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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利益并不是与价值无涉的，也远不只是一些可明确计量的指标（比如贸易逆差）。那种抛开价值理念来谈论“只有永恒的利益”的所谓“现实主义”观点，不仅肤浅而且缺乏真正的现实感。如果利益的定义是对于自身而言的重要益处，那么利益只能在“何为重要之事”的价值框架中才能被塑造和理解，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制于特定的意识形态图景。人类的“共同利益”在根本上无法独立于“共同价值”。搁置价值分歧的权宜之计缺乏可持续的有效性，在高度相互依赖的国际环境下越来越难以维系。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最终依赖于共同价值的塑造，这是极为艰难的事业，需要付出巨大的耐心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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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美国已经失去耐心了——这是10月4日副总统彭斯在哈德逊研究所的演讲试图发出的信号，一个明确而危险的信号。彭斯认为，美国曾相信中国在向世界开放的过程中“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自由国家”，但这种天真的希望落空了。在他看来，中国对美国的挑战不只限于经贸和技术领域，而且指向其价值理想。他明确表示，特朗普政府将不再继续以往的宽容放任政策，决意强硬地回应中国的挑战，以此“捍卫我们的国家利益和最珍视的理想”。[13]彭斯讲话的强硬基调也是美国对自身挫折感的反弹。他所谓“乐观的希望”实际上是寄希望于中国在开放进程中发生“和平演变”。但四十年过去了，这个希望越来越渺茫。显然，西方政界与思想界的许多人士误判了中国的发展方向，他们低估了中国政府捍卫自身政治事业的抱负与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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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事务》杂志3/4月号发表《重估中国》一文，作者是奥巴马总统任期时的助理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和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伊利·拉特纳。文章检讨了美国对华“接触”政策的失误，承认这种政策基于一个错误的深层信念，即“美国的力量和霸权能够容易地将中国塑造为美国所期望的扩大”，而结果却是“美国的期望与中国的现实之间差距不断扩大”。两位作者最后建议，一种更好方案的起点是美国以“新的谦逊”来看待自身改变中国的能力，既不寻求孤立和削弱，也不试图去转变中国，而是将政策立足于对中国更为现实的设想。[14]《外交事务》随后在7/8月号刊登专辑“美国误判了中国吗？”，包括王缉思、芮效俭、范亚伦（Aaron Friedberg）和约瑟夫·奈等多位学者，针对《重估中国》一文就美国的接触政策展开辩论，坎贝尔和拉特纳最后予以回应。学者之间仍然存在分歧。芮效俭指出，接触政策未必是在寻求以美国的形象来塑造中国，而是有其现实主义维度，对促进美国的利益是有所成效的。约瑟夫·奈认为，言称接触政策无法转变中国的观点，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检测。[15]这一议题还引起了《国家利益》等杂志的后续讨论。[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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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美国的对华政策一直具有接触与围堵的双重性，在交错展开中时常陷入进退失据的困境：接触政策失效，因为和平演变希望渺茫；而围堵战略不再可能，因为中国已经全面进入西方经济体系的内部。彭斯在哈德逊研究所的演讲不只带有明显的围堵倾向，而且将反击从贸易纷争扩大到文化与政治领域，这令人回想起丘吉尔1946年3月的“铁幕演讲”，因此被一些评论家称为“新铁幕演讲”。随后，围绕“新冷战”的辩论再度成为焦点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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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冷战”（也被称为“冷战2.0”和“第二次冷战”）并不是新术语。早在1998年，美国外交家、围堵战略的倡导者乔治·凯南就将“北约东扩”视为“新冷战的开始”。此后近二十年间，“新冷战”的讨论主要围绕俄罗斯对欧美的挑战及其可能前景，尤其在2014年俄罗斯“收复”克里米亚的事件中成为热点。而近年来，“新冷战”的议题也开始针对中国。2018年，《国家利益》杂志在5/6月号发表长篇文章《美国对阵俄罗斯与中国：欢迎来到第二次冷战》，作者迈克尔·林德是“新美国”智库的联合创始人，也是许多著名报刊的撰稿人。[17]他从地缘政治、历史、外交、军事、经济和技术等多个角度全面分析了第二次冷战的可能，得出两个核心论点。首先，“第二次冷战的深层原因，是第一次冷战后美国寻求全球霸权，遭到了中国人与俄罗斯人的抵抗”；其次，“如果美国的胜利要被界定为达成美国的全球霸权而不顾他们的抵抗，尤其是中国的抵抗，那么美国将在第二次冷战中被打败”。