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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许多承诺落空了。他没能完全废除（更不用说替代）“奥巴马医保计划”，发誓要修建的“长城”还无影无踪，基础建设大发展也仍然是纸上谈兵。但在否定性的意义上，特朗普绝非无所作为。美国已经退出了TPP、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气候协议，并可能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伊朗核问题协议。他也成功地撤销了许多奥巴马以“行政命令”方式签署的政策和条规。同样重要的是，他一直在冲击体制限制的边界，试图将频繁的“反常”言行“正常化”，改变总统规范（norms）的定义。而这种重新界定本身，也是对共和党建制派的“绑架”努力，使僵化的体制屈从于新总统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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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主义会在曲折中步步为营吗？竞选的奇迹效应能在执政时期延续多久？特朗普仍然面临着许多艰难的挑战。在国际事务中，特朗普已经被大部分盟国视为“信誉最低、危险最大”的美国总统。在美国国内，“通俄门”的调查仍然在进展，弹劾动议时隐时现。而解雇“正在成为麻烦的”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可能会造成更大的麻烦。作为一个反叛的当政者，特朗普处在各种交错的压力之中：主流媒体的抨击、社会运动的抵抗、民主党的对抗、共和党建制派的要求、白宫西翼的内斗、家族亲属（尤其是女儿和女婿）的诉求，以及其选民基本盘的要求。12月中旬，在盖洛普发布的民意调查中，特朗普的支持率降至35%，低于现代历史（在这个任期的节点）上的任何一位前任总统。[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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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经济形势对特朗普有利。《经济学人》发表文章指出，特朗普是美国经济复苏的幸运继承者，“自他当选之后美国股市增长了25%，但从2009年以来增长了195%，失业率在奥巴马时期已经从10%的峰值下降到4.7%，在特朗普执政后继续下降到4.1%”。特朗普当然会毫不谦让地将所有经济成就归功于自己[9]，而《减税与就业法》的光环很可能会破灭。Vox杂志发布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向全美四十二位著名经济学家（包括多位诺贝尔奖得主）所做的调查，其中同意这项法令会刺激经济增长的仅有一人，多数人反对，其余少数无法确定，而所有四十二位经济学家都认为，这项法令会增加债务。[10]另外有许多经济学家和评论者指出，虽然这项减税法令声称会极大地惠及中下层阶级，但实际上其将加剧贫富差距，所谓“涓滴效应”（trickle-down effects）的神话从未实现过。[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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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经济冲击会影响特朗普的选民基本盘吗？如果经济政策未能满足那些经济受挫者的期望，甚至低于他们在建制派执政时期获得的收入与福利水平，那么他可能会失去一部分反建制派的选民支持。但是，对于多元文化主义的抵制者而言，他们的身份关切往往高于经济需求，他们可能会不离不弃地留守在基本盘的核心。凝聚这些选民依赖于意识形态的话语力量，特朗普主义需要自己的意识形态建筑师。像威廉·克里斯托尔之类的新保守派（neocon）思想精英是不可指望的，他们大都激烈反对特朗普或与他保持距离，认为他完全不符合保守主义的真精神，有些人甚至成为“绝不要特朗普”运动的核心人物。克里斯托尔主编的《旗帜周刊》在11月发表社论《投降》，指责共和党建制派毫无抵抗地“向特朗普势力投降”。[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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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特朗普主义已经吸引了另一群原本处在边缘的保守派思想家。《纽约客》《新共和》《纽约书评》等杂志都发表长篇文章，开始关注他们的来龙去脉。[13]这些人主要是与加州的保守派智库“克莱门特研究所”有关的成员，在智识血统上属于雅法（Harry Jaffa）开创的所谓“西岸施特劳斯派”。早在2016年大选期间，他们就创办了支持特朗普的网刊《美国荣光杂志》（Journal of American Greatness），试图为他奠定清晰融贯的意识形态论述。而该智库出版的季刊《克莱门特书评》现在被称为“高雅特朗普主义的圣经”。2017年，这个群体中有多名成员进入特朗普政府任职，包括高级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安东和立法事务主任马克·肖特等。