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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当时媒体邀请我，大概是考虑到我能读英文文献，关注的学科领域比较广。我虽然受的是政治学专业的训练，但关注哲学、历史和其他社会科学，也曾爱好文学艺术，还有过理工科的专业学习经历。所以对这个选题，大概是比较“平衡”的作者人选。但我相信，现在一定有更优秀的年轻人能胜任类似的工作，而且会做得更出色。只不过这个写作很辛苦，我说过这像是“学术民工”，首先是个“力气活儿”，要读大量的文献，并从中作出得当的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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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开始几年内地网络的学术资源还不充分。我有一点优势，就是因为在香港中文大学工作过三年，离职的时候被聘为荣誉研究员，保留了我的图书馆系统权限，能够查阅中文大学图书馆订阅的大量电子版英文学术期刊。但实际上，一个人不可能读那么多文献。除了自己因为专业研究经常关注的几个刊物，我依赖一些线索，比如Arts And Letters Daily网站。这是新西兰的哲学教授丹尼斯·达顿创办的网络文摘（目前被《高等教育纪事报》收购了），每天更新，汇集了许多知识分子刊物和网站甚至专业学术刊物的文章。在内容上，注重文学艺术和文化，也包括政治、社会、经济，尤其注重科学，这给了我很多线索。此外我平时读得多的一些，比如《高等教育纪事报》《大西洋月刊》《新共和》等，这些构成了我的信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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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不在于信息多少，现在我们完全不缺信息，而是如何从大量的信息和阅读中进行筛选，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以前我每个月都做一点笔记，把将来可能作为综述的题材记下来。后来资讯越来越丰富，发现需要读的文献越来越多，根本来不及读，就收藏起来，但积累到年底，工作量就非常可怕。每年大概从12月初开始，我会淹没在文献的海洋里，阅读和整理收藏的资料。这个过程既愉快又痛苦，因为会读到很多有意思的文章，虽然大多数文章是用不上的。我尽可能做到相对客观、全面地对信息、材料、事件和线索进行评估和取舍。由于截稿时间的压力和篇幅限制，我每次都会陷入紧张焦虑的情绪，特别困难的是在时间压力下做出判断：哪些议题要纳入，哪些要排除；哪些文章要介绍得详尽些，哪些只是点到为止。取舍的标准主要有两点：一方面尽可能保持客观，照顾到重要的事件或线索，警惕自己的个人兴趣和偏见的影响；另一方面，因为篇幅限制，又要避免为了客观而包含过多的内容，陷入漫无边际而杂乱无章。总之，尽量在简约性和包容性之间寻找平衡。我不认为自己成功解决了这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文章发出来后，也会有朋友提到可能遗漏了某些重要的事件或线索。我想，每个人都依赖自己特定的视角，这个系列的写作当然达不到一种“年鉴”的水平，总是受到个人学识和阅读范围的局限。希望将来有年轻的学人来做这个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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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如您所说，信息量大小不是关键，如何筛选信息才是关键。在如此海量的信息中进行选择，不可避免要涉及选择时的理论标准和方法。能具体谈谈您在写这个系列时，是如何在错综复杂的西方知识界选择重要事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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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关于选择标准，我想任何人做这样的工作都会不可避免地代入个人特定的视角和框架。我在做这项工作时，一直在问自己一个问题，能否不受自己太多的偏见的约束和影响，有时候非常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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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韦伯谈过所谓社会科学的中立性，大家知道纯粹的中立性是做不到的，但韦伯的意思也不是做到完全中立，而是把中立性作为一个可追求的明确目标。这意味着中立性或者说客观性的获得，是通过不断地对主观性进行反思，并且设想站在异己的立场上如何面对问题，由此逐渐逼近中立性，这是一个无尽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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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写作当然隐含着自己的问题意识。我对西方思想史、现代性的问题特别关注，虽然处理的材料是西方思想界的文献，但我会反复追问：对当今中国的公共讨论而言，哪些事情是重要的和相关的？这是我进行筛选的一个标准。我会尤其注意那些对社会政治和文化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线索。因为当代思想的有些东西可能是昙花一现，但有些东西会有长期的影响。当然这里永远会有判断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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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和公共讨论而言，西方现在奠定的自由主义民主以及市场经济体制这样的基本社会构架，在多大程度上是可持续的？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非西方国家借鉴？它们的局限和困境在哪里？这对于西方本身是重要的问题，对中国的发展也具有相关性。所以每年的年度综述，都会涉及对自由主义民主和市场经济体制的辩论，对其社会政治后果的反思。西方内部对这个主题始终存在丰富的讨论，这个辩论也和中国相关，这是我关注的一个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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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选择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技术文明带来的文化改变。