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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米兰诺维奇看来，对于自由优绩制的资本主义，最严重的危机在于“一个自我永续的上层阶级的出现，伴随着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它未来的命运取决于是否能够进一步演化，进入一个“更先进的阶段”，米兰诺维奇称之为“人民的资本主义”（people’s capitalism）。在这个阶段中，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之间应当有更平衡的分配。这将要求“拓宽资本所有制”，远远超出目前10%的顶层人口。同时，需要让顶级学校和高薪工作变得更加开放，不受家庭背景的影响。在应对不平等的问题上，人民的资本主义与早前的社会民主主义有相似之处，但主要着眼于寻求在金融资产和技能方面提升平等，而不是收入的再分配。与后者不同，前者只需要温和的再分配政策，因为社会已经达成了更充分的基线平等（baseline of equality）。为实现更大的平等，仍然“应当发展税收的激励措施，来鼓励中产阶级持有更多的金融资产，对非常富有的人群征收更高的遗产税，改善免费公共教育，并建立公共资助的选举竞争”。这些措施的累积效果将会使“资本和技能的所有权”在社会中更加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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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经济学家在倡导“人民的资本主义”，而保守派的政治人物提出了“共同善的资本主义”（common-good capitalism），出自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马尔科·卢比奥。[94]他11月在一所大学的演讲中，抨击了自由放任主义那种“不加以引导的市场会解决我们的问题”的观念，认为这种老办法根本行不通，因为它无法建立劳资双方在义务和权利之间的平衡关系。虽然“老办法”可能会带来GDP和利润的增长，但它本身不会带来“有尊严的工作”。他批评当前的政府政策只追求经济增长，指出“这种增长常常只能让股东受益”，却牺牲了新的工作和更好的薪酬。卢比奥对当前政治的左右两派都表达了不满，因为右派只注重维护商界谋利和股东投资回报的权利，却忽视他们对于工人和国家应有的义务，同时也忽视了工人分享收益的权利；而左派热烈呼吁每个人获取收益的权利，也强调商人有义务分享他们的成功，却很少谈论工作的义务和商业界的权利。卢比奥所构想的“共同善的资本主义”是“一个自由企业的体制”，其中劳资双方都享有权利也履行义务：“工人履行他们工作的义务，也享受他们工作的收益。与此同时，企业享有创造利润的权利，也要将足够的利润重新投资来为美国人创造有尊严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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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比奥敏感于“缺乏有尊严的工作”不只是经济问题，还有深远的文化与政治影响。目前的资本主义将造成人群的对立、社会的衰败和国家的分裂。因此，他声称自己的目标并不是在左右之间开辟“第三条道路”，而首先是防止这个国家的瓦解。如果需要治理的国家将不复存在，那击败政治对手的竞争也毫无意义。致力于“共同善”和社会的融合，以及强调权利与义务的平衡等，都是社群主义思想的传统口号。卢比奥试图以社群主义的老办法来约束放任资本主义的努力未必奏效，但他明确地意识到当下的危机及其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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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斯·施瓦布是“世界经济论坛”的创始人和执行主席，12月在Project Syndicate发表文章《我们想要什么样的资本主义？》。[95]他选择的答案是“利益攸关者资本主义”（stakeholder capitalism），这是他在1971年首次提出的概念。施瓦布认为，资本主义存在三种不同的模式，西方企业奉行的是“股东资本主义”（shareholder capitalism）模式，其根本目标是追求利润，在新兴市场兴盛的模式是“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其特点是由国家制定经济发展的方向。而他所倡导的“利益攸关者资本主义”与前两种模式不同，是将“私营企业视为社会的受托人（trustees of society）”。文章批评了主流的“股东资本主义”追求短期和狭隘的利益，论证在当前新的社会与环境的挑战下，他主张的这种“更具社会意识”的经济模式是回应这些挑战的最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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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瓦布正在准备一份新的《达沃斯宣言》，包括三项指标。首先是确立包括“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要素在内的“共享价值的创造”，作为企业标准财务指标的补充。第二项指标是调整企业高管的薪资，依据的标准是决策能否促进长期的共享价值的创造，而不只是符合股东利益（这造成过去高管薪资的飞速增长）。最后要求大企业理解，它们自身就是“我们共同未来的主要利益攸关者”，必须发挥其核心能力、创业精神和专业技术，与其他利益攸关者携手合作，共同改善世界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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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杨安泽，在初选竞争中提出了“以人为中心的资本主义”（Human-centered Capitalism）。他反对“重利轻人”的主流经济模式，认为“劳动力参与率”（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收入中位数”以及“寿命预期”这些指标要比传统的失业率和GDP更准确地衡量经济的健康发展。在他的竞选策略中，最受人瞩目的是“自由红利”（Freedom Dividend）提案，承诺给每个十八岁到六十四岁之间的美国人发放每月一千美元的“全民基本收入”（UBI）。这个方案听上去匪夷所思，但他以（被美国人迷信的）亚裔数学能力论证了其可行性。自由红利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向亚马逊、谷歌等科技巨头公司征收增值税。