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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何为？在贫困时代里诗人的天命为何？诗人荷尔德林给出了答案。后继者里尔克也给出了答案。思者海德格尔更加明察了这一天命。那就是：道说“神圣者”。唯“神圣者”才是“家”，才是“保护”，才是“安全”。“诗人的天职是还乡，唯通过还乡，故乡才作为达乎本源的切近国度而得到准备。”(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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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乡者忧心忡忡。命定的痛苦愁煞歌者。荷尔德林的《还乡——致亲人》一诗唱出了这一番“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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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者的灵魂必得常常承受，这般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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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他是否乐意，而他人却全忧心全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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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存在论：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研究（修订版） 第六节 解蔽与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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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何以要在“解蔽”（Aletheia）这个名目下集中讨论海德格尔的艺术论和诗论，这一点眼下应该是比较清楚了。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海德格尔的最后结论就是：艺术乃存在之真理（Aletheia）的生成和发生；对荷尔德林诗歌的阐释，特别是对荷氏诗歌中的“神圣者”和“自然”等中心词语的阐释，实际上也是着眼于存在之真理的“显–隐”运作和发生来展开的。看起来，荷尔德林的“诗”与海德格尔的“思”简直可以配合得天衣无缝。照海德格尔的理解看，荷尔德林在贫困时代里先行道说了“神圣者”，实际上就是先行诗意地“思”了存在之真理的无蔽发生。因此，荷尔德林的“诗”对“存在历史”的“另一个开端”实有启发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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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存在之真理的生成和发生，艺术本质上就是诗。在此我们不可对“诗”（Dichtung）作轻佻通俗的了解。诗不是异想天开的虚构，不是无病呻吟的矫情。诗也不是一般所见的作为艺术门类的诗歌（Poesie）。诗的含义要比诗歌更深、更广一些。从存在之真理方面来规定的诗，应该是涵括诗歌、建筑、绘画、音乐等艺术门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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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把“诗”界说为真理的“有所澄明的筹划”。(90)我们知道，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也说“筹划”（Entwurf），那时说的“筹划”是指此在的实存可能性；而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一文中，所谓“有所澄明的筹划”指的是存在之真理的“贯彻”和“发生”，并不单纯指此在（人）的实存方式。这一点在后来的“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一文中说得更为明确：筹划是被抛的，而在筹划中“抛者”不是人，而是存在本身。(91)所谓“有所澄明的筹划”，说的就是存在本身的“投射”，即是存在之真理的“显–隐”运作。海德格尔也借荷尔德林的话来讲：“作诗”是“存在之创建”。这里的“创建”一词容易引起误解。“创建”并不是把存在提供出来或制造出来，而是人应合存在之真理的展开，进入“神圣者”的轨迹中有所道说。人“作诗”，总是在存在之真理的发生中“作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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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诸艺术门类之一的诗歌（Poesie）只是真理之有所澄明的筹划的一种方式，也即只是广义的“作诗”（Dichten）的方式之一。当然，狭义的诗（即语言作品）在整个艺术领域中是占有突出地位的。