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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结显示于这样一个公式：anthropos = zoon logon echon：人即由理性装备起来的生物。至于开端，我们用一个随意地构成的公式来把握，这个公式同时也概括了我们前面的阐释：Physis = logos anthroposechon：存在这种无往不胜的显现必有聚集，此种聚集内含和建立着人之存在。(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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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终结”处，虽然还有一些Logos与人之存在的联系的残余，但Logos已经表现为一种知性和理性能力了；而在“开端”处，人之存在是被建立在存在的开启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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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所谓“终结”发生在希腊哲学中。在希腊哲学中，思想的“开端”隐失了。Logos显露为理性（逻辑）意义上的Logos；作为理性的Logos成为存在的“法庭”。海德格尔说，伟大的开端的这一“开端性的终结”即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在“终结”处，存在（Physis）的源始意义也渐次隐失了。柏拉图把Physis释为idea，后人译之“理念”（Idee），其实其原义乃是“外观”（Aussehen）。Physis是涌现的运作，是“持存性”；idea（外观）则是对持存者的一种规定，是相对于“看”而言的持存者的规定。Idea（外观、相）是Physis的一个方面。所以，柏拉图把存在释为idea并不就是开端的一种沦落；但当idea成了唯一的和决定性的存在阐释时，这就构成开端的隐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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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Physis和Logos，海德格尔总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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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ysis成为idea（Paradeigma），真理成为正确性。Logos成为陈述，成为真理即正确性的处所，成为范畴的本源，成为关于存在之可能性的基本原理。“理念”和“范畴”后来是统辖西方思想、行为和评价即整个此在的两个名称。Physis和Logos的变化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的变化，是开端性的开端的沦落。希腊哲学在西方获得统治地位并不是由于它的源始开端，而是由于它的开端性的终结，此终结在黑格尔那里最后构成了伟大的完成。(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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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端性的“开端”隐失之际，有开端性的“终结”的开始（柏拉图）；至黑格尔，开端性的“终结”也臻乎“完成”即“终结”了。这就是海德格尔理解的西方哲学的历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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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端中，noein（“觉悟”）与Physis（“存在”）是源始同一的。它们的“区分”也是在对立面的共属一体意义上的区分。随着开端的隐失、哲学的兴起，这种源始同一和“亲密的区分”（这是海德格尔1950年代的用语）也就消失了。“觉悟”被陈述意义上的Logos即逻辑或理性取而代之了。人们把具有判断作用的“表象”，把知性和理性当作主体的“思想”。这种“思想”把存在者作对象来处理，涉及“存在”，也必然把“存在”置于对象的地位上了。在现代自然科学和技术活动中，人们把存在者当作可计算的东西，“存在”也同样成为可控制的现成东西了。人们正是以这样的“思想”和“存在”来解释巴门尼德的残篇，殊不知这样的解释根本就错失于思想的源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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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存在与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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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存在与应该这一区分，海德格尔讨论得不多。因为海德格尔的意图主要是探早期希腊思想之源。而在海德格尔看来，“存在与应该”这一区分是晚出的，它的出现是近代以后的事情。但是，这一区分的“根”同样也在希腊。柏拉图把存在释为idea（外观、理念）。理念是有等级的。较低的理念是较高的理念的“摹本”。而最高的理念是善的理念，是一切理念的理念。这个最高的理念被认为是“理念”之为“理念”的存在规定性。海德格尔说：“一旦存在被规定为理念，则必有应该（Sollen）出现而成为存在之对立面。”(63)在“理念”王国中，现存事物被赋予一个目的，一种合目的性，一个“应该”。可见在希腊哲学中，“存在与应该”的分离已经有了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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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存在与应该”的这一分离的进程要到康德那里才告完成。康德区分了现象界与本体界（理念世界）。在康德那里，存在者即自然（现象界）是在自然科学和知性思维中被规定的东西；理念世界即理性理念则由“绝对命令”来规定，属于“应该”领域。在康德之后，特别是在19世纪的哲学中，人们力图为“应该”领域奠定基础，认为“应该”领域的基础是“价值”。价值与事实相对立，价值高于事实。因此有事实（自然）科学与价值（人文）科学的区别。事实与价值，“存在与应该”，就成为哲学的一个根本的区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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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说，通过对上述四个“区分”的讨论，我们就获得了存在的规定性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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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生成相对，存在是持存（Blei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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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显象相对，存在是持存着的原型（Vorbild），是始终相同者（das Immerglei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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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思想相对，存在是奠立基础者，是现成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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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应该相对，存在是尚未实现的或者已经实现的应该之物（Gesollte），是摆在眼前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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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存、始终相同性、现成性、摆在眼前（Vorliegen）——根本上这一切说的是同一回事情：持久的在场（Ständige Anwesenheit），即作为Ousia（在场）的On（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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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还用以下图表来概括上述四个“区分”对存在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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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图表的布置不是随意的。与生成相对的是“持存”。与显象相对的是“相、理念”（idea），是始终相同的东西。生成与显象以不同方式构成与存在的对立，因此也是在不同方面显示了存在。所以，生成与显象在此图表中各置于“存在”的左右，表示它们是同一层面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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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与思想”的关系是更为根本性的双向关系。这一关系可以说是从根本上决定了西方人的历史命运的，生成与显象不光是从作为在场（ousia）的存在方面来规定的，而且也是从思想方面来得到规定的。思想在源始意义上是“觉悟”，“觉悟”归属于作为Physis的存在。但后来，“觉悟”沦为主体的逻辑的“表象”活动，成为一种“计算”（Rechnen）活动。作为“计算”的思想规定了与“在场”（ousia）相应的生成和显象，因而也取得了对“存在”的支配地位。这实在是对“思想”的本性的颠倒。所以在图表中，只有“存在与思想”这一关系特别用反向箭头标示出来。“存在与思想的区分用向下的箭头方向标画出来。这表示，思想成了存在的主要的和决定性的基础。”“思想与存在的对立意味着：思想延展它对存在的支配地位，同时伸展到与存在对立的东西那里。”(64)思想决定了存在，从而也决定了生成和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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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与应该”的区分却用一个向上的箭头来标志。海德格尔说，这是想指出，正如存在被建基于思想中，存在通过“应该”而被拔高了。在形而上学历史上，存在被理想化、观念化。由此构造起来的理念王国即“应该”领域，是目的论、道德和义务的领域。这个“应该”领域历来被认为是高于“事实”（“存在”）领域的。“应该”高于“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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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存在与生成”、“存在与显象”、“存在与思想”和“存在与应该”这四重区分的分析，海德格尔获得了形而上学的“存在”规定性。“存在”即是“持续的在场”（ständige Anwesenheit），即Ousia。海德格尔说，“存在”的这一规定性绝不是什么单纯的语义的界定，“它是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在今天还承担和支配着我们与存在者整体的一切关系，与生成、显象、思想和应该的一切关系”。(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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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存在”的规定性中，有着遗忘存在的形而上学的历史根源，有着虚无主义的历史根源。凡后世的形形色色的形而上学的存在概念，都是由这一希腊的“存在”（ousia）阐释衍生而来的，都不足以去命名一切“是”（ist）的东西。上述四重分离很久以来规定和支配了西方人的此在，并把西方人的此在保持在“存在”的“迷乱状态”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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