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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远的人们可以漠视差异，在遥遥相望中和平共存。但在近身的世界中，彼此迂回和缓冲的灰色地带大大收缩，差异更可能引起分歧，矛盾难以调和，冲突容易加剧（从前完全无法想象，某个运动员的一条推文就足以激发抗议和反弹，掀起一场话语对抗的风暴）。于是，“脱钩”成为一个似乎现成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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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很难离开这个近身的世界，或者付出的代价不可承受。正如厌恶城市的人们在踏上返乡之路后，很快会发现记忆中的乡村已面目全非，越来越深入地被织入城市之网。无论在积极或消极的意义上，相互依赖的进程仍然在不断加深。在米兰诺维奇看来，这是唯一仅存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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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意义上，离散并不是汇聚的反题，只是汇聚不良的应急症候。因此，“受不了你，却离不开你”（Can’t live with you but can’t live without you）这句流俗的台词正是我们“时代精神”的侧影，我们完全可能只是处在“冲突而汇聚”的曲折进程中。是的，历史是有方向的，但并不直线前行，黑格尔和马克思都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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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约翰·米尔斯海默不会同意。他相信冷战之后的自由国际秩序只是“大幻觉”（The Great Delusion），至多是短暂间奏，世界再次回归冲突的时代，这是政治的常态。这位现实主义理论大师声称，在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每一次交战中，几乎都是民族主义获胜。他甚至提出了哲学论证：自由主义失败的缘由在于其个体主义的哲学基础，但这是错误的哲学，因为人类“天生就是社群动物”（他邀请了亚里士多德来点赞），必定依赖于共同体而生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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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按照这位理论大师的“政治哲学”，人类至今还会生活在宗族、部落，至多是封建王国的政治社群之中。对于部落人而言，民族国家（更不用说欧盟）完全是妄想的乌托邦。如果人类可以突破部落，走向民族国家“想象的共同体”，那么为什么“想象”必定到此为止？为什么民族国家是政治共同体唯一和最终的形式？米尔斯海默对当下国际冲突的洞察并没有错，但这是依赖特定时代条件的历史政治学解释，本不必用半吊子的哲学伪装成一个“大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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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这个时代在经验意义上呈现出离散与汇聚的双重性，或许很难断言哪一种才是大趋势。谁知道历史有没有方向？说不定古人说得对，历史是循环的，而历史的线性进步只是启蒙哲学家的幻觉。但是，今天让人们汇聚的力量不只是美好事物的吸引。全球气候危机，极端主义势力对安全的威胁，高新技术发展的多种挑战，以及在世界大部分地区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所有这些都不是民族国家能够单独解决的问题。即使在负面的意义上，人类也分享着共同的命运。汇聚不必因为彼此喜欢，而是因为面对着无法独自应对的共同问题，这要求在竞争中保持对话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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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新冷战”是无可避免的吗？有人相信甚至期待“注定一战”，因为《左传》早就说过“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可是，后来陆九渊又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中国的传统智慧是如此丰富，让离散与汇聚都会有据可循。但如果米兰诺维奇是对的，如果双方已经处在同一体系之中，那么“新冷战”将是一场（与旧冷战完全不同的）“世界内战”，这大概需要在哈贝马斯所说的“世界内政”（Weltinnenpolitk）的框架中才得以恰当理解以及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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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会怎样呢？中国智慧也穷尽了不同的可能：“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是高明的见解。但罗贯中没有读过《人类简史》，看不清长久而缓慢的变量。在大尺度历史的研究考察中，尤瓦尔·赫拉利发现“合久必分只是一时，分久必合才是不变的大趋势”。[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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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的新共识：美国对华战略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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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听到的撕裂声，是两个巨大经济体开始脱钩的声音。”名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感叹着。他曾期许一个不断“变平”的世界，而今却惊讶于它日益醒目的折痕。《金融时报》将“脱钩”（decoupling）选作年度词汇，因为“美中关系的蜕变可能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经济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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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迁的节奏出乎意料地迅即。“新冷战”之说不久前还像是可疑的传言（一年前BBC文章的标题称之为“耸人听闻”），到了2019年已被许多论者当作既成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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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国”（Chimerica）一词的发明者尼尔·弗格森教授坦言：“在短短一年间，美国人对中国力量增长的恐惧骤然上升。曾经只是少数危言耸听者的立场，现在成为华盛顿的新正统。”2019年3月他在《星期日泰晤士报》发表文章，反省自己“读了太多的基辛格”（作为基辛格“钦定”的传记作者），而忽视了老朋友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警告的“修昔底德陷阱”及其“注定一战”的前景。他相信，“虽然我们未必注定要打一场热战，但我们肯定是走上了一场冷战之路”。[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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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他在《纽约时报》的文章正式宣布：“中美国”所描述的伙伴式共生经济关系已不复存在，第二次冷战在2019年已经开始。他认为，新冷战未必是坏事，肯定好过“默许一个中国的世界来接管”，而且还有可能缓和美国内部的政治分歧。至于美国能否再次赢得冷战，弗格森完全没有把握，因为今天中国带来的挑战远非昔日的苏联能够相比。他预期“这场新冷战会变得更冷”，而且将会比特朗普的任期长久得多。[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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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剧变的节奏，聪明的弗格森凌乱得露出了机会主义的底色。而矢志不移的理论大师米尔斯海默则如少年般容光焕发。