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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Sprache）一词就如同“存在”（Sein）范畴一样，是已经被用滥了的，已经不足以用来表示海德格尔所思的语言——“大道之说”了。想要另行“命名”么？又需得十分的小心，形而上学的概念方式无所不在，稍不慎即落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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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1959年1月所做的演讲“走向语言之途”是一个总结性的文本，比较集中地传达了海德格尔独特的语言思想。在那里，海德格尔把他的“存在与语言”的思想主题展开为“大道与道说”。该演讲被收入海德格尔1950年代出版的文集《在通向语言的途中》中，后者收录了海德格尔关于语言的六个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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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语言之途”——这听来仿佛语言是远离于我们的，我们必须走上一条道路才能达到语言那里。但语言不是很切近于我们吗？有一个传统的观点就把人规定为“会说话的动物”。人之为人，就在于人有语言能力。由这一传统的看法就可以得知，我们首先已经在语言中了。可见，一条通向语言的道路是既无必要又无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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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海德格尔看来，人虽然总是已经在语言中，总是已经在说话，却对语言的本质是无所思的。人当然在语言中，但如果这个“语言”还只是传统所见的人说的语言，那么这种说法就还是浅薄的、无关痛痒的。根本的语言本身是人们“说”不了、“用”不了的。海德格尔的目的，就要来思这个未曾被思及的语言本身——他宁可把它称为“道说”。人在作为“道说”的语言中。但作为“道说”的语言是未曾被思及的，因此仍旧需要一条道路去通达。这是思之道路，是思入“大道”之“道说”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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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在此首先立下了一个“道路公式”：“把作为语言的语言带向语言（Die Sprache als die Sprache zur Sprache bringen）。”(49)海德格尔说这个“公式”中的三个“语言”表示了既不同又相同的东西。我们理解，所谓“作为语言的语言”就是“大道”之“道说”。而第三个“语言”是“人言”，即人说的语言。这个“公式”作为道路的“引线”指示出海德格尔的一个意图：思“大道”之“道说”，并且把它表达出来（形诸语言——“人言”），同时也要探“人言”之根本——“人言”与“道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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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认为，理解海德格尔语言之思的关键是弄清楚他对待“人言”的态度。表面上可以说，海德格尔所思的“道说”不是“人言”，不是我们一般所理解的语言。但这样说时我们也要小心，不可简单地主张，既然作为“道说”的语言不是“人言”，不是一般的语言科学和语言哲学所研究的语言，那么，海德格尔所说的就是与“人言”不搭界的，是另一种完全可以不视其为语言的“语言”。此种看法有些危险。这也许就是眼下的语言科学和语言哲学研究对海德格尔的语言之思不顾不问的原因之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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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我们看到，海德格尔的语言之思恰恰是从“人言”入手的。他的观点是：传统的语言科学和语言哲学是不能揭示语言（“人言”）的本质的；“人言”有着更为深刻的植根性，从“人言”植根之处才是根本的语言——作为“道说”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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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从海德格尔对传统语言观的批判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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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传统语言观所见的是“人言”。传统哲学和科学把语言视作人的说话活动，从“说”方面来研究语言。海德格尔说：“自希腊以降，存在者就被经验为在场者。只要语言存在，那么语言——时时发生着的说——就属于在场者。人们从说方面，着眼于分音节的声音、含义的载体，来表象语言。说是一种人类活动。”(50)海德格尔认为，这就是西方人指导性的语言观念了。显然，这种语言观念是由传统形而上学所决定的。而以这种语言观念为基础的语言研究在威廉姆·洪堡（Wihlelm von Humboldt）那里达到了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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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德格尔的语言之思中，19世纪德国语言学大师洪堡是唯一地受到关注的一位语言学家。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就已经提到过洪堡。