社会科学家和人文知识分子可能不太关注这一点，但从长期的历史来看，人类的技术进步，改变的不仅仅是技术本身，也不仅仅是在物质层面影响人类的生活。实际上，技术文明在很深的意义上改变了我们的生存方式以及对自我存在的理解。所以我会特别关注技术文明对文化变迁的影响，这也是一条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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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持续关注的第三个方面，是身份或认同问题。我认为这对中国的公共讨论也有参考价值，包括社群和族裔的认同问题。在文化上和政治上，我是谁？我属于谁？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对哪个共同体是忠实的？多重身份将引起怎样的分裂和自我矛盾？在宽泛意义上，这涉及“身份政治”和“政治文化”，这也是一个持续出现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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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方面大致构成了这个系列的主线。当然，每年会有不同的重大突发事件，会出现重要的著作，以及重要思想家的诞辰与辞世纪念等，这些在西方思想界可能会引起比较多的讨论，自然也会在文章中有所反映。特别是如果对某个思想家的讨论对现代性的反思具有重要启发，我也会尽力去彰显它的思想史意义。以上大致是我做筛选的标准，抽象的泛泛而谈是容易的，但具体到每年的写作，取舍和详略的处理总会有很多纠葛，我处理得未必恰当，也接受大家的检验和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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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们注意到在2003年至2008年，该系列的题目均为“西方知识界重要事件综述”，但从2009年开始，标题成了“西方知识界回顾”，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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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题目是个技术性问题，但实际上涉及更为实质的问题：我到底想要写什么？在《学海》发表的系列里，我一直沿用“西方知识界重要事件综述”这个题目。但这个题目太学究气了，似乎也不太确切，所以在媒体版上，就用了“知识界回顾”这样一个更含混、包容性更大的题目。在此“知识界”是用来对应“intelligentsia”这个词，但这个英文单词的意思要狭窄一些，主要指受到良好教育而且关注公共思想、文化和政治问题的群体。就范围而言，我着眼于intelligentsia这个领域的活动和状况，所以不是所有的“知识”都与这个写作相关，而是那些具有公共影响的知识或思想。另一个问题是怎么理解“事件”。有些比较容易确定，例如，在2003年关于美国入侵伊拉克的辩论中，哈贝马斯和德里达等著名学人发起签名反战，这是狭隘意义上的event（“事件”），这比较清楚。但我还包括了一些eventful（“事件性的”或“重大的”）的现象，它不是单一的事件，而可能是围绕一个共同议题（比如，当代民主制度的困境、伊斯兰世界现代化等议题）的讨论。这些讨论在思想逻辑上是关联的，但在具体发生的时空意义上并不直接相关，并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事件”，我会把这些线索汇集起来，作为宽泛意义的“事件”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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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说，我既想反映狭义的event，又想把那些eventful的线索和趋势关联起来，形成一个主题。所以，对这一系列文章的标题我一直不太满意（如果有好心的、更聪明的朋友能够提供更好的标题，我特别愿意采纳）。不过，这可能也不是多大的问题。大家如果碰巧读了这个系列中的几篇文章，就会发现其明显的诉求就是关注公共思想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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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文明的发展对人类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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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提到对技术的关注。的确，在历年的西方知识界回顾中，您都非常关注最新的自然科学与社会人文学科交叉的信息。比如，在2015年的回顾中，您重点提到了“如何思考会思考的机器”和“人工智能在伦理上的悖论”。对这些话题的兴趣与您个人的学科背景有关吗？在回顾中涉及科学与人文的博弈点，您的用意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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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算是曾经的“理工男”吧。十五岁进入大学读化学工程，在东华大学一直读到硕士，对科学技术问题有一定的敏感。但现在我关注科学技术发展不只是由于个人经历，而且是因为科学和技术维度对现代思想甚至人类文明的形态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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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文和科学的分化日益严重，C. P. 斯诺曾提出“两种文化”的问题，引发关注。后来一些学者致力于弥合自然科学和人文学这两种文化之间的分裂，提出第三种文化的概念，试图把人文与自然科学融合起来，像edge网站，有一批像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这样的思想家，特别注重把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视野结合起来，我认为这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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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知道，学科的分野是现代教育体系的产物。