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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提到对技术的关注。的确，在历年的西方知识界回顾中，您都非常关注最新的自然科学与社会人文学科交叉的信息。比如，在2015年的回顾中，您重点提到了“如何思考会思考的机器”和“人工智能在伦理上的悖论”。对这些话题的兴趣与您个人的学科背景有关吗？在回顾中涉及科学与人文的博弈点，您的用意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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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算是曾经的“理工男”吧。十五岁进入大学读化学工程，在东华大学一直读到硕士，对科学技术问题有一定的敏感。但现在我关注科学技术发展不只是由于个人经历，而且是因为科学和技术维度对现代思想甚至人类文明的形态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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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文和科学的分化日益严重，C. P. 斯诺曾提出“两种文化”的问题，引发关注。后来一些学者致力于弥合自然科学和人文学这两种文化之间的分裂，提出第三种文化的概念，试图把人文与自然科学融合起来，像edge网站，有一批像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这样的思想家，特别注重把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视野结合起来，我认为这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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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知道，学科的分野是现代教育体系的产物。在古典时代，比如希腊传统里面，科学本来就是哲学的一部分，叫作自然哲学，近代早期仍然如此。启蒙时代的那些思想家，比如伏尔泰等，他们都是所谓“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我觉得恢复一种综合的视野是有意义的。我们需要把被现代学院体制割裂得越来越细的学科交叉融汇起来，这不仅能帮我们获得更开阔的眼界，而且可能带来一个全新的研究方法，甚至形成新的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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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哲学领域，心灵哲学中的许多经典问题，道德意识的发生机制，自由意志和决定论是否兼容等，在纯粹思辨的层面上几乎很难再推进，虽然不断有专业学者的论文发表，但我个人觉得传统哲学的方式慢慢耗尽了自己的潜力。而现在，这些问题与神经科学、认知心理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这些属于自然科学的研究，与古老的哲学问题在另一个层面上发生了紧密的关联，出现了新的综合。西方学术界近年来有所谓“实验哲学”的运动，在不同的高校和研究机构，把神经科学和认知心理学的实验与传统的心灵哲学、道德哲学关联起来做研究，非常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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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人工智能问题的研究，可能有更大的意义和前景。我们可以由此进一步讨论在存在论意义上人类的意识活动和思想到底是什么，甚至人的存在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是智性的存在，但是我们并没有搞清楚什么是智能。我最近一次的综述中专门写了edge网站关于人工智能的一次大讨论，内容非常丰富，也有许多分歧和争论。大家可以到网站上去了解一百九十多位学者和科学家的观点。我每年写的综述报告有两个版本，一个是简约版，发表在《东方早报·上海书评》上，澎湃网会转载。还有一个更完整的版本，发表在《学海》上，这包括注释。一篇文章大概有五十个注释。其实注释很重要，因为许多问题在有限的篇幅里无法展开，只能给出些线索。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通过注释去追踪原始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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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讨论中，还出现了所谓“超级智能”（superintelligence）的概念，就是推测机器人的智能不仅能模仿人的智能，而且可能将会超越人的智能，甚至机器人可能反过来控制人类，这对人类前景意味着什么？这些辩论都特别有意思，对未来发展的预测也是众说纷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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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目前机器人的智能水平来看，与人类智能有很大反差，就是说有些方面机器人特别聪明，而在另一些方面特别笨拙。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艾莉森·戈普尼克对比了这种差异。她说，原先人们以为，下棋和定理论证对于计算机而言最为困难，但后来证明在这两个方面计算机都比人要聪明得多。但在另一些领域，比如辨认水杯和拿起水杯这类简单动作，或者普通幼儿都具备的学习能力，计算机却很难模仿，更不要说孩子对人们是否可信和可靠的辨别能力。她说，因为我们至今还没搞清楚孩子所体现的这些智能的原委，在明白这些问题之前，世界上最高级的计算机也无法胜过人类三岁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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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的观点更为复杂，比如牛津大学“人类未来研究所”的所长尼克·博斯特罗姆教授。在他看来，除了在某些特定的狭隘领域，目前机器思维的总体水平相当低，但将来有可能超过人类，正如机器现在已经比任何生物体更为“强壮”和“迅速”。至于“超级智能”何时出现，我们并没有把握。