从其名著《大国政治的悲剧》问世以来，他一直几乎孤独地呼喊着“狼来了”，十八年之后终于等到了他期待的“狼”，也迎来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荣归时刻，将在国际政治理论中重新压倒充满幻觉的自由主义理论。七十二岁的米尔斯海默2019年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巡演”布道：“自由国际秩序”（如其近著的书名所言）是“大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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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米尔斯海默看来，这是国际政治“零和博弈”的冷酷逻辑使然，大国必定会伺机扩张，寻求区域霸权，进而引发大国间冲突。因此，冷战后的自由国际秩序“从开始就注定失败，因为它包含着自我毁灭的种子”。8月在澳大利亚“独立研究中心”（CIS）举办的辩论中，当被问及“新冷战”是否会来临，他明确回答说“我们已经在新冷战之中了”。在著名学术刊物《国际安全》春季号发表的论文中，米尔斯海默意味深长地写下一行小标题：“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1990—2019”，以墓志铭的格式宣告了这个秩序的寿终正寝之年。[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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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传出消息，中美即将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但这个好消息既来得太迟，似乎也不足够好，安抚焦虑尚可，却难以振奋人心。2020年伊始，《经济学人》推出了封面专题“两极分离”，告诫人们，“不要被贸易协定所迷惑”，因为“地球上最大的裂变”正在发生，“两个超级大国的分裂将会完全改变世界经济，而代价之高难以想象”。[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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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以“新冷战”还是“脱钩”来判定当下的势态，都暗示着中国与美国的激烈竞争乃至对抗将成定局。但是，过去三十年的历史见证了太多论断，起初言之凿凿，转瞬过眼云烟。焦虑不安的时候很容易对盘根错节的脉络失去耐心，并将仓促的惊人之语误作深刻的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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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对华政策将会转向全面的“遏制”（containment）战略吗？这取决于对中国的认知。冷战之后西方对于中国的发展存在三种主要的论述：崩溃论、演变论与威胁论。它们相互竞争，此消彼长地占据主导地位。崩溃论者不相信中国会发生亲西方的改变，但将赌注压在中国发展的有限时效性。每年都有分析家考察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危机以及政治隐患，预言这种高速成长不可能长期持续，最终会走向崩溃。演变论者认为，中国在进入自由国际秩序之后，必定被这个秩序所约束和塑造，终将实现和平演化，虽然未必走向“西方化”的道路，但至少能够与西方维持互补合作、良性竞争以及和平共存。而威胁论坚信，中国强劲的崛起以及反西方立场都不可能改变，因此迟早会对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构成严重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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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华盛顿的精英看来，“崩溃”希望渺茫，“演变”遥遥无期，于是“威胁”便成为关于中国的主导性论述。但需要指出的是，崩溃论和演变论虽然衰落却没有灭绝，若今后卷土重来也不会令人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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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弗格森所谓的“华盛顿的新正统”是什么呢？近两年来，一种“新共识”在西方政界与思想界流传：美国以往基于演变论的对华“接触”（engagement）战略失败了。不断崛起的中国并未按照西方所期望的那样，温和地融入美国创立并主导的国际秩序，而是成为挑战这个秩序的“修正力量”，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因此，现在应当放弃过去温和的接触战略，代之以更为强硬的方式以“规制”中国，这是美国发起贸易战的理论基础。许多评论家认为，这是当下美国分歧严重的两大政党精英之间罕见的（甚至唯一）的共识，也是美国外交界、智库以及学术界许多人士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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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共识会是可靠的吗？基辛格曾对共识问题有过评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卷入的大多数（对朝鲜、越南、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最初都获得了两党广泛的支持共识，但“随着战事的发展，国内对战争的支持开始瓦解。然后达到一个转折点，退出战略变成了主要的辩论议题”。他就此总结出一个原则性的教训：“如果进入战争只是为了最后有一个退出战略，那么当初就不应该在那里开始。”这是基辛格2011年在威尔逊中心一次演讲的开场白。[11]八年之后，在中国贸易谈判僵持的时刻，基辛格再度访问北京，他这番洞见格外令人回味，对中美双方都是如此。如果发起“新冷战”最终只是为了停战，那么今天就不应该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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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华盛顿的新共识很可能是短暂而脆弱的。至少，在2019年的大量相关讨论中，已经出现了许多质疑的声音。首先，三十年来美国的对华政策是否可以化约为单纯的接触战略？其次，这种政策是否真的完全失败？最后，也更重要的是，什么才是恰当的替代性选项？在笔者看来，一个未被明述却更为致命的反诘是：即便接触战略的失败是一个事实，这本身在逻辑上并不意味着其他选项（比如“围堵”战略）将获得成功，或者不会导致同样的甚至更加严重的失败。这种深层的不确定性，塑造了当前各种对策提案的竞争性、尝试性和暂时性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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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目前的所谓共识主要是消极性的，就是承认必须反省以往对华战略的失误，但并未达成关于“应当如何应对中国挑战”的积极共识。正如大卫·兰普顿所指出的那样，当接触政策已经不复存在，就会出现对于引导性政策的竞争。[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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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混乱的争议中，我们仍然可以辨识“强硬派”与“审慎派”的不同取向，他们在如何认识与应对中国的问题上存在明显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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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硬派的基本取向是坚定“对抗中国”，在媒体、智库、国会和白宫中都有其代表，有些是传统的鹰派人士，也有些是幻灭后的演变论者。最近一个值得关注的动向是重启“当前危险委员会”（Committee on the Present Danger）。这是冷战年代旨在对抗苏联威胁的组织，在里根执政时期影响力达到顶峰，委员会中有数位成员出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中央情报局局长等职务。但随着苏联的衰落和解体，这一组织已经名存实亡，只是在2004年为防范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有过短暂的活跃期。2019年，在特朗普的前首席战略师史蒂芬·班农的策划和主导下，这一组织再度复活，目标是针对“中国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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