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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述，应该已经有较多的学理上的理由来支持我们把海德格尔的Ereignis译为“大道”。据此译法，则Ereignis的动词形式ereignen该作何译呢？不待说，ereignen就是“大道”的运作，即是“成道”或者老子所谓“成功遂事”之活动。但“大道”之“成道”运作实有一体的两面，它既是“解蔽”又是“居有”和“聚集”。这在上文已有所挑明，所以对于动词ereignen，我们必须根据语境作具体的译读，我们一般译之为“成道”和“居有”。这是必要做的一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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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海德格尔的“存在”与老庄之“道”甚至陆王“心学”等等扯在一起“比较”，这种做法这几年在国内是相当流行的。我不敢说这等“比较研究”纯系无稽之谈。也许各种各样的谈论都是必要的，且都是有待深入和进一步展开的。但我以为，凡此种种谈论需得基于义理，不可流于表皮，且要掌握分寸。倘此种谈论竟沦于一种“门面装饰”，或一种类似于“我们古已有之”式的标榜，那就不但空虚，而且至于不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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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在这里之所以要插上这段话，是想说明我之译Ereignis为“大道”，并不是想赶何种时髦风潮，只希望能够着眼于思想的实情和义理而做一种“强译”的尝试。毕竟，海德格尔的“大道”脱胎于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土壤，与老子之“道”的纯朴的“东方”品格，也还是有着深刻区别的。(14)海德格尔在讨论“诗–思”、“世界–物”和“人言–道说”等课题时，喜欢说“亲密的区分”，似亦可表明人类各种思想文化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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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还想指出，通常把海德格尔的“存在”概念类比于老子的“道”的做法，与我把Ereignis译解为“大道”（“道”）相比，是更缺少说服力的。如果说后期海德格尔的Ereignis已经从西方形而上学的概念方式中脱颖而出，那么，前期的“存在”概念（后期的一些文本中也还不得不“暂时”用之）乃是力图脱出形而上学而又未得成功，或者说还未“脱”个干净，基本上还是一个形而上学概念。这是海德格尔所自识的一个情况。形而上学是西方的；如海德格尔所谓，“哲学”是“希腊的”。海德格尔力图超越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固然未必就是向东方思想靠拢，或者乞灵于东方“境界”了。但至少在“非”形而上学的意义上，Ereignis应该更能与中国思想中的“道”相通，这种“通”，可以彰明包括东方、西方在内的人类思想的共通性。另一方面，这种“通”，也绝不是文化比较的价值评判意义上的“通”，而是超越了“东方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在“语言–思想”之维面上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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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德格尔那里，所谓超越西方形而上学，明摆着就是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一个努力。而海德格尔的运思实践，特别是他的“语言–思想”之思，实已为我们揭示了一个高超的眼界，促动我们去超出无论什么“中心主义”，而着实地进入汉语的“语言–思想”维面中，庶几可尝试为现代境况中的汉语思想找到自己的表达（道说）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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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此，我在这里还愿意加上一句：我之译海德格尔的Ereignis为“大道”，并非仅仅出自老子而译，而是出自汉语和汉语思想而译。“道”不止于是老子或庄子的，而更是汉语的，它属于汉语思想的表达（道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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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Ereignis在内的海德格尔的一些用语，大抵有着“不可译”的品质。海德格尔甚至认为，就像诗不可翻译一样，思想也是不能翻译的；人们可以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它改写一番，但只要人们进行字面翻译，则一切都变样了。(15)这话当然是往绝对处说了。说不可译是要强调差异。但不可译总还不至于无所作为。“强译”仍旧必需。“强译”不免使思想“走样”。但如果于此“走样”过程中竟生发出“新”思想来又如何呢？实际上，“强译”的历史也已经久而久之了。极而言之，所有的翻译开始时总不免勉强，而且归根到底总是“强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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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正是：人们是在“说”了之后才说“不可说”的，是在“译”了之后才说“不可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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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Ereignis之试译，我们已经说得够多了。我们下文的具体讨论仍要对这种试译作进一步的支持和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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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存在论：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研究（修订版） 第二节 从存在到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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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语乃思想的标志。从“存在”到“大道”，可以标示出海德格尔1930年代之后的思想道路。当然，我们也无妨把“大道”视作后期海德格尔的“存在”，如奥托·珀格勒尔之论“作为大道的存在”（Sein als Ereignis）。(16)但是“作为大道的存在”显然已经有别于前期海德格尔所用的“存在”概念了。海德格尔自己说，“大道”不是“存在”。(17)我们也还可以把海德格尔的思想理解为一条走向“存在之邻”的道路；这样理解，则“大道”就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思的道路的归趋和目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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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海德格尔的“存在”概念还浸润在西方形而上学的概念方式中。《存在与时间》等前期著作的用语，尽管有种种不同于传统形而上学的新界定，但基本上还是形而上学的语言。这本身就体现了前期海德格尔思想的局限性。我们看到，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1947年）中，海德格尔有所辩解地挑明了他前期思想的不足之处。按海德格尔的自审，《存在与时间》仅仅把有待思的东西的少许“形诸语言”了，而这种语言还使思想失真了。这也是事出无奈，因为要让此种思想的尝试为世人所了解和接受，就不得不考虑现有的哲学状况，暂时还不得不用那些流行的形而上学名称来表达。