这种情景有点像早年艾伦·布鲁姆担任掌门的“东岸施特劳斯派”对小布什政府的影响。在特朗普时代，沉寂多年的“西岸施特劳斯派”迎来复兴，压倒了家族内部竞争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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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的变节事故也会发生。年轻的政治哲学家朱利叶斯·克赖因曾在哈佛大学受过哈维·曼斯菲尔德指导，早在2015年9月就力排众议撰文支持特朗普，称其为“最有分量的候选人”。他也是《美国荣光杂志》的创办者之一，随后又创立在理论上完善特朗普主义的新杂志《美国事务》。但特朗普执政以来的作为令他深感失望，“夏洛茨维尔事件”之后，他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高调承认“我投了特朗普的票，现在后悔不堪”。[14]一位年轻的特朗普主义思想健将幡然悔悟，哗变为反特朗普的斗士，这引起了许多媒体的关注。他在接受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采访时说，特朗普完全是没有政治理想的政客；同时他表达了对班农的极度蔑视，说后者“在思想理念上完全是无能的和错乱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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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农当然不会理会这种书生精英的看法。自称为“列宁主义者”的班农是更为彻底的“造反派”，他无法忍受建制派的束缚，在体制之外开辟了另外一条“群众运动”的战线，推进他所理解的更为激进的特朗普主义。在离开白宫之后，班农公然向共和党建制派发出战书，并自夸是他将民粹主义与经济民族主义的两大利器授予特朗普，成为其获胜的法宝。然而，班农力挺身陷性丑闻的候选人罗伊·摩尔，结果使亚拉巴马州迎来了二十五年以来第一位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在《名利场》发表的长篇报道中，班农申辩说，把选举失利与政治失败相提并论是错误的，“我不是一个政治操作员，我是革命家”。就在2018年伊始，特朗普与班农公开决裂，并指责他“不仅失去了职位也丧失了心智”。[16]但班农没有气馁，他相信革命之路总是漫长而坎坷的。他正在考虑自己在2020年参加总统竞选的可能。他清楚地知道存在一群愤怒的美国民众，而他拥有杰出的才能去激发、煽动和凝聚他们的愤怒，并将其转化为政治运动的力量。特朗普主义的革命潜力还远未耗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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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特朗普元年”并不是一个误称，即便他无法成功连任。他登上权力舞台的中心，开启了美国政治的一个新时代，一个社会分裂与政治极化不断加剧的时代，一个持久的“文化内战”（cultural civil war）时代。终结特朗普主义需要美国建制派的深刻改革，需要不同身份政治派别之间的对话与和解，需要政治文化的重建，这将是艰难而漫长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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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马克龙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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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是欧洲重获信心的一年。象征转机的时刻出现在5月7日夜晚，当卢浮宫广场奏响“欧盟盟歌”——贝多芬的《欢乐颂》，马克龙在音乐与欢呼声中走上讲台发表胜选演讲。这一场景预示着欧洲一体化的重新启程，与一个多月前罗马的阴郁气氛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时参与欧盟特别峰会的领导人还在承受“2016年冲击”的“创后症”，面对反欧盟的浪潮（英国脱欧公投，特朗普胜选，欧洲各国本土主义、民族主义与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充满忧思，也对即将来临的法国与德国的选举前景深感疑虑。黯然悲观的情绪笼罩了本该庆贺的《罗马条约》签署六十周年纪念日。[17]而法国大选的结果驱散了阴云，欧美舆论视之为关键的转折，并称之为“马克龙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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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早的逆转发生在3月的荷兰大选，首相马克·吕特领导自由民主党赢得了议会多数席位，压倒了主张退欧的自由党党魁基尔特·威尔德斯。