林德认为，美国不可能实现那些“新冷战勇士们”谈论的目标，包括让中国接受美国在东亚的永久军事支配，接受由美国及其盟友（而没有中国参与）制定的世界贸易的各种规则，让俄罗斯默许北约在俄边界地带的永久存在，让俄罗斯将克里米亚归还乌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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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德在文章最后提议，美国应当放弃全球霸权的目标，转向谋求新的全球“暂行协议”（modus vivendi），具有鲜明的多元主义和实用主义取向。在地缘政治方面，重新承认被放弃的“势力范围”划分，是缓解大国冲突更为有效的方式；而在经济方面，“取代华盛顿共识的不是北京共识，而是经济多元主义”。如果双边主义和“微多边主义”（minilateralism）符合更多国家的经济利益，那么抛弃为全球经济制定单一规则的方案也不足惜。林德认为，将美国利益等同于创造和维护“美国治下的世界和平”（Pax Americana）是愚蠢的，既会遭到对手的抗拒，也不会得到盟友的支持，“只有平衡自身的资源和承诺，美国才能够引领世界从新的冷战回到新的‘冷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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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德的文章为“新冷战”勾勒出相对完整的轮廓，并提出了逆全球化背景下应对大国冲突的实用主义策略。而许多论者则质疑“新冷战”概念本身的恰当性，这种质疑有显而易见的论据。旧的冷战已经结束，解体的“苏联阵营”不可能重新集结，经济高度一体化的世界也不可能分裂为两个相对自足、彼此对抗的经济体。此外，除了美国之外，也没有国家热衷于输出自己的价值观念。简而言之，在政治、经济、地缘和世界观意义上全面对抗的两大阵营不复存在，因此“新冷战”是一个时代错置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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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旧冷战的模式不可能重现，但“新冷战”成为受人关注的议题并非毫无缘由。政体形式与思想观念的竞争并没有随着苏联的解体而告终，所谓“冷战思维”也不会轻易淡出。美国感到自身面临的挑战，不仅来自经济与科技的新势力，而且嵌入了强有力的国家意识形态。被美国视为国际秩序的“修正派”势力正在有力地阻击它所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进程——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大西洋国家构建的“自由秩序”，逐步向全球扩展。当下，困于挫败感的美国尚未形成完整的应对战略，但新的国际议程可能已经在谋划之中，这一点也并非毫无踪迹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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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4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G20峰会刚刚结束后，便赶到布鲁塞尔的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发表讲话。[18]他强调，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并不意味着放弃美国的领导作用，“恰恰相反，秉承我们伟大民主制的最出色的传统，我们正在集结全世界的高尚国家（noble nations）来建立一个新的自由秩序，防止战争并为所有人实现更大的繁荣”。整个演讲的主旨是改造“自由国际秩序”，因为原有的秩序已经失效。何以失效？演讲中有两个段落值得注意。他声称，“在冷战结束后，我们听任这个自由秩序开始受到侵蚀”，因此“某些坏分子（bad actors）利用我们缺乏领导力的机会为他们自己谋利，这是美国退却（retreat）所产生的恶果。特朗普总统决意逆转这个局面”。在此，蓬佩奥委婉地将部分责任归咎于美国几位前任总统。所谓冷战后的“听任”是暗指从克林顿到奥巴马执政时期的姑息放任政策，实际上导致了美国的“退却”，出现了“缺乏领导力的机会”，才让“坏分子”有了可乘之机。于是，蓬佩奥完全颠倒了外界的普遍印象：特朗普政府不是放弃而是真正担负起了强有力的领导角色，逆转以往软弱无力的“退却”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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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新的自由秩序”依据所谓的“有原则的现实主义”（principled realism），蕴含价值标准和利益诉求的双重性，方法是清理门户与排斥异端并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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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以民族国家主权为核心，以双边主义方式重新谈判国际协议，放弃运转失灵的国际机制。“国际机构必须有助于促进合作，从而支撑安全和自由世界的价值观，否则它们就必须被改造或被取消。”