近代的综合；照海德格尔的说法，即是承接希腊存在学之本质部分的近代“形而上学”和“先验哲学”。(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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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体形而上学以主体–客体分离（人与自然之“对立”）的知识学世界图式为显明特征，构成了近代以来形形色色的人道主义（人本主义）和人类中心论思想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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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体形而上学具有“方法论唯我论”之特点。它的哲学讨论的核心课题是“意识”（“自我”）分析；“唯我论”则构成这种知性逻辑的“意识”分析的方法论前提。(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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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海德格尔的存在学改造的思路来说，从“存在”问题跨到“此在”问题是十分自然的。存在是“一”，所谓“存在地地道道是超越”。但存在这个绝对超越的“一”必在“多”中显现自身。有待在“多”的存在者中寻求通道以达乎存在。这就是说，须得从存在者入手问存在。存在者既为“多”，则必遴选出一种存在者作为切入口和出发点。海德格尔说，这种存在者只可能是我们人本身。因为只有我们所是的这个存在者才能够向存在发问，这一发问表明我们是与存在相关的。人不但有“喏，我在这儿”这样的觉悟，而且也能与非人的存在者的存在发生关联。足见人这个存在具有特殊的“存在关系”，所以才叫Dasein（此在）。存在之谜就在这个Dasein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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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这个“此在”领悟存在。海德格尔称“此在”这个存在者的存在为“实存”（Existenz），并且说此在的存在就是“去存在”（Zu-sein）。所谓“去存在”，一方面表明此在的存在总是自我相关的，总是必须承担它自己的存在，作出“自我选择”（萨特后来说：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另一方面，它也说明此在领有特殊的“超越性”。“去存在”是一种“可能之在”。此在总是“超出”它当下之所是。无论我们把此在描写成“什么”，它总是要“多”出这个“什么”。“此在总是作为它的可能性来存在。”(66)这也就是萨特所说的“实存先于本质”。(67)这一层意思，生命哲学家齐美尔说得更加朴素：生活就是多多地生活。而在海德格尔看来，此在的这种“去存在”，这种“可能之在”，正表明此在是趋向于作为“绝对超越”的存在本身的。此在的“超越性”的存在正是存在本身的“超越”的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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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理解此在享有“优先地位”。芸芸存在者中，只有此在领悟存在，只有此在的存在才是“实存”，可见此在“在存在者状态上”是出类拔萃的；此在是“去存在”，是具有“存在关系”的存在者，足见它“在存在学上”也是优先的，它本身就是“存在学的”。所以此在乃是一切存在学的可能性条件。没有此在实存，一切存在学都无从谈起。故海德格尔认为，对此在作一番实存论的分析，就是存在学的基础性工作；而这种实存论分析本身就构成了“基本存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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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优先的”此在是十分触目的。它本身就具有“中心”或“基础”的作用。海德格尔却要借此在来反作为“中心”和“基础”的主体。且让我们来看看他的这一“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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