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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德文版,弗林根1986年,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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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海德格尔:“从一次关于语言的对话而来”,载《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德文版,弗林根,1986年,第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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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德文版,弗林根,1986年,第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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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德文版,弗林根,1986年,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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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黑格尔称波墨是“第一个德国哲学家”,认为其哲学思想的内容是“真正德国气派的”。黑格尔在解说波墨的“痛苦”观时,引用了波墨的一段话:“神是一切,他是黑暗和光明、爱和恨、火和光;但人们却单从光明和爱的一面称他为唯一的神。——黑暗与光明之间有一种永恒的对立:这一方并不包括那一方,那一方并不是这一方,双方都只是一个单一的东西,但是为Qual(痛苦)所区分,也为意志所区分,但并不是可以割裂的东西。唯一的划分原则是:一方在对方中是无,却又是有;但这是按照一方的潜在特质说的,不是指它的明显特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中译本,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9–40页。黑格尔显然对波墨上面这段话作了绝对精神之辩证法的理解,认为波墨一贯贯彻了“差别的绝对同一性”。黑格尔也引论了波墨的“圣言”,但显然没有把波墨的“圣言逻各斯”)与他所说的“痛苦”联系起来。参看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中译本,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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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德文版,弗林根,1986年,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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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德文版,弗林根,1986年,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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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德文版,弗林根,1986年,第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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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参见钱钟书:《管锥篇》第二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453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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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海德格尔:“语言的本质”,载《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德文版,弗林根1986年,第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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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德文版,弗林根1986年,第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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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德文版,弗林根1986年,第1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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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德文版,弗林根1986年,第1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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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卡西尔:《语言与神话》,中译本,于晓等译,三联书店,1988年,第55页。卡西尔也强调指出:“事物的界限必须首先借助于语言媒介才能得以设定,事物的轮廓必须首先借助于语言媒介才能得以规划……。”参见《语言与神话》,中译本,第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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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德文版,弗林根,1986年,第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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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汉语中没有虚拟式或命令式的动词形式,故我们只能勉强地把sei译成“可存在”,以区别于直陈式的“存在”(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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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德文版,弗林根,1986年,第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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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德文版,弗林根,1986年,第1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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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卡西尔:《语言与神话》,中译本,于晓等译,三联书店,1988年,第70页。卡西尔下面的话听来仿佛出自海德格尔之口:“的确,正是词语,正是语言,才真正向人揭示出较之任何自然客体的世界更接近于他的这个世界;正是词语,正是语言,才真正比物理本性更直接地触动了他的幸福与悲哀。因为,正是语言使得人在社团中的存在成为可能;而只有在社会中,在与‘你’的关系中,人的主体性才能称自己为‘我’。”参见《语言与神话》,中译本,第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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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德文版,弗林根,1986年,第2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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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德文版,弗林根,1986年,第2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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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德文版,弗林根,1986年,第194页。这里关于“Es gibt”的思考也是海德格尔的一番独具匠心,他在多处作了议论。而且我们看到,海德格尔关于“Es gibt”的思考是与他的“大道”(Ereignis)之思联系在一起的。特别可参看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德文版,图宾根,1976年,第16页以下和第41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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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后期海德格尔以“道说”(Sage)一词来标示他所思的语言。看来,他也从格奥尔格的诗意经验中有所获取。关于“道说”的具体、深入的讨论,参看本书第五章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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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德文版,弗林根,1986年,第2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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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德文版,弗林根,1986年,第2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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