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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此分别地列述“诗–思”两面，仅就各自的侧重而论，已经含有分割的危险。在海德格尔看来，正如各有所重的Aletheia和Logos是同一的，同样地，各有所重的“诗与思”也是同一的。“思–诗”合一。“思”和“诗”，都是归属于“大道”的人响应于“大道之说”而“道说”，是“言（道）成肉身”的源初方式，本根为一，不可分离。海德格尔说：“思即诗（Denken ist Dichten），而诗不只是诗歌和歌唱意义上的诗。存在之思是诗的源始方式……。思乃原诗（Urdichtung）。……思的诗性本质保存着存在之真理的运作。”(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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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思–诗合一”也不能否定两者各有所重，不能否定两者的“区分”。对海德格尔所谓“思–诗合一”，我们不能停留在字面上作美妙而浅薄的观解。海德格尔说两者是“同一”（das Selbe）而不是“等同”或者“相同”（das Gleiche）。“在思与诗之间有着一种隐蔽的亲缘关系，因为两者都服务于语言为语言效力并挥霍自身。但在两者之间同时又有着一条鸿沟，因为它们居住在遥遥相隔的两座山上。”(85)海德格尔此外又作诗一首，来吟唱这里所说的“思与诗”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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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唱与思想同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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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诗的近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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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出自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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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达乎存在之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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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亲缘关系令人想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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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尔德林对林中树的吟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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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中树木巍然矗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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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相毗邻却彼此不识。”(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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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时候海德格尔不是说“思–诗合一”，而是说两者的“近邻关系”。这又联系到我们上文关于“近”（Nähe）的讨论了。“物”“物化”即“近”“近化”，指的是“大道”的“聚集”运作，即世界“四方”相互趋近的居有。(87)海德格尔进一步的界说如下：“切近之现身本性并非距离，而是世界四重整体诸地带之‘相互面对’的开辟道路（Be-wëgung）。这种开辟道路就是作为近的切近（die Nähe als Nahnis）。”(88)我们已经知道，海德格尔所理解的“近”的本质在于“大道”的运作之中，这种意义上的“近”才是保持着“远”的“近”，才是根本性的“近”，是“亲密的区分”。海德格尔认为，“思”与“诗”的“近邻关系”就要从上述意义上的“近”来加以规定。(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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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所谓“思–诗合一”，根本上是一种“亲密的区分”，是分之合和合之分，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如果说“思”与“诗”有关系的话，那么它就是“亲密的区分”意义上的关系，根本也是人与语言（“大道之说”）的关系。“大道”是“一切关系的关系”。如果我们多少能对一种“语言转换”——即人与语言的关联的转换——作一些期备，那么，先就要唤起一种“思–诗合一”（“亲密的区分”）的经验：“一切凝神之思就是诗，而一切诗就是思。两者出于那道说而相互归属，而道说已把自身允诺给未被道说者，因为道说乃是作为谢恩的思想（der Gedanke als der Dank）。”(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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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与诗”，就是归属于“大道”的人的“谢恩”。且听思者海德格尔的“谢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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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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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流欢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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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石持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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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霭弥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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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期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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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水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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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风盘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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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祷冥思(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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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看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德文版，图宾根，1976年，第21页；《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德文版，弗林根，1986年，第2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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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看海德格尔：《诗·语言·思》，英译本，纽约，1971年，英译者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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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看海德格尔：《诗·语言·思》，英译本，纽约，1971年，英译者前言。这里所谈的情况并不是霍夫斯达特杜撰的，而是海德格尔本人所强调的。参看海德格尔：《同一与差异》，德文版，弗林根，1957年，第28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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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日本的海德格尔研究和翻译是十分发达的，在世界上很有地位。日本哲学家隈阮忠敬1988年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德国哲学在日本”，介绍了近百年来日本研究德国哲学的情况，其中也讲到日本的海德格尔研究和翻译。据他说，日本方面有关海德格尔的研究专著已经超过四十部，论文已经在一千多篇；日译《海德格尔选集》已出二十七卷，并几乎与德国方面同步进行海德格尔全集的翻译工作，《存在与时间》竟已经有六种以上的日译本了！这种情况真可以令我们中国人汗颜。隈阮忠敬自豪地扬言：日本的“海学”已经达到了与海德格尔故乡德国相匹敌的水平，在某些方面甚至还超过了德国人。此所谓“某些方面”，作者举的例子是日本学者往往从佛学角度来研究海德格尔——这大约不待说的。参看隈阮忠敬：“德国哲学在日本”，载《德国哲学》，第10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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