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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莱克比他众多的批评者更为清醒地意识到真正的困难所在：在“人群”与“种族”这两个概念之间存在着复杂而危险的联系。3月30日他在《纽约时报》发表回应众多读者评论的文章《如何谈论“种族”与遗传学》，承认人群概念往往会与“今天的‘种族’范畴相关联”（correlated）。[61]因此，研究人群遗传差异是一把双刃剑：在很多情况下它会揭露“种族”概念的虚假性，瓦解绝大多数的刻板印象，但遗传学的发现也有可能会确证某些刻板印象。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发现的只言片语会被某些愿意信奉种族主义观点的人用来证明自己正确。恰恰因为存在这种可能性，莱克才要在文章中直面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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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莱克如何应对这个难题？他在文章中已经提出自己的思考。首先，作为科学家，他坚持将学术的诚实置于优先地位。人群遗传差异的客观存在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感知的。如果科学家回避或掩盖这种差异及其效应，会使公众丧失对科学的信任，而且造成一种知识真空，伪科学的种族主义话语便可能乘虚而入。其次，承认人群差异的确有可能造成歧视的危险。大卫·莱克的父亲沃尔特·莱克是美国“大屠杀纪念馆”的首任馆长，他对种族歧视具有很强的敏感性，因此一再强调他本人分享着“正统观点”的忧虑（许多批评者不过是重复莱克多次表达过的忧虑）。但他的应对策略有两个方面。第一，差异本身并不导致歧视，歧视是对差异的特定阐释和行动。他在文章中举例，男女性别的生物差异最为显著，但性别歧视是对这种差异的特定阐释。第二，在客观的生物学意义上，人群之间的遗传差异远低于个体之间的差异，“种族”对于特定个体的生物能力的预测功效是微不足道的，任何一个群体中的个人都可能在任何一个领域中表现卓越。因此群体间遗传差异的冲击是温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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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朗普时代的美国，在种族主义格外敏感的时期，在科学探索中维护有益的政治正确变得更为艰巨。很难说莱克彻底解决了他自己提出的难题，但他并不是没有社会政治敏锐性的科学家。他为平衡科学探索和道德诉求提供了有益的思考。实际上，差异本身并不直接导致歧视，两者之间需要特定的政治和文化阐释才能联结。如果差异本身可以使歧视正当化，那么，由于个体之间的遗传差异更加显著，个体对个体的歧视也变得在道德上是可接受的，高智商的个体就有理由歧视其他人为“脑残”（扬言“智商是硬伤”），或者高个子也就可以正当嘲笑矮个子为“二等残疾”，那么“正常人”对残障人士的歧视就更为正当了。伦理批判不应导向刻意回避或压制严肃的科学探索，而应当着眼于改善我们的政治与文化观念，在接受差异事实的前提下，以平等的尊重方式去对待差异，这才是政治正确应当着力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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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向常春藤大学的荆棘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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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类别是一种社会建构，但严格说来所有社会范畴都是如此（只是它们与物理现实之间的关联或有不同），阐明“建构”特征本身并不否定这些范畴的有效性和适用性，而是强调它们都是被特定文化与政治所塑造的范畴，也会随历史条件而改变。种族（或族裔）依然是当今世界各国通用的身份识别范畴之一，与遗传的体征有关，但更深刻的关联是文化养成。在西方的亚裔学生常常学业出色，这种所谓“亚裔效应”（Asian effect）主要是由文化传统的养成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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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亚裔美国人口有2140万（其中华裔508万），占美国总人口的6.7%，而去年哈佛大学录取的新生中亚裔占比高达22.9%。一般人对此的直接反应会是：“哇，好厉害！”但力求满分的亚裔学生家长会问，“怎么才22%？为什么不是100%啊？”——这是美国一个脱口秀节目中的片段。现实的情况是，如果仅仅依照学业成绩录取，亚裔学生将会占据哈佛的几乎半壁校园。但即便如此又怎么样呢？假如有一天哈佛半个校园变得像北大，这是不可接受的吗？无论如何，有证据显示，哈佛校方对学生族裔分布的均衡问题有所关切，可能为此采用了不利于亚裔申请者的招生措施，涉嫌针对特定族裔的歧视。