[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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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人的常识中，加税是传统左派的方案，但杨安泽的思路与此不同。他以阿拉斯加州政府给本州居民发放的津贴作对比，这项津贴来源于石油公司的部分利润。因为油田本身是该州居民的共同财产，由此获得的利润理应分出一部分让共同财产的每一个所有者（无论贫富）共同受益，它的正当性依据完全不同于所谓“劫富济贫”的加税。以此类比，高科技公司使用了我们每个人的“数据”，由此获得的利润也理应由用户共享。值得注意的是，杨安泽在竞选中提出了“数据财产权”的概念，主张“数字数据应当被当作一种财产权（property right）”。[97]虽然杨安泽没有充分论述全民基本收入与数字财产权之间的关联，但在他竞选网站关于“数据作为财产权”的陈述中包括三项主张，其中之一就是主张“让人们分享由于他们的数据产生的经济价值”。[98]这蕴含了一个新颖的理念：企业在创造经济价值的时候，使用了网民们有形或无形的共同财产，由此获得的利润应当无差异地让所有相关者分享。这是一种基于共同所有权的普遍受益观念，不同于传统左派的思路。所以，杨安泽有理由宣称自己“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而是前进派”（Not Left, Not Right, Forward）。无论他是否成为民主党最终提名的总统候选人，“以人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的理念和全民基本收入的提案将被人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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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波兰尼在1944年出版的名著《大转型》中曾指出，经济原本嵌入社会之中，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将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等要素从社会“脱嵌”出来，使市场成为脱离社会而自行运转的机制，经济也从其作为“社会生计策略”的实质性含义，转变为“理性决策”的形式含义，形成了危及社会的资本主义经济。[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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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尼的分析诊断有许多可疑之处，更不用说他构想的拯救方案了。然而，在此后七十五年资本主义的演化进程中，他提出的问题总会有再次引人注目的时刻。或许，当下的西方社会正在面临一个“波兰尼时刻”。而最低限度的平等——让人们达到准入门槛，迈入有希望的公平竞争，并从中普遍受益的基本平等——成为维护社会融合的一项不容忽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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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曾不断面对平等主义的挑战，也在这种挑战的压力下演化更新。西方主流思想将激进平等主义视为乌托邦式的幻想，对其可能的灾难性后果始终抱有警觉。然而，注重机会平等的自由竞争，若完全无视相对的结果平等，也很可能造成另一种灾难。当今的资本主义再次面临平等主义的巨大压力，如何应对这场考验关乎其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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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的获奖者与辞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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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尔堡国际纪念奖主要奖励在人文社科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2019年霍尔堡奖由英国学者保罗·吉尔罗伊（Paul Gilroy）获得。他在英国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获得博士学位，曾任教于伦敦大家、耶鲁大学等高校。他的主要研究领域为当代文化研究，并长期关注种族问题的研究。代表作有《黑色大西洋：现代性和双重意识》《小行动：关于黑人文化政治的思考》《身份政治：从表层到小政治》《反对种族：超出肤色界限的想象的政治文化》。[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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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普尔顿奖旨在鼓励科学与宗教的对话。2019年该奖由著名理论物理学家马塞洛·格莱泽（Marcelo Gleiser）获得。他任教于美国达特茅斯学院，长期关注科学与精神世界的联系。对于宗教问题，他持不可知论，强调人类知识的有限性。除进行学术研究外，他撰写了多部科普著作，让他收获了广泛的知名度。代表作有《求知简史：从超越时空到认识自己》《宇宙中紧迫的现实》等。[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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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2月10日，美国学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逝世，享年八十九岁。他是国际知名的历史学家及政治学家、中国问题专家，曾任教于哈佛大学政府系，担任过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主编了《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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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0日，爱尔兰最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之一大卫·菲茨帕特里克（David Fitzpatrick）逝世，享年七十一岁。