在5月马克龙以压倒性优势击败“国民阵线”的勒庞之后，默克尔领导的基民盟/基社盟也在9月的德国大选中胜出，遏制了德国选择党的势头。这三次选举的结果有力地回击了欧洲极右翼政党势力的扩张，也鼓舞了已经开始回暖的欧元区经济。据《金融时报》报道，10月，德国的经济信心指数上升到六年以来的最高点，而整个欧元区的经济信心指数连续十四个月攀升，达到2001年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失业率下降到九年来的最低水平。欧盟也积极推进国际自由贸易，先后与加拿大和日本达成协议，并与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南美洲“共同市场集团”展开贸易谈判。[18]马克龙9月在索邦大学发表演讲，坚定地表达了重启欧盟规划的决心，并提出了长远、宏大又不失现实感的欧盟改革方案，引起了热烈的反响。[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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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多次表达了对马克龙的赞誉与期望。他在4月接受法国《世界报》的访谈中指出，右翼民粹主义兴起的主要根源在于欧盟领导力的失败，无法使成员国开展有效的合作。强制实行的金融危机应对政策不仅未能解决问题，反而加深了欧洲南部与北部的裂痕。而马克龙具有改革家的气质，他展现出不同于欧盟政客的三种非凡特征——塑造政策的勇气、让欧盟的精英规划服从于民主政治的承诺，以及令人信服的思想论辩能力。[20]10月，哈贝马斯在德国《明镜》周刊发表文章《马克龙对欧洲意味着什么？》，认为马克龙给欧洲带来了新的机遇，呼吁德国抓住时机积极协同合作，但他也怀疑默克尔能否响应法国新总统的大胆倡议。[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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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学者表示，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法国和德国始终发挥着关键作用，欧盟复兴的希望也在于形成“法德轴心”的强健政治领导力与治理能力，从而用真正积极的改革方案，为那些使欧洲选民背弃建制政治的诸多问题提供可靠的解决方式。就此而言，所谓的“马克龙时刻”并不是一个现成的答案，只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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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一体化将错过一个罕见的机遇吗？”这是《金融时报》副主编菲利普·斯蒂芬斯的疑问。他在11月初发表文章指出，德国多年来一直因为找不到一位出色的法国政治家伙伴而抱憾，总是哀叹其独自担当领导欧洲的重任而无人分担。现在“默克尔政府的这个愿望得到了满足，甚至是超额的满足”。马克龙的欧洲主义视野带有鲜明的理想主义气质，同时具有现实主义的务实精神。在他就任后的几个月，法国削减了预算赤字，放松了劳工法并削减了税负。这些脚踏实地的努力也扩大了马克龙的话语权优势。“对欧洲一体化事业来说，这是再好不过的时机了。”但德国政府陷入了一种困境，这也正是英国作为欧盟成员国长期以来未能挣脱的困境——将欧洲一体化视为利益计算的“一系列零和交易”，而不是“支撑欧洲大陆和平与繁荣的支柱”。德国曾经有更加开阔的视野，这并不是由于利他主义，而是由于充分理解德国的国家利益（经济福祉、国土安全以及两德的统一）全都依赖于战后的欧洲秩序。欧盟不只是德国与法国实现和解的方案，也解答了那个“著名的德国问题”：“如何容纳这个对欧洲来说太大，对世界而言又太小的国家？”而在当前，如果德国的政治家消极应付马克龙的欧元区预算计划，认为这不过是一个“要求德国纳税人掏更多钱”的计划，那么他们就放弃了“那种对国家利益更高瞻远瞩的理解”。德国各派的政治家们仍然处在复杂的协商谈判阶段。但重要的是，他们能够在达成妥协之后表达明确的政治意愿。法国如今有了一位勇敢主张推进欧洲一体化的领导人，“马克龙正在等待柏林的答复”。[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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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欧盟外交家、瑞典前首相比尔特在12月也发表文章，探究“欧洲能否持续这个马克龙时刻”。他指出，英国脱欧没有造成“多米诺骨牌效应”，欧洲一体化的事业渡过了一场危机，但其前景远非一片光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匈牙利与波兰已经掌控政权，在西欧国家的政治影响力也在逐步上升，这对欧盟事业构成了持久的挑战。2016年的反欧盟浪潮眼下似乎已经退潮，但很有可能卷土重来。“维持马克龙当选总统所启动的动力并兑现其承诺，需要在未来几个月内果断采取行动。”现在，“马克龙正在焦急等待着柏林的新政府，但下一届政府能否支持他的欧盟改革议程还远不清楚”。