因此，“本届政府将合法地撤出或重新谈判过时的或者有害的条约、贸易协定，以及其他不符合我们主权利益或者我们盟国利益的国际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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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排斥和压制“违规者”，“当条约遭到破坏时，违规者必须受到反击，条约必须得到修改或被废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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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他诉诸危机感，“我们所面临的威胁来自那些强势的国家和行为者，其野心是要以其自身不自由的形态来重塑国际秩序”，因此“尤为迫切地呼吁”盟友拿出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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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佩奥演讲的要义在于，重新确立盟友与对手的边界，号召“高尚国家”联合起来，“放弃幻想，准备战斗”。抛开既有的国际秩序重起炉灶，从过度扩张也过于包容的全球性国际机制中撤离，收缩到最初的大西洋国家圈及其可靠盟友，而申请加入“高尚国家”俱乐部的外部成员需要经过严格的资格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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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会是美国新战略的雏形吗？即便如此，也很难说这是特朗普的规划，还是美国共和党精英的构想。有趣的是，《经济学人》在12月发表的《再造自由主义》长篇宣言中，有一个段落与蓬佩奥的论旨有相似之处。文章指出，辞世不久的美国联邦资深参议员约翰·麦凯恩在十年前提出过一个“民主国家联盟”（league of democracies）的想法。这个联盟的成员“尊崇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同时在这些问题上相互问责”，该文认为“这个想法值得重温”，这个联盟作为不同于联合国的另一个平台是“可信而有用的”。[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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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斯与蓬佩奥的演讲显示，美国正在改变“自由秩序”的含义和取向，从以往包容开放的全球主义，转向党同伐异的敌我划界；从信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普遍价值，转向“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戒心。然而，雄心勃勃的“新自由秩序”最终可能是一厢情愿。特朗普的鲁莽与多变真的可以算作意志与灵活性的体现吗？执政以来对欧洲持粗鄙态度的特朗普，还有能力集结所谓的“高尚国家”吗？这种新的构想更可能导向“新无序”而不是新秩序，冲突和对抗可能进一步加剧。无论如何，卡尔·施米特的信徒们，以及宣告“历史终结论已经终结”的有识之士们，将会欣然见证历史斗争重新开启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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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治的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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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执政的第二年，在联邦政府部分关门的状态中落幕。这种状态延续至新年，创下了美国“政府停摆”最久的历史记录，或许还会再次停摆，也可能以总统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而告终。《纽约时报》报道说，特朗普曾在浏览媒体大标题时感叹道，“我干得很棒，但每天都像一场战争！”[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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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是一名顽拗的斗士，而且格外痴迷于自己的“硬汉男人”形象。所谓“性格决定命运”之说并不全然可信，但一个强势元首的性格必定会影响其国家的命运。整个2018年美国政坛硝烟弥漫：从国际到国内，从“零容忍”非法移民到避难所中移民子女的处境，从“通俄门”调查到前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被判刑，从移民问题到边境安全，从大法官任命到中期选举，从两党对峙到白宫内部的人事纠纷……事关政治的领域几乎全部演变为“战场”（battle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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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竞选期间，特朗普的好战品行就展露无遗，因此以上种种状况并不出人意料。