他曾任教于都柏林三一学院，著有《政治与爱尔兰生活：战争与革命的地方经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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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4日，知名历史学家唐纳德·基恩（Donald Keene）逝世，享年九十七岁。他曾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以研究日本历史与文学见长，并翻译了众多日本文学著作。代表作有《日本文学史》《日本人的美意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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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2日，曾任美国历史协会主席的知名历史学家约瑟夫·米勒（Joseph Miller）逝世，享年八十岁。他是弗吉尼亚大学名誉教授，研究主要聚焦是非洲历史和近代以来非洲奴隶贸易问题，著有《死亡之路：商人资本主义与安哥拉奴隶贸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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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1日，比利时学者马塞尔·德蒂安（Marcel Detienne）逝世，享年八十四岁。他曾任教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古希腊研究领域颇有建树。代表作有《希腊人的献祭美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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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6日，美国历史学家约翰·卢卡奇（John Lukacs）逝世。享年九十五岁。他曾任教于费城栗山学院，在历史研究中对民粹主义有深刻的反思。他的观点在《民主与民粹主义：恐惧与仇恨》一书中有清晰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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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9日，匈牙利哲学家阿格妮丝·赫勒（Agnes Heller）逝世，享年九十岁。她年轻时师从著名哲学家卢卡奇，后成为知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之一，也是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代表学者之一。她在政治哲学、伦理学、文化批评领域皆有著述，代表作有《超越正义》《日常生活》《现代性理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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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6日，英国哲学家布莱恩·麦基（Bryan Magee）逝世，享年八十九岁。他曾任职于牛津大学沃夫森学院，因致力于哲学的普及传播而闻名于世。除了知名学者的身份外，他还曾是活跃于大众传媒的知名广播电视主持人。他曾邀请多位思想家进行访谈对话，录制了名为“思想家”的节目，该节目整理成书后，畅销全球，对于哲学的普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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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5日，非裔美国作家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逝世，享年八十八岁。她的作品以反映美国黑人生活著称，曾在多所高校主讲黑人文学，并获得了1993年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有《最蓝的眼睛》《所罗门之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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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4日，美国学者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逝世，享年九十八岁。他青年时加入美国共产党，后来到中国，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曾任职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他在中国工作生活了三十余年，是众多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代表作有《红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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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1日，享誉世界的著名学者、思想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逝世，享年八十九岁。他是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在哲学、历史学、社会学、国际关系研究等领域均有非常重要的理论贡献。他所提出的世界体系理论对学术界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他著作等身，《现代世界体系》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成果。《所知世界的终结：21世纪的社会科学》《否思社会科学：19世纪范式的局限》等作品也影响广泛。他被誉为20世纪美国最重要的社会理论学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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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5日，加拿大历史学家德斯蒙德·莫顿（Desmond Morton）逝世，享年八十二岁。他曾任教于麦吉尔大学历史系，著有《加拿大与战争：军事和政治史》《加拿大劳工》《加拿大简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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