在古典时代，比如希腊传统里面，科学本来就是哲学的一部分，叫作自然哲学，近代早期仍然如此。启蒙时代的那些思想家，比如伏尔泰等，他们都是所谓“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我觉得恢复一种综合的视野是有意义的。我们需要把被现代学院体制割裂得越来越细的学科交叉融汇起来，这不仅能帮我们获得更开阔的眼界，而且可能带来一个全新的研究方法，甚至形成新的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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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哲学领域，心灵哲学中的许多经典问题，道德意识的发生机制，自由意志和决定论是否兼容等，在纯粹思辨的层面上几乎很难再推进，虽然不断有专业学者的论文发表，但我个人觉得传统哲学的方式慢慢耗尽了自己的潜力。而现在，这些问题与神经科学、认知心理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这些属于自然科学的研究，与古老的哲学问题在另一个层面上发生了紧密的关联，出现了新的综合。西方学术界近年来有所谓“实验哲学”的运动，在不同的高校和研究机构，把神经科学和认知心理学的实验与传统的心灵哲学、道德哲学关联起来做研究，非常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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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人工智能问题的研究，可能有更大的意义和前景。我们可以由此进一步讨论在存在论意义上人类的意识活动和思想到底是什么，甚至人的存在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是智性的存在，但是我们并没有搞清楚什么是智能。我最近一次的综述中专门写了edge网站关于人工智能的一次大讨论，内容非常丰富，也有许多分歧和争论。大家可以到网站上去了解一百九十多位学者和科学家的观点。我每年写的综述报告有两个版本，一个是简约版，发表在《东方早报·上海书评》上，澎湃网会转载。还有一个更完整的版本，发表在《学海》上，这包括注释。一篇文章大概有五十个注释。其实注释很重要，因为许多问题在有限的篇幅里无法展开，只能给出些线索。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通过注释去追踪原始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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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讨论中，还出现了所谓“超级智能”（superintelligence）的概念，就是推测机器人的智能不仅能模仿人的智能，而且可能将会超越人的智能，甚至机器人可能反过来控制人类，这对人类前景意味着什么？这些辩论都特别有意思，对未来发展的预测也是众说纷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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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目前机器人的智能水平来看，与人类智能有很大反差，就是说有些方面机器人特别聪明，而在另一些方面特别笨拙。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艾莉森·戈普尼克对比了这种差异。她说，原先人们以为，下棋和定理论证对于计算机而言最为困难，但后来证明在这两个方面计算机都比人要聪明得多。但在另一些领域，比如辨认水杯和拿起水杯这类简单动作，或者普通幼儿都具备的学习能力，计算机却很难模仿，更不要说孩子对人们是否可信和可靠的辨别能力。她说，因为我们至今还没搞清楚孩子所体现的这些智能的原委，在明白这些问题之前，世界上最高级的计算机也无法胜过人类三岁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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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的观点更为复杂，比如牛津大学“人类未来研究所”的所长尼克·博斯特罗姆教授。在他看来，除了在某些特定的狭隘领域，目前机器思维的总体水平相当低，但将来有可能超过人类，正如机器现在已经比任何生物体更为“强壮”和“迅速”。至于“超级智能”何时出现，我们并没有把握。但他估计，人工智能要从目前的水平到达人类智能水平可能需要很长时间，但一旦到达这个水平，出现超级智能就相对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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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辩论背后确实还有一个更深的哲学问题：人到底是不是机器？也就是说，人的一切行动，包括意识、情感等“神秘”的灵性活动，说到底能不能被转换为物理的、神经的、粒子的运动？持有“物理主义”立场的学者，相信人没有什么神秘的部分，一切都是物理性的，只不过更为复杂而已。这个观点由来已久，18世纪中叶，法国思想家拉·梅特里的名著《人是机器》就认为，所有可见的生命与非生命的存在形式，都是源自粒子和力，在物理的生命力量之外没有其他空间。而另一些学者，我们姑且称之为“灵性主义者”，他们相信，人在根本意义上不是简单的生物或物理存在，总有一个部分是“灵性”（spiritual），并不能转换为物理过程，因此，人和机器之间有永远不可逾越的鸿沟，机器再发达也不可能成为人。最近讨论的趋势是，持有物理主义观点的人似乎越来越多了。英国皇家学会前主席、剑桥大学天体物理学家马丁·里斯甚至认为，从长期演化论的观点看，人的出现似乎只不过是为了发明出更卓越的超级智能的存在。他说，无论我们如何界定“思维”，人类的有机体思维（organic thinking）只是超大尺度的演化进程中的一个阶段，其思维的速度与强度终将被机器智能所淘汰，尤其在量子计算机诞生之后。生物大脑的抽象思维奠定了所有文化与科学的基础，但这只是一个短暂的历史前奏，是通向“非有机体的后人类时代更强有力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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