只是当时有许多人相信，美国的立宪体制与公共领域具有强大的制约力量，终将驯化特朗普的“野性”与“任性”，使他转变成一个“规范的”总统。这种预期显然落空了。也许，第一夫人对其丈夫的见识更为真切。《华盛顿邮报》曾引述梅拉尼娅的原话说，“如果遭受攻击，他会猛烈十倍地予以还击”。[21]所有制约力量在特朗普看来都是对他的个人攻击，激发他几乎本能的更为勇猛的反击，使他更偏离人们对正常总统的期望，从而导致更密集的质疑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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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伊始，作家迈克尔·沃尔夫推出《火与怒》；8月，前白宫通讯主任奥马罗萨·纽曼出版《精神失常》；9月，鲍勃·伍德沃德出版《恐惧：特朗普在白宫》。三本先后出版的畅销书，都揭露了白宫惊悚慑人的内幕，引发舆论风暴。[22]三位作者风格颇为不同。沃尔夫笔法劲爆，长于秘闻轶事，颇有政治八卦色彩，让人半信半疑。纽曼的揭秘来自亲历证据，但她不是中立的观察者，她在白宫任职一年后被解雇，或有“复仇”之嫌。但伍德沃德则是声誉卓著的记者和作家，因早年与卡尔·伯恩斯坦一起报道“水门事件”而一举成名，撰写过八部以总统为题的书籍（从尼克松到奥巴马），曾两次荣获普利策新闻奖。《恐惧：特朗普在白宫》一书以严谨扎实的证据（包括几百小时的访谈录音）见长，更为可信深入，也更令人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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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纽约时报》9月6日罕见地发表了一篇匿名文章，题为《特朗普行政当局内部的寂静抵抗》。作者自称是一位白宫高级官员，指出特朗普陷入了一个他尚未充分理解的困境：他自己的许多高级官员正在“从内部不懈努力，以挫败他的部分议程和最糟糕的倾向”，而作者本人就是这种内部抵抗的参与者。作者虽然同属共和党，但尖锐抨击总统的道德水准和领导能力（失德、鲁莽、狭隘、不称职），更无法接受这个国家“与他一起沉沦”。作者说，美国公众应该知道“房间里还有成年人”，“我们充分意识到正在发生什么。我们在努力做正确的事，即使是在特朗普不会这样做的时候”。[23]这篇文章引起特朗普的震怒，指控匿名作者涉嫌叛国罪。媒体对“谁是白宫内鬼”的猜测也造成连锁性恐慌，从副总统到部长等众多高级官员纷纷公开声明“不是我写的”。[24]匿名文章与三部畅销书相互佐证，坐实了白宫的乱象。正如《恐惧：特朗普在白宫》中引述的前白宫秘书罗布·波特所言：“这不再是总统职位，这也不再是白宫。这里只有一个想要如其所是做自己的人。”[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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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特朗普的频繁曝光究竟能起什么作用呢？爱德华·卢斯在《金融时报》的评论中写道：美国民众起初对特朗普的虚伪、自恋与无知感到震惊，但随着一次次揭秘材料的出炉，已经渐渐麻木。时至如今，这些“猛料”已经无法使人震惊了。“特朗普极不适合当总统，但显然任何人都对此束手无策。”[26]卢斯表达的无奈与无力感或许真切，但这并不是公众甘于无所作为的信号，而是在政治极化背景下，对立双方无法妥协又难以推进合作的征兆。战斗仍在继续并且日渐激烈，只是常常打得难解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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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提名的大法官人选布雷特·卡瓦诺遭到民主党的强力阻击，10月6日，他在经历了性骚扰指控、调查和听证的风暴之后，以两票微弱优势（五十票对四十八票）获得参议院批准，进入联邦最高法院。11月中期选举的竞争更为激烈，两大政党全力动员，投票率创下历史新高。最终，民主党获得了值得欣慰的成绩，在众议院夺回三十多个席位成为多数党，女性与少数群体的议员数量也明显上升。但原先期望的“大蓝潮”实际上“既不够大，也不太蓝”。“不够大”是指翻转力度不够强劲，未能在参议院获得多数席位，在众议院也远不及共和党在2010年中期选举中掀起的“海啸”（夺回六十三个席位）。“不太蓝”是指文化进步主义的色调不足，民主党多名呼声很高的进步派候选人最终未能如愿以偿，几位文化立场相对保守的民主党候选人获胜。在谋求连任的民主党参议员中，此前投票反对卡瓦诺出任大法官的三位议员都失去了席位，而唯一的“反水者”乔·曼钦则获得连任。但无论如何，此次中期选举打破了共和党在国会两院同时占据多数席位的优势，对特朗普未来两年的执政形成了制衡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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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特朗普并不会因为中期选举的挫折而收敛锋芒，并在选举后立即解雇了司法部长。他不仅有越挫越勇的斗志，而且已经拥有体制化的政治资本。这位体制外的政治素人，借（共和党之）壳上位的总统，并没有被共和党建制派所驯化。相反，他已经成功地驾驭了（或者说“绑架了”）共和党，这是他执政两年来最突出的一项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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