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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的语言之谜，自然也留给了当代汉语思想。海德格尔的思–言实践，对当代汉语思想来说是尤其具有启示意义的。在这个多元化的世界时代里，汉语思想正处于前所未有的转变过程中，正在找寻自身的“道路”。此“道路”既是思想的“道路”，也是语言的“道路”。汉语思想期待着自身的新生和勃发，汉语言期待着它的命名和道说力量的复苏和增殖。而进入“语言–存在”思想的幽深维面，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及其当代处境进行重新审视，理应成为今天汉语思想界的一个基本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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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转向–转型时期”，在中–西两大文化的夹缝里，我们注定要格外地承受着海德格尔所说的“语言转换”。这是痛苦，却无疑也是机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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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据成中英的一张用以说明西方哲学之走向的图画改制而成。参看成中英：《世纪之交的抉择——论中西哲学的会通与融合》，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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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海德格尔说：“按实情并且清楚地来思，形而上学即存在–神–逻辑学（Onto-Theo-Logik）。”见海德格尔：“形而上学的存在–神–逻辑学”，载《同一与差异》，弗林根，1957年，第56页。海德格尔显然是想借此突出“存在学”（0ntologie）、“神学”（Theologie）和“逻辑学”（Logik）的三位一体，这样来规定“形而上学”，应该是深刻而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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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于柏拉图的著名的“洞穴譬喻”，可参看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72页以下；亦可参看陈康：《陈康哲学论文集》，第61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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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参看德里达：《哲学的边缘》，芝加哥，1982年，第245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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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德文版，图宾根，1976年，第72页和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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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德文版，图宾根，1976年，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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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德文版，弗林根，1986年，第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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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参看本书第五章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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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德文版，弗林根，1986年，第263-2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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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张志扬论述了“不可说向可说转换”的四种具体形式，即“暂时的”、“带出的”、“遮蔽的”和“神秘的”。参看张志扬：《门：一个不得其门而入者的记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07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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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熊伟：“说，可说，不可说，不说”，载《国立中央大学文史哲季刊》，1942年。该文是熊伟先生1930年代在德国莱茵河畔作的。它主要还不是写西方哲学的，而是讲中国思想的，但兼容着西方哲学的精神。它的意义在于把“说”的问题先行道出。而海德格尔直至1950年代渐渐公开显明了熊伟先生在此所描出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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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特别是新康德主义的最后一个伟大代表卡西尔和新黑格尔主义的最后一个伟大代表克罗齐，站在不同的哲学立场上，同时对这个近代欧洲人文主义语言哲学传统作了较为系统的清理。这个非主流的思想传统可以看做现代欧洲大陆人文语言哲学的“前史”。参看卡西尔：《人文科学的逻辑》，纽黑汶，1961年；克罗齐：《作为表现的科学和一般语言学的美学的历史》，王天清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也可参看阿佩尔：《从但丁到维柯的人文主义传统中的语言观念》，波恩，1980年，特别是“导论”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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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语言问题的突现是20世纪西方哲学的最显明的一个标志。对此我们前面已经有所提及。语言哲学是20世纪的“第一哲学”。德国哲学家布伯纳指出：“语言问题把各种哲学思潮，从现象学和解释学到分析哲学和科学理论，都统一起来了”（布伯纳：《当代德国哲学》，英译本，剑桥，1981年，第69页），阿佩尔认为：“几乎本世纪所有现代哲学思潮都承认，语言是我们关于世界结构的知识的可能性和有效性的先决条件”，在此意义上，可以把语言哲学视为现当代的“第一哲学”（《语言思想史与当代语言学》，纽约，1976年，第32页）。哲学转向语言问题，既有人类知识和思想发展的内在契机，也与人类社会的世界性进程同步。因此，“语言转向”绝不仅仅是英美分析哲学方面的事情。完整意义上的西方现代语言哲学应该包括“欧陆人文语言哲学”和“英美分析语言哲学”两派。两派的“说法”很是悬殊。而德国的与法国的思想家们之间的“说法”也很有一些区别，盖由于地域往往就是传统。英美分析语言哲学重视科学层面，从事语言形式的逻辑分析和语义分析；法国哲学家们重视社会和知识层面，发现了语言对于社会和知识的构成性与消解作用；而德国的思想家们则以自己的沉思习惯，直接深入“语言–存在”之思。由此构成本世纪西方语言哲学的三维景观。广而言之，20世纪西方哲学发现了“语言”这个根本性维面。对此，我们现在至少可以指明以下三点：一、“语言交往”是人类生存的根本性方式。“语言交往共同体”是人类的基本的生存单位。二、语言是人类知识的条件和限度。语言是诸民族文化的同一性和差异性的根据。三、语言对于人类生存和人类生活具有“结构性”和“解构性”。语言是解蔽性和遮蔽性、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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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参看阿佩尔：《从但丁到维柯的人文主义传统中的语言观念》，德文版，波恩，1980年，导论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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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参看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德文版，弗林根，1986年，第125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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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当代德国思想家阿佩尔向我们指明了这个“逻各斯神秘主义”传统的重要意义，认为此传统乃是进入现代语言哲学的“最本质性的道路之一”。不过阿佩尔也没有对之作他自己认为迫切需要做的“系统描述”。参看阿佩尔：《从但丁到维柯的人文主义传统中的语言观念》，德文版，波恩，1980年，第80页以及别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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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参看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中译本，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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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参看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德文版，弗林根，1986年，第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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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参看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德文版，弗林根，1986年，第11页以下。并参看本书第四章第二节。在此提到的波墨思想，参看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中译本，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1–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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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参看本书第五章“大道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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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参看海德格尔：“从一次关于语言的对话而来”，载《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德文版，弗林根，1986年，第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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