[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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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15日，哈佛涉嫌歧视亚裔的诉讼案在波士顿联邦地区法院正式开庭，控辩双方争论激烈，审理过程长达三周，并于11月2日结束，几个月之后才可能有裁决结果，此前还将举行法庭听证会。这个诉讼案经过了长达四年的筹措准备和多次听证，预计最终将会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引起了社会和各大媒体的高度关注，仅《高等教育纪事报》杂志就发表了二十八篇相关的报道和评论。[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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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裔是美国的少数族裔，但与人口占比对照，亚裔学生在哈佛（以及美国多数名牌大学）并不处于“代表性不足”（under-represented）的状况，为什么会引发歧视的争议和诉讼？因为在起诉方看来，哈佛背离了“一视同仁、择优录取”的原则，这是亚裔群体最为熟悉和崇尚的公平观念，也是对他们最为有利的公平标准。亚裔学生的平均学业成绩明显优于其他族裔，尤其是SAT的数学考分（满分为800分）更是遥遥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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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学招生同样以“择优录取”为主要原则，反映了美国的“优绩制”（meritocracy）的价值取向，但其公平原则也包含对弱势群体的“补偿正义”观念，突出体现于“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又译作“肯定性措施”）。此外，美国大学还会兼顾“文化多样性”的目标，可能会考虑校园的“族裔平衡”（racial balancing）。择优录取、补偿正义和文化多样性，这三重维度之间存在张力，每个大学有自己的侧重与应对策略。几十年来围绕“平权法案”的辩论和诉讼连绵不绝，可见平衡公允的决定何等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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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权法案的补偿措施，无论基于家庭收入还是种族背景，都很难惠及亚裔学生。亚裔美国人不算弱势群体，收入中位数不仅超过其他少数族裔，也超过了美国白人，而且在历史上也不曾遭受与黑人同样严重和持久的奴役与歧视。同时，由于亚裔在美国名校学生中已经占据“超额代表的”（over-represented）比例，也很难从族裔多样性的诉求中受益。因此，只有简单的“择优录取”原则对亚裔学生最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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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没有“高考”体系，大多采用综合评价方式，学业成绩（SAT和高中成绩）只是评价指标之一。哈佛大学对申请者进行“整体评级”（overall rating），其中还包括课外活动、体育技能、个性和推荐信等指标。早年的亚裔学生在“课外活动”（包括领导力和特长等）方面表现相对较弱，但随着亚裔申请者数量的急剧提升，相关的咨询培训机构和辅导项目也应运而生，近几年来亚裔学生的课外活动表现也毫不逊色，实际上任何明确客观的要求都难不倒他们。然而，“个性评价”（personal rating）却是内涵模糊、难以测量的指标，也成为控方起诉的一个焦点。《高等教育纪事报》报道，控方聘请了一位杜克大学的经济学家，对哈佛招生数据进行分析。他在法庭提供证词说，他的模型分析表明“哈佛招生官员对亚裔美国人申请者的个性评价打了更低的评分，这降低了他们的录取机会，虽然他们获得了很高的学业与课外活动评分”。[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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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起诉讼案的控辩双方都面临某种困境。对于亚裔学生而言，支持完全无视种族因素的“族盲”（race-blind）录取政策，对扩大自己的升学机会最为有利，这也意味着废除平权法案。实际上这次代表亚裔团体的起诉方，就是一个著名的反平权法案的非营利机构，名为“学生公平入学”组织（简称 SFFA），其发起人是反对“逆向歧视”（白人因平权法案遭受）的著名斗士。因此许多媒体将此案称作“哈佛平权法案诉讼案”。但“族盲”录取政策，会在客观上挤压处在最底层的拉丁裔和非洲裔学生的入学机会，已经遭到了一些反弹和抗议。