对海德格尔来说，洪堡的重要性在于：首先，洪堡的语言观规定了直到今天为止的整个现代语言科学和语言哲学，特别是洪堡关于爪哇岛上的卡瓦语的著作导论（即1836年出版的《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性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对现代语言学和语言哲学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其次，海德格尔认为洪堡对语言之本质有着一些探幽入微的深刻洞见。(51)洪堡既是西方传统语言观的集大成者，同时又对传统语言观有所突破，有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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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的这种看法与其他现代欧陆人文主义语言思想家对洪堡的评价并没有多大出入。但海德格尔的评价还是有自己的尺度的。在讨论中，海德格尔特别引录了洪堡的下面这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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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其现实的本质来看，语言是某种持续地每时每刻消逝着的东西。即使是文字对语言的记录也始终只是一种不完全的木乃伊式的保存，但这种保存却一再需要人们在那里寻求活生生的转化。语言本不是产品（Ergon），而是一种活动（Energeia）。它的真正的定义因此只能是一个发生学的定义。也就是说，语言乃是永远自身复现的精神活动，它能够使分成音节的声音成为思想的表达。直接地和严格地看来，这乃是对任何一次说（Sprechen）的定义；但在真正的和本质性意义上，人们似乎也只能把这种说的总体当作语言。(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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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集中地表达了洪堡的语言观。其中传达出来的主张明显是反对逻辑主义（理性主义）的语言研究传统的。洪堡在别处也表示，以往的所谓“普遍语法”研究用的是逻辑的“分析”（Zerliederung）方法，这种“分析”其实就是肢解，是把语言当作僵死的材料来处理的。他认为，“把语言分解为词语和规则的做法，只不过是科学分析所得到的僵死的劣作而已”。(53)而他的比较语言研究就不是单纯地分析语言的逻辑形式，而是要解决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不同民族的特殊语言中如何显示出一种“人类普遍语言”？洪堡的意思是：“整个人类只有一种语言；每个人都有一种特殊的语言。”(54)他并且认为，每一种语言中都蕴含了一种独特的“世界观”（Weltansicht）。这些看法都表明，洪堡是站在他那个时代的哲学的高度来思考语言的，其中也明显含着反对逻辑主义语法研究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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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洪堡语言思想中的上述倾向，海德格尔似乎没有特别加以关注。海德格尔倒是更愿意认为，正是在洪堡那里，传统形而上学的语言观得到了极端的发挥。洪堡也同样是从“说”这种人类活动来看待语言的，并且把语言看做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尽管洪堡把语言提高到“世界观”的高度来观解，但海德格尔认为，只要洪堡的哲学立场是形而上学的，那么，他就还不可能以非形而上学的方式来思考语言。“洪堡把语言的本质规定为活动（Energeia），但完全是非希腊式地在莱布尼茨单子论意义上把Energeia理解为主体的活动。”(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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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海德格尔看来，因为洪堡处在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形而上学的顶峰时代里，所以他的语言思想也是形而上学语言观的顶峰了。不过，正是在这个顶峰上，也才出现了新的契机。要说洪堡语言哲学中有什么值得为思想所注意的因素的话，海德格尔认为，根本上就是一种“语言转换的可能性”，即人与语言的关联的转换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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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海德格尔认为，着眼于人的“说”终归是触不着“作为语言的语言”的底蕴的。“说”是一种“表达”，也可以称它为人的一种“活动”。这两者自然都是关于“人言”（作为“说”的语言）的正确观念，但是由此却还没有达到语言的本质，更深的一度还没有揭示出来。这更深的一度，就是我们上文已经有所陈说的语言的“大地性”。(56)如若不是从这一度出发，那么，“人言”就不可能得到恰当的解释。海德格尔指出，时至今日，就连语言（人言）的发声现象也还没有得到恰当的规定。尽管语音学、声学和物理学的解释已经十分的发达，但它们都没有深入根本，都没有从“静寂之音”来经验语音的来源。(57)显然，这仍旧是要强调植根于“大地”（Physis意义上的“大地”）的“人言”的“肉身因素”，需得从人与大地的“归属性”来理解“人言”。如果说“人言”是已经“显”出的，那么它的“根”却在“隐”处，是从“隐”处“显”出来的，或者说，“隐”者“显”出才成就了“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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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对“说”（sprechen）与“道说”（sagen）的区分实际也表达了上面的意思。这两个词在日常德语中几近同义。海德格尔却对它们作了一番区分。一个人能“说”，滔滔不绝地“说”，振振有词地“说”，但却没有“道说”；相反地，某人沉默而不“说”，但却能在不“说”中“道说”许多。“说”是人的有声的表达。而“道说”的本义是“显示”、“让显现”、“让看和听”。“道说”这种“显示”未必就是有声的，未必需要表达出来。根本上，“道说”是本真的，在“说”之先。首先要有“道说”这种“显示”，人才能“说”。