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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海德格尔自供，他对于荷尔德林的诗的关心并非起自1930年代中期，而是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他的大学时代。(46)当然，我们也看到，荷尔德林的诗成为海德格尔思想的课题突现出来，则是1930年代中期的事情。自1934年至1944年间，除有关荷尔德林的阐释论文外，海德格尔还专门开了数次讲座，讲了荷尔德林以下诗作：《日耳曼人》、《莱茵河》、《追忆》、《伊斯特河》等。同期以及此后的文字中，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其人其诗亦往往多有标举。足见海德格尔对于这位诗人的钟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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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甚至认为，他的思想与荷尔德林的诗歌处于一种“非此不可的关系中”；并且说：“我认为荷尔德林是这样一个诗人，他指向未来，他期待上帝，因而他不能只不过是文学史思想中的荷尔德林研究的一个对象而已。”(47)这里，海德格尔也道出了他的荷尔德林探讨的意图。海德格尔不是做文学史的考证研究，也不是做荷尔德林诗歌“入门”或“导读”之类。对荷尔德林诗的阐释，盖出于“思想的必然性”。(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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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海德格尔的荷尔德林阐释，评论界一向多有微词。人们认为海德格尔的阐释太任性独断，漫无边际。如著名哲学家阿多诺指责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的诗强行“灌注”了一种外部的哲学，把荷尔德林曲解为一个“思想抒情诗人”（Gedankenlyriker）了。(49)尽管海德格尔本人屡屡申明自己无意于做文学史研究或美学评论，但人们还是不免要把海德格尔往这一水平上拉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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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海德格尔的阐释实际上超越了传统文学批评。按海德格尔后学伽达默尔的说法，海德格尔是借助于荷尔德林的诗性语言来尝试超越“形而上学的语言”。(50)进一步，我们还更应该着眼于海德格尔的“存在历史观”来看他的阐释。就态度而论，海德格尔的工作当然应该说是“六经注我”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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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也曾为自己的工作“定性”：“这些阐释乃一种思与一种诗的对话；这种诗的历史性的唯一性是绝无可能在文学历史上得到证明的，而通过思的对话却能够进入这种唯一性。”(51)况且，从根本处说，诗固不可“释”。海德格尔说，“释”诗犹如落雪覆盖晚钟，终不免使晚钟走样。关键是反复吟诵，悟其诗意，幸得要领，观入堂奥，则一切阐释便属多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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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在这里仍不免要追问：为什么海德格尔偏偏要挚爱荷尔德林而不是别的诗人？为什么海德格尔的“思”特别要与荷尔德林的“诗”作一番“对话”，而不是与但丁、莎士比亚、歌德等等大诗人“对话”？对此，海德格尔也自有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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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思入那由存在之澄明所决定的处所。作为自我完成的西方形而上学之领地，存在之澄明已达乎其印记。荷尔德林的运思之诗也一起给这一诗性思想的领域打上了烙印。荷尔德林的作诗活动如此亲密地居于这一处所之中，在他那个时代里任何别的诗人都不能与之一较轩轾。荷尔德林所到达的处所乃是存在的敞开状态（Offenheit des Seins）；这个敞开状态本身属于存在之命运，并且从存在之命运而来才为诗人所思。(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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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荷尔德林的诗歌其实诗意地思了存在之真理（澄明）。在这一点上，历史上别的诗人是无法与之比肩的。海德格尔还认为，荷尔德林的诗还领受诗的天命的召唤而特别地“诗化”（dichten）了诗的本质。所以，荷尔德林就是“别具一格的诗人之诗人（der Dichter des Dichters）”。(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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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对海德格尔来说，荷尔德林别具一格的伟大在于以下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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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荷尔德林规定了诗人的天职和诗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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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荷尔德林的诗“思”了存在之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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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此两点，荷尔德林就是“诗人之诗人”，是诗人的领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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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来看第一点。由荷尔德林诗化地表达出来的诗的本质是什么呢？海德格尔的“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一文就是解答这个问题的。这篇文章开头先列出荷尔德林的五个“中心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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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诗是最清白无邪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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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因此人被赋予语言，那最危险的财富……人借语言见证其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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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已体验许多。自我们是一种对话，而且能彼此倾听，众多天神得以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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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但诗人，创建那持存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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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充满劳绩，然而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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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认为，上面五个关于诗的“中心诗句”，已经颇能端出诗的本质了。这五个诗句有着内在的相互关联，且次第推进，直逼诗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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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句说“诗无邪”。这其实是算不得稀奇的。作诗为“游戏”。诗的游戏自由无碍，沉湎于想象王国。要说有非功利性的事情，那么作诗就是最无功利计较的了。我们看到，荷尔德林曾与席勒过从甚密，后者对荷氏诗歌亦有过良好的评识。显然，荷尔德林的“诗无邪”说承袭席勒之“游戏说”。作诗无利害取向，纯系“语言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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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无邪”说还不能摸到诗的本质。诗之为“游戏”，平常之见。但诗之为游戏乃游戏于词语，足见应在语言中求索诗的本质。荷尔德林的第二个诗句说：被赋予给人的语言乃最危险的财富，人借语言见证其本质。只有人能“见证”他自己的本质，而人的本质在于他与存在的归属关系。人就是在“见证”活动中成其本质、成其历史的，而这种“见证”活动需借助于语言。何以语言是“最危险的财富”呢？按海德格尔的理解，所谓“危险”，乃是“存在者对存在的威胁”。语言有所揭示，被揭示的存在者向人驱迫而来，既可能向人露出真相，也可能以假象和伪装来迷惑人。也即说，语言既有“显”的一面，也有“隐”（蔽）的一面。所以，语言创造了存在之被“威胁”的可能性，即“存在之遗失”（Seinsverlust）的可能性，这就是“危险”了。况且，虽说语言有揭示和保存存在之真理的作用，但在语言的实际发生中，往往是鱼目混珠、雅俗难辨的。足见语言是“最危险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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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语言是人的财富，似乎应了工具主义的语言观。仿佛语言就是工具，是人取之用之的对象。其实不然。语言是被赋予给人的。语言不是人的工具，倒可以说，人是语言的“工具”。语言通过人展开出来。语言为人提供了置身于存在者之敞开中而实存一番的可能性。海德格尔发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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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语言处，才有世界……唯在世界运作的地方，才有历史。在一种更源始的意义上，语言是一种财富。语言足以担保——也就是说，语言保证了——人作为历史性的人而存在的可能性。语言不是一个可支配的工具，而是那种拥有人之存在的最高可能性的居有事件（Ereignis）。(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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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海德格尔关于人与语言（存在）的关系的观点，在这段话中已可明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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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尔德林的第三个中心诗句接着要解答“语言如何发生”的问题。“自我们是一种对话，而且能被此倾听，众多天神得以命名。”这就是说，语言根本上乃发生于对话（Gespräch）中。我们人是一种对话，这也等于说：我们人能彼此倾听。说和听是同样源始的。语言就在说和听中实现出来。此处的关键在于“众多天神得以命名”一句。海德格尔释之曰：“自从语言真正作这对话发生，诸神便达乎词语，一个世界便显现出来。但又必须看到：诸神的出现和世界的显现并不单单是语言之发生的一个结果，它们与语言之发生是同时的。而且情形恰恰是，我们本身所是的本真对话就存在于诸神之命名和世界的词语生成（Wort-Werden）中。”(56)实际上，是诸神把我们带向语言，诸神招呼我们，我们应答（Zusagen）诸神，诸神才获得命名。但谁来“命名”诸神呢？并非我们中无论谁谁都可以负此重任的。唯有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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