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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事情”就是“自行遮蔽着的澄明”，也就是自行隐匿的“大道”，那非中心的“遮蔽中心”。那是什么呢？是“神秘”。然而，“这难道不是全然虚幻的神秘玄想甚或糟糕的神话吗？难道归根到底不是一种颓败的非理性主义，一种对理性的否定吗？”(6)——海德格尔自己先就这样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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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我们前章所述，海德格尔要求技术时代的人们对“神秘”持一种“虚怀敞开”（Offenheit）的态度，认为这乃是本真的“思”的基本态度之一。大约在海德格尔看来，“神秘”感以及对“神秘”的敬畏感之缺失，正是现代人苍白生活的一个最显著的标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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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自行遮蔽着的“澄明”，自行隐匿着的“大道”是神秘的，那么，作为“大道”之展开的语言当然也是神秘的了。而且在海德格尔看来，语言就是“大道”本身的展开，就是“在场–不在场”、“可说–不可说”之“二重性”，发生于神秘的“遮蔽中心”。这样的神秘的语言，海德格尔称之为“道说”（Sage），也叫“静寂之音”，即是无声的“大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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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对于后期海德格尔独树一帜、也不免玄怪的语言思想，我们还有必要作一番概括性的认识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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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海德格尔的语言思想与他的“反形而上学”的立场和“非形而上学”的“大道”之思是一体的。因此，他的语言思想首先是反形而上学的，是与一般语言哲学和语言科学格格不入的，当然也是与我们日常的语言理解是大相径庭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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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看到，海德格尔对人与语言的关系作了一个根本性的“颠倒”：人不是语言的主人，相反，倒是语言“支配”着人，“占有”着人。以海德格尔的说法，就是：“语言比我们人更强大，因而也更重要。”(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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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一向被当作用于交流和表达的工具。人们支配、占有、制作、使用它。西方传统的语言研究则以形式主义为特征，它或者是在“语法”中寻找语言的本质，或者认为“逻辑”就是语言的本质。根本上，对语言的工具化与形式化是一回事。工具主义和逻辑主义是一回事。现在，海德格尔力图超越这一形而上学传统，他向我们揭示：语言不是工具，不是人的对象，因为人总是在语言之中，而不是在语言之外。从根本上讲，是“语言说”，而人只是在语言中“应合”语言，人只是在语言中“跟着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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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可能有这一根本的“倒转”呢？当然，这一“倒转”是由海德格尔的“存在”（“大道”）之思所决定的，是与他对人与“存在”（“大道”）的关系的“倒转”联系在一起的。不过这样说来仍然空泛得很。或者我们干脆认为，海德格尔所思的语言根本就不是我们一般所理解的语言了？这话既对也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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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海德格尔所思的作为“道说”的语言确实是“人言”所不能涵盖的，那么，我们同时也必须看到，海德格尔的作为“道说”的语言与“人言”是一体的。“人言”植根于“道说”，归属于“道说”，“道说”借着“人言”而得以“显”出。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可以说是“亲密的区分”。认为海德格尔的“道说”不是人说的语言，这种看法恐怕不免失于浅薄，至少是片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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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我们已经指出，海德格尔正是从“人言”（我们一般所见的语言）入手来思他的神秘的“道说”的。这里，对海德格尔来说关键的一步是我们前文已经多次指明的对语言的“大地性”（“遮蔽性”）的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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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德格尔看来，“人言”（语言）有着深刻的“植根性”，有着传统语言观所不能深入其中的玄秘的一度。传统的语言哲学和语言科学之所以不能揭示语言的本质，根本上乃在于它对语言的形式化研究。逻辑的、语法的和实证科学的语言研究已经把语言置入了现代技术的“集置”（Ge-stell）之中，从而不但看不到语言的“大地性”一度，而且根本上是把语言处理一个为被制作的工具，把语言连“根”拔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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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对于语言的“大地性”之维，海德格尔大致提出了两个“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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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是我们前面已经有所讨论的“方言”现象。(8)海德格尔认为，“方言”的差异并不像语言科学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是由于语言器官的运动方式的不同；根本上，“方言”的差异乃是由于“地方”不同，也即说，“方言”的差异植根于“大地”中。人的发声器官从何而来？人的肉身从何而来？从“大地”而来，而且还要回到“大地”中去。这种看法何其平常！