但他估计，人工智能要从目前的水平到达人类智能水平可能需要很长时间，但一旦到达这个水平，出现超级智能就相对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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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辩论背后确实还有一个更深的哲学问题：人到底是不是机器？也就是说，人的一切行动，包括意识、情感等“神秘”的灵性活动，说到底能不能被转换为物理的、神经的、粒子的运动？持有“物理主义”立场的学者，相信人没有什么神秘的部分，一切都是物理性的，只不过更为复杂而已。这个观点由来已久，18世纪中叶，法国思想家拉·梅特里的名著《人是机器》就认为，所有可见的生命与非生命的存在形式，都是源自粒子和力，在物理的生命力量之外没有其他空间。而另一些学者，我们姑且称之为“灵性主义者”，他们相信，人在根本意义上不是简单的生物或物理存在，总有一个部分是“灵性”（spiritual），并不能转换为物理过程，因此，人和机器之间有永远不可逾越的鸿沟，机器再发达也不可能成为人。最近讨论的趋势是，持有物理主义观点的人似乎越来越多了。英国皇家学会前主席、剑桥大学天体物理学家马丁·里斯甚至认为，从长期演化论的观点看，人的出现似乎只不过是为了发明出更卓越的超级智能的存在。他说，无论我们如何界定“思维”，人类的有机体思维（organic thinking）只是超大尺度的演化进程中的一个阶段，其思维的速度与强度终将被机器智能所淘汰，尤其在量子计算机诞生之后。生物大脑的抽象思维奠定了所有文化与科学的基础，但这只是一个短暂的历史前奏，是通向“非有机体的后人类时代更强有力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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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韦伯曾说，现代化是一个“祛除魅力”的过程。现在看来，人类本身最后的神秘性似乎也要被祛魅了。很难说这到底令人欣喜还是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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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技术文明对人类存在的方式和自我理解有着深远的影响，让我重新思考，人作为道德的、文化的、精神的和政治的存在究竟意味着什么。比如互联网的诞生就出现了“网民”（netizen），这与原来以国家界定的“公民”（citizen）是什么关系？一个学生曾经给我看过一张“在线共同体”的世界地图。我们传统的地图，包括几大洲和几大洋，还有俄罗斯、美国、中国、加拿大等国。但这个“在线共同体地图”显示的是“Facebook国”“Youtube国”“Twitter国”，还有“QQ国”等。这张地图很有冲击力，就是说我们可以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想象世界，也可以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获得身份认同。说不定在未来的某个世代，你是哪个国家的公民可能没那么重要了，而你是哪个“网络共同体”的成员可能更重要。我相信，人类正处在新的技术文明大突破的前夜，它可能会改变我们的世界图景，改变自我理解的方式和存在方式。这对我们传统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安排，都有难以估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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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想象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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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说，了解西方知识界动态不仅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别人，也是为了更好地反观中国、了解自己。您的系列综述在2003年到2008年间，“中国”一词时有提及，但未单独展开。从2009年起，“中国”开始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模式”“中国特刊”“中国的世纪”等成专题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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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越来越多地把中国的议题放在这个系列中，有很多原因。一个直接的原因是：关于中国的讨论已经越来越多地占据西方媒体，特别是知识媒体的版面，这是2007年之后特别突出的现象。世界是彼此相连的，现在中国在世界上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而且它对世界未来的格局会有深远影响。我想，这对西方知识界本身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意义在于，他们发现了一个“他者”，这个“他者”目前是生机勃勃的、有进取力的，某种意义上说在强有力地崛起。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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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方而言，现在的中国已经不只是中国问题专家关注的对象，也正在成为他们知识思想发展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参照，对西方本身的思考产生意义。所以，将西方知识界、思想界对于中国的讨论带入中国读者的视野，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有助于我们内在地理解西方。尤其是在今天全球化的时代，没有一桩纯粹的“地域性”的事务。如果不把西方对中国的感知和理解纳入我们的视野，我们就没有办法充分地理解今天西方思想图景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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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西方对中国的讨论，对我们中国人自己也有参考意义。有一种固执的偏见认为，只有自己才最了解自己。但学过心理学、社会学的人知道，这种看法是非常片面的。古人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恰当的自我理解，恰恰需要把自己和所谓“关系性”的自我联系起来，与外部对自己的认识结合起来，完全孤独的自我是无法理解自己的。因此，将西方对中国的理解纳入中国自己的视野，这是一种本来就存在的，也许正是我们在不自觉地沿用的认知方式。