[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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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马克龙不只是等待，他积极“干预”了德国新政府的组阁。12月初，德国社民党主席舒尔茨表示，他接到马克龙“无数次电话”，敦促他与默克尔阵营展开组阁谈判。年底双方的谈判议案已经开始启动，这是打破组阁僵局的重要一步。然而，欧洲一体化还存在着更深刻的问题。12月初，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主任马克·莱昂纳德发表文章《欧洲的危机始于家庭内部》，他引用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份报告指出，在过去三十年间，欧盟成员国之间文化与制度的差异变化不大，但各成员国内部的分歧日益严重，远大于国与国之间的差异。英国在决定脱欧后陷入政治混乱，荷兰大选后用了长达七个月时间才组建新政府，而德国由于默克尔的组阁谈判失败，“看守政府”延续至新年，这些迹象都显示了国家内部政治极化的严峻状况。莱昂纳德认为，欧盟的绝大部分国家都是“对半开的社会”——“一半是世界主义，一半是社群主义”。在任何给定的时刻，政府只是代表了“在持续不断的文化战争中获得最近一轮胜利的那一方”，政府的立场只能随着双方拉锯战的结果而变化。[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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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欧盟仍然是以欧元区为主体的“货币联盟”，还远未达成有效的“财政联盟”（fiscal union）与“政治联盟”。这种“部分一体化”的格局造成了结构性的治理缺陷。面对持二十三种不同语言的二十七个成员国，欧盟推行的任何一项政治或经济政策都可能是具有高度争议的，不仅在不同成员国之间，而且在各成员国内部，都会引发分歧与冲突。欧盟的治理机制常常陷入“温和则无效，强硬遭反弹”的困局之中。目前一体化与反对一体化之间的分野越来越明显，欧盟处在不进则退却又进退两难的困境之中。“马克龙时刻”可能会产生一次推进的动力，但这个机遇的潜力能否被充分发挥出来，是否会遭遇新一轮的反弹，都具有很高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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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影响力与所谓“锐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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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逆全球化的浪潮在西方社会汹涌不息时，中国则展现出逆流而上、引领全球化前行的姿态。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再一次引起西方舆论的高度重视与关注。《时代》周刊以“中国赢了”作为11月13日一期的封面。伊恩·布雷默在当期的封面文章中写道，在这个时刻“中国，而非美国，是全球经济中最强大的角色”。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主导国际体系的美国模式相比，“今天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的配备更完善，甚至更可持续”。中国政府能够迅速集中资源，对特定发展目标（如人工智能的开发）予以大量投入，在技术变革的速度和规模无比重要的时代，这一特征具有竞争优势。在这方面，美国政府及其倡导的代议民主制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并不具有竞争力。“美国人和欧洲人一直假定，人类发展的长期弧线是向自由主义民主趋近的。但如果他们错了呢？”当然，布雷默是政治风险研究的专家，他也谈到中国存在的局限与可能面临的风险，“步入聚光灯下的中国并不确保能赢得未来”。但他在结语中写道，“如果你必须为一个国家押注，想选择一个如今处在最有利的位置来对伙伴与对手扩张其影响力的国家，那么美国大概不是你明智的选择，聪明的赌注或许是投向中国”。[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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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期《纽约客》刊登长文《让中国再次伟大》，作者是获得普利策奖的著名记者欧逸文，他曾在北京居住长达十年之久。文章以讨论电影《战狼2》的轰动效应开篇，描述了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雄心与渴望面对外部世界。通过大量访谈、历史回顾与社会经济分析，作者对比了美中两国近几年来此消彼长的国际影响力。