但人类正是失身于此平常，早已不能保持“平常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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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有一死的人归属于大地，植根于大地，以大地为“家”。大地实际上并非死水一潭，绝不是铁板一块，而是不断地涌动着和生长着的。此即希腊人所谓的“自然涌现”（Physis）了。大地有勃勃生气。或许可以说有一种“大地之气息”。“方言”的差异全在于“大地之气息”的不同。海德格尔在此所讲的意思，其实就是突出了语言与大地、人与大地的归属性，强调的是语言的“肉身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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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证据”也很玄突。海德格尔认为，即便是以形式化为目标的“信息理论”至今也还不得不承认，形式化语言需要求助于“自然语言”（Naturliche Sprache）。当然，对于现代信息理论和语言科学来说，“自然语言”只不过是尚未形式化的、有待纳入形式化的语言而已；人们并没有从语言的源初“自然”来经验语言的“自然因素”（das Naturliche）。所谓“自然”（Natur）的源始意义就是Physis（涌现、生长）。故在海德格尔看来，“自然语言”这个名称就足以暗示出语言的“深度”了。为什么高度形式化了的“信息理论”依然不得不承认“自然语言”的作用呢？难道这种勉强的承认反过来不是已经向我们启发出“自然语言”的隐蔽的运作和生成基础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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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坚持认为，语言的本质问题是形式主义（逻辑主义）的语言研究所不能解决的，“自然语言”是不可形式化的语言。然而仅仅认识到这一点仍然是不够的，关键还是要洞察到语言的深刻的大地植根性，洞察到语言与Physis的一体归属性，或者简单说来，就是要从“大道”（Ereignis）方面来思语言。(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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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要深入神秘的“遮蔽中心”来思语言了。Physis意义上的“大地”，在海德格尔那里就是无限伸展的涌现着、生长着的“遮蔽”之域。而从语言（在此大概还是“人言”）的“大地性”出发，海德格尔便认为，我们就可以探入一种既解蔽着又遮蔽着的源始性的语言，这种源始性的语言来自那种神秘的“遮蔽”中心，是自行隐匿的“大道”的无声展开。海德格尔名之为“道说”。作为“道说”的语言并非“人言”所能涵盖，但又要通过“人言”才“显”出来，是一种神秘的、自行隐匿的“寂静之音”，是无声的“大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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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海德格尔的语言思想与他的真理观是一体的，真理之思实际也就是语言之思。我们已经看到，海德格尔的真理之思的结论是：“语言是存在之家”——语言就是存在之真理的“显–隐”运作。在海德格尔看来，源始的存在之真理是“澄明–遮蔽”的“源始争执”，而存在者之真理乃是“世界–大地”的“争执”，两者有着“源–流”关系。这种“源–流”关系，也正是“道说”与“人言”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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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道说”还是“人言”（人之“道说”），都有着“显–隐”的“二重性”。“道说”的“二重性”是一种源始的“二重性”，“人言”的“二重性”则建基于“道说”的“二重性”，是对后者的“响应”和“应合”（Entspre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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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讲，在“道说–人言”之间，也还有着一种看来更为深刻的神秘的“二重性”：“道说”相对于“人言”是一种源始的“隐”（“显”着的“隐”），“人言”相对于“道说”是一种“显”（“诗”与“思”）；“道说”通过“人言”而显出，“人言”归属于“道说”，是对“道说”的“应合”。“道说–人言”，同样也是一种“亲密的区分”，其间实现着一种根本性的“转换”，即“不可说→可说”的“生成转换”。(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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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不可说”者，乃自行隐蔽着的“大道”的展开运作，即作为“寂静之音”的“大道之说”。“大道之说”自行不息，故“不可说”乃相对于有限性的“人言”而言，而并非真的“不说”。这正如熊伟先生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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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说”乃其“说”为“不可”已耳，非“不说”也。“可说”固须有“说”而始可；“不可说”亦须有“说”而始“不可”，宇宙永远是在“说”着。无非“它”“说”必须用“我”的身份始“说”得出，若由“它”自己的身份则“说”不出。故凡用“我”的身份来“说”者，皆“可说”；凡须由“它”自己的身份来“说”者，皆“不可说”。但此“不可说”亦即是“它”的“说”；“它”并非因其“不可说”而“不说”……(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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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的“人言”是对“不可说”之“道说”的“响应”。响应着“道说”的“人言”有两种方式，即“诗”和“思”。“诗”与“思”就是从“不可说”向“可说”的“生成转换”。就“人言”的这两种“道说”（Sagen）方式（“转换”方式）都是对“大道之说”的响应而言，它们是“合一”的。但另一方面，“诗”与“思”也是有“区分”的，作为“命名”的“诗”是具有“开端性”的“解蔽”，而合于“逻各斯”的“思”则更具有庇护性和聚集性，更能突入自行隐匿着的“大道”，深入那“神秘的遮蔽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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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诗人和思者就处于“不可说–可说”的转换“界面”上。在此深渊一般的“界面”上，诗人和思者注定要领受超出常人的痛苦，那就是“不可说”的痛苦——诗人格奥尔格不是对此深有体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