我希望介绍如《经济学人》这样严肃和具有学术公信力的媒体的观点，这能帮助我们更自觉地发现“外部的眼光”，来丰富我们的自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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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个人相信，中国的发展，无论人们抱有非常乐观的期许，还是有比较谨慎的预估，都在很大程度上进入了全球秩序，它会对世界有越来越大的影响。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我觉得应该受到重视。所以我会每年寻找关于中国的讨论话题，收入这个系列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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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所提出的“新世界主义”强调，汲取古代天下思想中的求同存异等积极特征，同时强调以儒学中的“关系性”思想作为建构民族国家体系的全球认同的源泉。但是这种基于文化间的相互理解的“关系性认同”，倘若是在一个政治权力/权利分配问题上存在矛盾的背景下进行，其所推动建立的“后霸权”的世界秩序有多大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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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主义沟通世界跨文明间的认同的使命与世界秩序建立存在怎样的关系？跨文明认同是否有助于解决政治权力的“相互依赖”关系中的国际矛盾与冲突？即使在同一文明中，文明的趋同是否仍难以确保合理秩序的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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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首先声明一点，对于“新世界主义”这个提法，以及我们希望最终发展出一个学派的目标而言，我们只是刚刚起步，这可能需要非常漫长的学术努力。我们有一系列相关的研究，而我的那篇文章只是一个提纲性的理论表述，也仍然是非常初步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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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完全清醒地认识到，在概念层面的清理以及提出新的概念，这是必要的理论工作的环节，但远远不足以改变现存的世界秩序的霸权属性。我对自己的文章以及我们学术团体对自身理论努力的局限性，有相当清醒的自觉。但我想澄清一点，你的问题好像是在权力/权利分配的政治现实与一种关系性的自我理解或关系性的全球想象之间做了截然二分，这是有问题的。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想象世界，跟现存的政治权力和权利分配这种结构性的、硬的东西并不是无关的。我恰恰是要对这种观念与现实的二元对立方式提出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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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运用政治权力？权力的构成中是有“理念”参与的。我们如何想象世界？我们想象世界和阐释世界的观念、方法和表述，都是政治权力的一个构成性的部分，这个在政治学中有非常悠久的传统。我们往往把权力想象成一个自在的、坚硬的、固定不变的东西，但这是错误的。实际上每种权力的起源和使用及其正当化，都一直涉及理论的阐释和辩护。比如说现在的民族国家主权，这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后面的世界格局，它是有一套论述的，它是以对世界的特定的想象或者说世界图景为基础的。为什么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彼此不干涉内政？这个似乎理所当然的原则，依赖于在历史中形成的一种特定的世界想象。如果这种世界想象发生了重大改变，目前世界的权力结构和分布就可能出现变化。当然，我在强调文化观念对现实权力影响的同时，也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观念变迁推动现实变化的进程是复杂的，也往往不是直接的。也就是说，新的全球想象和文化观念，一定要通过实践中的政治力量去改变。但观念的变迁是动力机制中必要的环节。几乎所有重大的历史巨变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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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前的欧洲，是封建王国各自为政的割据状态，后来出现了绝对主义国家，再到民族国家的兴起，这个历史演变背后既有政治文化观念的变化，又是通过现实的政治经济权力去落实的，这才能够实现真正的历史性转变。民族国家的想象和现实，从来不是天然的或“现成的”，它是做成的。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世界秩序，它有历史的起源和发展，也可能有自己寿命的期限。但改变这个秩序，当然不是仅仅靠新概念的提出和新的想象的形成就能够完成。这可能是一个非常漫长、错综复杂的理论和实践互动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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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欧盟的经验清楚地看到了这一演变的过程。欧洲是最早出现民族国家的地区。但现在欧盟出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就有了相对完整的欧洲共同体的理念，但直到冷战结束之后，才获得了现实可行的实施条件。这意味着文化观念的改变，要在特定的条件下才能转化为政治经济的实践力量，最终改变一个区域的秩序。虽然目前欧盟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英国可能要退出欧盟[2]，比如这些年持续的债务危机，所以有“疑欧派”的质疑和忧虑，这当然是严重的挑战。但从长期历史的视野来看，欧盟从具体的理念酝酿到基本完成建设，仅仅用了半个世纪，我认为这是惊人的、极为卓越的人类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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