关于此点，海德格尔认为，我们必须从一个正确的语言观出发来予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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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之见把语言看做人传达或交流的工具和媒介。这样见出的语言当然是诗意全无的了。但语言首先并不是这样的工具。海德格尔说：“唯语言才使存在者作为存在者进入敞开之中。在没有语言处，譬如在石头、植物和动物的存在中，便没有存在者的任何敞开性，因而也没有不存在者和虚空的任何敞开性。”(92)何以这么讲？因为语言首度“命名”（Nennen）存在者。此所谓“命名”并不是给某物贴上一个标签、冠以一个名称。这种“命名”把存在者带向词语而达乎显现，就是说，“命名”让存在者无蔽而“显”出。此种“命名”，海德格尔也称之为“道说”。“道说”的意思也就是“让显现”。真正的语言就是这种“道说”的发生，也即存在之真理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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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谓的“道说”（Sage，Sagen）一词殊为重要。海德格尔后来明确指出，他已经不想用被形而上学用滥了的“语言”（Sprache）这个概念了，而要用“道说”（Sage）来表示他所思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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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到“诗”（Dichtung）来讲，上面已经提到，“诗”是“有所澄明的筹划”，其意也即，“诗”是有所澄明的“道说”。广义的“诗”就是“对世界和大地的道说（Sage），对世界与大地之争执领域的道说，因而也是对诸神的一切远远近近的场所的道说。诗乃对存在者之无蔽的道说”。(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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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难道不是说，“诗”就是“语言”，“语言”就是“诗”吗？确然。归根到底，“诗”和“语言”一体地就是“道说”，即存在之真理的自行发生。在这种“发生”中，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得以展示出来，也就是说，存在者达乎“无蔽”而“显”出了。作为“道说”的语言（诗）的“发生”就是由“隐”入“显”的运作。海德格尔也说，“有所筹划的道说”在对“可说的东西”的准备中也把“不可说的东西”带向世界了。此处所谓“可说”与“不可说”，我们认为也要从存在之真理的“显–隐”运作方面来加以理解。在语言之“道说”中，在“诗”中，实现着从“不可说”向“可说”的转换，由“隐”入“显”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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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本身就是根本意义上的“诗”。历史上有语言乃“原诗歌”之说。在海德格尔看来，此说并不充分。与其说语言是“原诗歌”（Urpoesie），倒不如说语言是“原诗”（Urdichtung）。“语言是诗，并不是因为语言是原诗歌；而毋宁说，诗歌在语言中发生，因为语言保存着诗的源始本质。”(94)在这里，海德格尔理解“诗”（Dichtiung）与“诗歌”（Poesie）实有“源”与“流”的关系。在源始性的意义上，“诗”与“语言”可以划一，而“诗歌”是在“语言”（“诗”）中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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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不可否认，“诗歌”（语言作品）在艺术领域中是有突出地位的。有了上述语言观之后，这一点也不难理解了。如果说在源始意义上语言就是“诗”，那么，“诗歌”就是最源始的“诗”了。“诗”发生之际，首先成就的艺术就是“诗歌”，就是语言作品。其他艺术门类，如建筑、绘画等等，始终只是发生在“道说”和“命名”的敞开之中，它们是在存在者之澄明范围内的各具特色的“作诗”（Dichten），而存在者之澄明早已不知不觉地在语言（诗）中发生了。“诗歌”最切近于“诗”。总之，是“诗”与“语言”的亲缘一体关系决定了“诗歌”在艺术领域中的突出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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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海德格尔似乎也提供了关于语言之起源的一个解答。这个解答当然不是科学发生学上的。在海德格尔看来，科学发生学上对语言起源的研究根本就是不当的路子。这种研究所持的语言观首先就错了。语言不是人的对象性工具，是不可能完全对象化的。如果说人有语言，那么在海德格尔看来只是因为人进入存在之真理的发生中了。另一方面，说语言首先不是人的语言，其意倒也不是说没有人也有语言。“人之存在建基于语言；而语言根本上唯在对话（Gespräch）中发生。”(95)人类此在就是一种“对话存在”，而这种“对话存在”就是语言的发生。这也即说，作为存在之真理的语言的发生总是在人的“说”（“对话”）中展开出来的。因此，如果说果真有“语言的起源”这样一个问题的话，那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就不是在科学上能够提供出来的，而是首先必须着眼于存在之真理的发生来思语言的本质和人与语言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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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地看，海德格尔提出的是一种“诗性起源”说。