这起诉讼可能会引发与其他少数族群的矛盾，是亚裔群体希望防止却又难以完全避免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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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哈佛大学来说，实际的关切是亚裔学生占比过大，会导致在校学生的族裔分布失衡。有十六所精英大学（包括所有常春藤学校）明确表示，如果采用“族盲”录取政策，那就“不再可能有效地寻求那种推进它们教育使命的多样性水平”。但哈佛大学又不愿使用极具争议的“种族配额”（racial quota）方案，因此就通过降低亚裔申请者的“个性评分”来控制配额。《纽约时报》评论说，这是哈佛试图避免亚裔学生过多的“秘密系统”，这可能强化了关于亚裔的某种刻板印象，因此涉嫌歧视。[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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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法学院亚裔教授珍妮·格尔森在《纽约客》发表文章指出，平权法案的存废问题与亚裔遭受歧视的问题不能混为一谈。作者认为，应该首先查明歧视是否存在的事实真相，但这并不意味着必须废除平权法案，对于代表性不足的其他少数族裔申请者，应当将种族作为评估的考虑因素之一。[66]但她完全没有提出有效的方案来解决真正的难题：如何在达成多样性目标的同时避免对亚裔申请者使用更苛刻的录取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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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申请名校中遭遇的额外阻力，加剧了亚裔学生的升学压力。他们必须付出更为艰辛的努力，获得更为卓越的成绩来弥补个性指标方面的所谓“短板”。这种竞争压力也会溢出，传递给其他族裔（包括白人）的学生，形成一种类似“军备竞赛”的态势。在声誉良好的高中，尤其在亚裔学生比例超高的名牌高中，学生普遍感到不堪重负。早在2004年，美国著名记者爱德华·休姆斯出版《梦想的学校》一书，刻画了加州惠特尼高中的情景：一些学生每天只有四小时睡眠，要喝四杯拿铁，最终获得GPA 4.0的成绩。[67]然而，惠特尼这所顶尖高中有三分之二是亚裔学生（白人只占12%）。这其中竞争的残酷性也有所谓“亚裔效应”的压力在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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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十年来，亚裔美国人的数量急剧增长，“亚裔效应”连同其他多种因素，正在深刻改变美国“自由放任”的校园文化。高中生普遍感到不堪重负，身体和精神疾病加剧，自杀案件频发。媒体持续不断地报道这些令人担忧的现象，同时也有教育管理者和专家学者发出“减负”和“让孩子成为孩子”之类的呼吁。对中国读者来说，这一切都似曾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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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学习改变命运，这是普遍的文化现象，但在亚洲格外突出，在海外亚裔人群中“名校梦”也最为执着。但所谓“亚裔效应”也可能只是“移民效应”。有研究指出，亚洲的第一代移民出于生存的紧迫感，会强化对子女进行严苛培养的亚洲传统，但这种效应会在后代子女中递减。《纽约时报》6月发表题为《最后的虎爸虎妈》一文，作者瑞恩·帕克是来自韩国的第二代移民，他和妻子现在都是美国的“成功人士”。他坦言，自己在童年时代被老师同学视为“天才”的优异成绩，绝不是“亚裔天赋”的结果，而是来自父亲的严酷训练。此后他一直在纠结一个问题：“长期令我怨恨的童年经历是否同样造就了我在学业和专业方面的成就？倘若如此，用幸福换取成功是否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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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克和妻子决定，要给自己的两个女儿完全不一样的童年：让她们感受到重视和支持，让家庭不成为训练营，而是“充满喜悦和乐趣”的地方，让她们永远明白父母之爱并不取决于她们“完美的成绩单”。即便她们最后的命运可能会被其祖父视为“失败”，他们也会欣然接受这种衰落。帕克很了解蔡美儿在《虎妈战歌》中展示的成功案例，为了避免“家族没落”，她选择了做“虎妈”来实施极端严苛的教育方式。但帕克认为“大部分第二代亚裔美国人并不会与她为伍”。相反，许多研究表明，二代移民在很大程度上正在放弃传统的亚洲教育方式，转而采取西方的方法，尤其注重培养开放而温暖的亲子关系。第一代亚洲移民以传统方式教育子女，信奉“以现在的痛苦努力，换来日后的精英地位”，这造就了所谓“第二代优势”，但这种优势很难传递到孙辈，通常导致“第三代衰落”的现象。