所谓“不可说者”，其实不只是缺乏表达的东西，而是未被道说的东西，还没有被显示的东西。以海德格尔的说法：“根本上必定不可说的东西被抑制在未被道说的东西中，它作为不可显示者栖留在被遮蔽的东西中，那就是神秘。”(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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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有不可“说”的“神秘”呢？因为“说”植根于“道说”，而“道说”总是一种隐匿着的“显示”，即前文所谓的“道示”（Zeige）。“道说”根本上是亦“显”亦“隐”、“显–隐”一体的“大道之说”。如果说人也“道说”，那无非是指人响应于无声的“大道之说”。所以，人可以不“说”而“道说”。唯从“说”（人言）方面看，才有“神秘”；而从“道说”方面看，是无所谓“神秘”的，因为“道说”是自行展开的。概而言之，有一种“人言”所不能涵盖的源始的“道说”或“显示”，那就是根本意义上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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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从“说”和“听”的关系来讲，海德格尔认为也可以见出有一种“大”于“人言”的语言。习惯上人们把“说”和“听”对立起来，一个人“说”，另一个人“听”。就这么简单吗？不然。“说”同时就是“听”；而且更应该说，“说”首先就是一种“听”。有所“听”才能有所“说”。“听”也不只是“听”“说”者，而是顺从我们所说的语言的“听”。海德格尔说得明白：“这种顺从语言的听也先于一切通常以最不显眼的方式发生的听。我们不只是说这语言，而是从语言而来说。只是由于我们一向已经顺从语言而有所听，我们才能从语言而来说。在此我们听什么呢？我们听语言的说。”(59)我们首先是在语言中“听”语言，后才能有所“说”。“说”者总是首先已经有所“听”得，后才能向“听者”“说”些什么。“说”首先是一种“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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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是一贯倡导“听”（“倾听”）的。显然，在“听”和“说”中，海德格尔认为“听”更能体现出人与语言的归属关系。照一般所见，“说”在“听”之先，海德格尔却颠而倒之，认为“听”在“说”之先。在另一处，海德格尔说得更绝对、更离谱：“我们听并不是由于我们有耳朵。我们有耳朵，并且在身体上配备有耳朵，乃是因为我们听。人听雷霆、林啸、水流、琴声、摩托、噪声等，仅仅是因为人已经以某种方式归属于（zugehören）这一切了。”(60)说到底，“听”（Hören）就是一种“归属”（Gehören）。这里，海德格尔显然是要我们注意“听”与“归属”这两个德文字之间的字面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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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归属”于什么呢？根本上就是归属于作为“道说”的语言。根本的“听”即是“听”语言之说。由此就触着了深处：我们听“道说”，只是因为我们本就在“道说”之中。我们归属于作为“道说”的语言。我们是以让语言向我们显示的方式而顺从语言来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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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无疑总是与人类的“说”维系在一起的，但海德格尔要问的是：“这是何种方式的维系呢？它的维系力量从何处而来，怎样起作用呢？语言需要人类的说，但语言并非我们的说话活动的单纯制作品。语言本质居于也即基于何处？”(61)这些问题不是传统语言观所能回答的。传统语言观固守于人的说话活动，所见的语言就是人的“说”，并且它对“人言”的形式化和工具化的研究早已把“人言”连“根”拔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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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要揭示的就是这个隐而不显的“根”。这个“根”已经被思及了，那就是作为“道说”的语言，就是“大道之说”。人归属于“大道”，“听”“大道”之“道说”（显示）才有所“说”。“道说”即“示”，是源始的“隐”着的“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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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说”如何“显示”？“道说”之“显示”让在场者显现出来，让不在场者归于隐匿。以海德格尔的说法，“道说”绝不是对显现者的随后追加上去的语言表达，相反，一切闪现和显露都基于显示着的“道说”。“道说把在场者释放到它当下的在场中，把不在场者禁囿在它当下的不在场中。”海德格尔又说：“有所带出的居有（das Eignen）使作为道示的道说在其显示中活动，这种居有叫做成道（ereignen）。它给出澄明之开放，在场者进入此澄明而持留，不在场者出于此澄明而离去，并且在隐匿中保持其持留。成道者乃大道本身——此外无他。”(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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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比较难辨。在这里，“成道”（ereignen）、“道说”（Sage）和“道示”（Zeige）是同一个意思。“道说”之“显示”即“大道”之“成道”，也即“大道”的运作和展开。“大道”之“成道”有着一体的两面，即“解蔽”（“澄明”）和“聚集”（“居有”）。“道说”的“显示”也是“解蔽”和“聚集”的统一。作为“道说”的语言既是“解蔽”（Aletheia）又是“聚集”（Log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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