然而，海德格尔说：“在此间我也已经看到，正是这些名称必得直接而又不可避免地令人误入歧途。”(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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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海德格尔认为，《存在与时间》是他思想道路上的“路标”，思想已经上路；但他同时也认识到，他的意在反形而上学的前期哲学依旧采用了形而上学的语言，这难免构成了对思想的限制，同时必带来人们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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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的“转向”当然更有学理上的考虑。我们在前面对此已经多有讨论。很明显，摆脱形而上学的概念方式既是“转向”的意图之一，同时又是“转向”本身所要求的。要挣脱形而上学的概念方式，首要的事情是从形而上学的“存在”概念那里脱身，即要寻求一个非形而上学的词语来指说海德格尔自己所思的事情。这可以说是海德格尔1930年代以后所做的一个基本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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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3年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手冢富雄教授的对话中，海德格尔承认人们对他的思想的误解多半是由他对“存在”一词的富有歧义的使用而引起的。海德格尔指出，“存在”这个名称是形而上学语言所固有的，而他是在一种揭示形而上学之本质的努力的名义下来使用这个词的。这位日本教授问海德格尔，为什么他没有及时而明确地使“存在”这个词出离形而上学语言的范围，为什么他没有马上给他所寻求的“存在之意义”以一个别的专门名称呢？海德格尔却反问道：“一个人如何能命名他还在寻找的东西呢？寻找倒是植根于具有命名作用的词语的劝说的。”(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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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在此把他的态度摆明了：不错，他力图摆脱形而上学的语言表达，但这一“摆脱”首先要求批判和揭露形而上学，这就不得不使用“存在”这个形而上学名称；而且，在未能寻获自己着力探索的东西之前，恐怕也只能暂且借助于传统的概念方式和词语手段，也只能姑妄用之了。正如海德格尔在1951年“逻各斯”一文中所说的那样：“‘存在’只是一个暂时的词语。”(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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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形而上学及其概念方式的努力首先体现在海德格尔对早期希腊思想的“探源”上，这就是深入到西方形而上学之历史的背后，“取回”前苏格拉底的思想开端的源始性存在经验，并由此启发出思想的“另一个开端”。随后，围绕着“真理”（Aletheia）问题对艺术和诗的思考，尤其是对所谓存在之真理的“发生”的思考，对诗人荷尔德林的“神圣者”和“自然”的思考，显示出海德格尔寻求非形而上学的思想表达的实际尝试。如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一文中，海德格尔更多地使用了“发生”（Geschehnis）一词。但他很快就感觉到，这个词无法传达出动词性的“存在”（sein）、“出场”或“成本质”（wesen）和“现身在场”（anwesen）等词语的源初的丰富含义。就wesen和anwesen而言，它们在希腊思想中的对应词是具有非形而上学的源始含义的，但这两个词语太易于牵连于表象性思维，说到底也还带有形而上学的意味。所以，直到《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乃至此后的一些文本中，海德格尔出于一种无奈的迟疑，仍然往往要求助于形而上学的“存在”这个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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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作品的本源”一文的“附录”是1956年补写的。海德格尔的“寻找”这时已经有了成果。他说：艺术“归属于大道，而‘存在的意义’唯从这个大道才能得到规定”。可见此时的海德格尔已经从“存在”达乎“大道”了。同样在这里，海德格尔回顾自己的道路而表达了达乎“大道”之说的艰难：“对于作者本人来说，深感迫切困难的，乃是要在道路的不同阶段上始终以恰到好处的语言来说话。”(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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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也看到，Ereignis之出现在海德格尔的思想中，实际上也并不是1950–1960年代的事情。在1959年所作的“走向语言之途”演讲中，海德格尔特别提醒人们注意，他在25年前（即1934年前后）就已经在其手稿中使用Ereignis这个词了。(22)这恐怕是指海德格尔生前未发表的手稿《哲学论稿——从大道而来》（成稿于1936年至1938年间）。这个手稿现已整理出版，被辑为海德格尔《全集》第65卷。(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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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说来，“大道”思想的提出几乎是在海德格尔思想“转向”之初。我们在海德格尔生前未发表物的目录上可以查到，在1941年《关于开端》（Über den Anfang）这个手稿中有专论“大道与此之在”（Ereignis und Da-sein）的内容；1941至1942年间有一手稿，题目就叫《大道》（Das Ereignis）。(24)由此可见，“大道”这个名称早已发现，也许只是未及深思熟虑或者不想匆匆公布出来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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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德格尔生前公开出版和发表的文字中，出现“大道”一词还是1950年代的事情。海德格尔自己认为，他在《演讲与论文集》（1954年）的几个篇目中，例如在“物”、“筑·居·思”和“技术的追问”等文中，已经思及了“大道”本身。我们看到，海德格尔在“物”一文中已经用了动词ereignen，但尚未见有Ereignis一词。之后，在《同一与差异》（1957年）、《在通向语言的途中》（1959年）等著作中，海德格尔就放胆地大量使用“大道”这个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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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还在1962年举行的一个讨论班上谈到“入于大道的不同途径”：一、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他已经谈到了“大道”，但还只是在一种有意的模棱两可中谈到的。二、较为清晰的关于“大道”的讨论是在1949年所作的四个演讲（“物”、“集置”、“危险”、“转向”）中，这四个演讲统一冠有“观入在者”（Einblick in das, was ist）的题目。三、在关于技术的演讲中，如在“技术的追问”、“技术和转向”等文中。四、最清晰的讨论在“同一与差异”这个演讲中。(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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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这里蓄意摆出这些情况，目的是为了表明“大道”一词在后期海德格尔思想的重要性。目前国内“海学”研究者还没有给予海德格尔的“大道”思想以足够的重视和关注，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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