第三代移民往往会“吸收美国的文化价值，不再对成功抱有狂热的激情，他们在各种真正的意义上已经不再是移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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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克抚养孩子的方式，试图将某种程度的严格要求与温暖的关爱结合起来。他完全无法仿效他父亲“不惜一切代价获得成功”的移民思维。但他最后说，“这或许正标志着我们移民父母的终极胜利：我们成了美国人”。[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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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暗网与文化左派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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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的主流媒体上几乎很难获得这样的信息，比如，没进过大学的黑人当中，有60%认为种族并不影响他们的命运——这是皮尤公司的调查数据。他们也听不到这样的质疑：为什么黑人可以为自己的黑色（blackness）自豪，而白人这样说则是危险的，这是因为要抗衡不对称的权力结构吗？但是，处在权力结构中（据说是）优势地位的白人学生，在校园里喝醉了大声喧哗“白人伟大”，不仅会被指责为种族主义行径，而且会受到校方处分，而处在权力结构劣势的黑人，在学校毕业典礼上宣扬黑人伟大的发言，则会赢得喝彩与欢呼。历史上存在对黑人的奴役和种族主义歧视，但因为存在这个历史事实，一个白人表达了与黑人同样的种族自豪感就应该受到惩罚吗？为什么这是可以被接受的？因为黑人天然豁免种族主义的病毒吗？但民权运动那一代的黑人领袖并不支持这种“天然豁免”的看法，相反，他们认为黑人也可能成为种族主义者。这些离经叛道的信息、质疑和论述，时而引经据典，时而调用数据，出自科尔曼·休斯发表在网络杂志上的文章。[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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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是哥伦比亚大学哲学专业的本科生，重要的（或幸运的）是，他自己是一名黑人。这位名不见经传的作者从4月开始发表文章，在推特上被高频转发，许多网站谈话节目邀请他去做访谈，《华盛顿邮报》专栏作者也费心去回应他。几个月以后他开始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休斯的这种声音是稀少的，但是他“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追根溯源会发现，他属于一个正在兴起的知识分子群落，名为“思想暗网”（Intellectual Dark Web）。[70]休斯是其中最年轻的核心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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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暗网还很年轻，2018年初在YouTube网站上发布了自己的通告[71]，很快在社交媒体上形成热点，但主流舆论无人问津。直到5月8日《纽约时报》资深编辑与作者巴里·韦斯发表了长篇报道[72]，思想暗网的知识分子才被暴露在公共聚光灯下，即刻引发了主流媒体和知名网站的报道和评论。《洛杉矶书评》的文章认为“思想暗网是特朗普任总统以来的第一场思想运动”。[73]那么，思想暗网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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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群体是一个松散的联盟，彼此之间没有根本的同质性，无论在职业、种族、性别、年龄方面，还是就社会知名度和政治倾向而言，都有相当大的差异。在第一版官网所列出的二十多位核心成员的名单中，有名牌大学颇有声誉的教授，有知名公共知识分子和智库专家，有社会政治活动家和评论家，也有媒体人、自由撰稿人和演员以及网站谈话节目的主持人。他们与思想暗网的联系紧密度也各有不同。发起人是数学家、经济学家和投资管理人埃里克·温斯坦，是他发明了“思想暗网”这一名称。核心成员包括他的弟弟布雷特·温斯坦及其妻子希瑟·赫英，两位都是生物学家。其著名成员还有在舆论界备受争议的多伦多大学心理学教授乔丹·彼得森，作家、神经科学家山姆·哈里斯，专栏作家、独立制片人本·夏皮罗，哈佛大学史蒂芬·平克教授，纽约大学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布朗大学经济学家格伦·劳瑞，哥伦比亚大学语言学教授和专栏作家约翰·麦克沃特，著名政治活动家阿亚安·希尔西·阿里以及她的丈夫哈佛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等。[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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