在他看来，一个历史性民族的语言的形成首先应归功于那些诗人，因为“诗人创建持存”。诗是存在的“创建性命名”，是那种让万物进入“敞开领域”的“道说”。先有了诗的源初命名和道说，人们才可能进一步在日常语言中谈论和处置所有这些显出的事物了。因此，海德格尔说：“诗是一个历史性民族的源始语言（Ursprache）。”(96)显然，这是从存在之真理方面思得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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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眼于存在之真理来思语言的本质，这可以说是后期海德格尔（特别是1930–1940年代）关于艺术和诗的沉思的内在主题。这一番思考的结果表达在海德格尔的一个著名命题中：“语言是存在之家。”这个命题时下已经被广泛地传布，但也许正因此，它也往往没有得到正确的领会，往往被当作一个有趣的口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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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存在之家。”这是海德格尔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1946年）一文中提出的一个命题。此文一开头就写道：“语言是存在之家，人居住在语言之家中。思想者和作诗者就是这个家的看护人。”行文中又多次出现了这个命题。这并不是一个轻佻的比喻，而是一个严肃的思想命题。但它也不是一个关于语言的科学的“定义”或一个形而上学的“规定”。要说“严肃”，这个命题的“严肃性”是超出科学和形而上学之外的“严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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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命题及其语境来看，海德格尔向我们道出了以下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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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语言是存在之家”暗示出，语言乃是存在之真理的发生，语言就是“解蔽或无蔽”（Aletheia）。海德格尔说：“语言在其本质中并不是一个有机体的吐白，也不是一个生物的表达。因此语言绝不能从符号特性方面来得到合乎本质的思考，也许连从意义特性方面都不能得到合乎本质的思考。语言是存在本身的既澄明着又遮蔽着的到达。”(97)这里至少有一点是明白的：海德格尔是从存在之真理方面来思语言的。语言就是存在本身的源始的“显–隐”运作，就是“解蔽”（Aletheia）。语言是存在之家。“家”（Haus）这个形象极富启示的弹性和张力。“家”是恬然澄明之所，总是有所照亮，也总是有所庇护。存在本身的运作就是“有所澄明的庇护（隐匿）”，就是“显–隐”的一体。“存在自行澄明而达乎语言，存在总是在走向语言的途中。”(98)这无非是说，存在总是在亦“隐”亦“显”的发生中，而此“发生”就是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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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们认为，“语言是存在之家”还从人与语言的关系方面思了人的本质。海德格尔说
:“人不仅是一种在其他能力之外还有语言的生物。毋宁说，语言是存在之家，人居于其中而实存，同时看护着存在之真理而又属于存在之真理。”(99)语言是存在之家，同时也是人的住所。人居于语言之中，而不是在语言之外把语言当作工具来掌握和使用。人居于语言之家中也即居于存在之邻而成为存在的“看护者”。人的本质需得从人的“居家”情况方面来思考，也即要从人与语言（存在）的“归属关系”方面来规定。人首先总是已经在语言这个“存在之家”中看护着存在之真理。这种“看护”的方式有二：“思”（运思）与“诗”（作诗）。正因为人总是在语言中，总在“看护”，因此人也才可能“不在家”。而此所谓“不在家”，就是语言的荒疏，也是人的沉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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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所谓的“语言是存在之家”一说有着明确的反人道主义或者主体形而上学的思想立场和倾向，对于后起的后现代主义的主体哲学批判是有启发意义的。罗蒂在比较海德格尔、福柯和德里达这三者时指出：“所有这三个哲学家，虽然动机不一，都一致认为，语言是一种不能归在‘人’的概念下的现象。他们认为，我们不应当像塞尔、戴维森和菲什这样的人那样，把语言简单地看做人类用符号和声音达到某些目的的东西。所有这三个人都暗示，对语言‘超越人’这个事实的认识将提供新的社会–政治的可能性。”(100)无疑地，重新摆正人与语言（存在）的关系，在超出逻辑主义和主体哲学（人道主义）的维面上重新理解和认识语言现象，乃是20世纪西方思想的一个基本努力；而在这方面，海德格尔当然是一个先导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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