引人瞩目的“一带一路”倡议启动了历史上投入最大的海外基础建设项目，计划的投资高达一万亿美元之巨，七倍于美国1947年的“马歇尔计划”总投资（按目前价格计算为一千三百亿美元）。文章引用北京一位学者的话说，“特朗普为中国提供了战略机遇”来填补美国正在退出的国际领域，扩展自己的全球影响。然而欧逸文也指出，在对几十位中美专家的访谈中，几乎没有任何人预期“中国很快就会取代美国的世界超强角色”。中国在许多领域正面临着挑战，也未必愿意仿效美国，去担当全球公共品的提供者和规则仲裁者。因此，“更可能的是，世界正在进入一个缺乏突出领导者的时代”。[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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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中国的崛起正在改变世界的格局与力量对比。中国在增强硬实力的同时，也越来越注重发展自己的软实力。然而，一些西方分析家现在发现，硬实力和软实力都无法确切地描述中国的某些影响力，进而他们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锐实力”（sharp power）。11月以来，锐实力这个术语迅速传播，许多主流报刊相继发表文章展开讨论。这个新概念首先出现在《外交事务》11月发表的文章《锐实力的含义》中，作者克里斯托弗·沃尔克与杰西卡·路德维格都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的研究人员。他们指出，在冷战结束后，许多西方观察家从软实力的视角来理解威权主义国家的影响努力。然而，这些努力的技术手法“虽然不是那种公然强制意义上的硬实力，但也不是真正的软实力”。许多在媒体、智库、文化和学术等领域展开的努力，主要不是用吸引和说服的方式来“赢得人心”。这种影响努力“穿透了目标国家的政治与信息环境”，在此意义上它是“锐利的”。文章认为，在两种政体目前正在展开的新竞争中，锐实力是威权主义国家的刀锋。[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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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由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主办的“民主研究国际论坛”发表了长达一百五十多页的文集报告《锐实力：正在上升的威权主义影响》。报告在前言中指出，中俄两国的影响手段在形式和基调上存在差异，但与此同时，都通过民主体制的开放性来施加其影响。因此以往的软实力概念已经不足以解释现状，需要重新思考。报告考察了中国和俄罗斯对拉丁美洲以及中欧几个新兴民主国家的影响，并重申对民主价值与理想的支持。[28]《经济学人》12月16日刊登封面文章《如何应对中国的“锐实力”》，认为西方需要回应中国新的影响，但不能简单地用建造壁垒的隔离方式，因为与以前的苏联不同，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西方需要发现一种具有政治家风范的中间道路，而提倡透明性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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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奈是最早（1990）使用软实力概念的美国政治学家，他发表文章《中国的软实力与锐实力》，对这一讨论做出了回应。他首先在概念上做出澄清，软实力“有时被用来形容任何不涉及强力（force）的实力行使，但这是错误的。实力有时取决于谁的军队或经济更有优势，但也可以取决于谁的故事更引人入胜”。如果“锐实力”这一术语是“信息战”的简称，那么它与软实力就有着明显的区别，“锐实力是硬实力的一种类型”。操纵信息是在使用硬实力，虽然信息是无形的，但“无形性”（intangibility）并非软实力的特征。例如，口头威胁就同时具有无形性和强制性。作者认为，软实力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自愿性”（voluntarism），而硬实力依靠的是威胁和利诱。“在公共外交中，真相与开放性在软实力和锐实力之间划出了分界线。”当一个国家的官方新闻机构在其他国家公开传播新闻时，这是在行使软实力的技术，但如果通过秘密支持其他国家的媒体来传达自己的声音，那就违背了自愿性，而跨入了锐实力的边界。当然，广告和说服总是需要某种程度的框架预设，这会限制自愿性。但将极端的欺骗置入框架之中就可能被视为强制，虽非暴力性的强制，但它阻碍了有意义的选择。“在信息时代，最稀缺的资源是关注度与公信力（credibility）。”如果某种公共外交手法被普遍视为政治宣传，就失去了公信力，也就难以增进软实力。在约瑟夫·奈看来，中国的经济成就生成了硬实力，也因为提供了有力的叙述而形成了软实力。但硬实力若使用不当会削弱中国叙事的软实力。他主张西方国家在回应中国的锐实力时，必须谨慎避免反应过度。抵制中国正当的软实力工具可能会事与愿违。“中国的软实力有时可能会演变为锐实力，但仅仅因此就阻止中国的软实力努力将会是一个错误，而同样重要的是仔细监测软硬实力之间的分界线。”作者认为，软实力常常用于竞争性的目标，但未必只能成为零和游戏。“如果中美两国都希望避免冲突，增进彼此吸引力的交流项目将惠及双方。”在许多议题上，两国都能从合作中获益。而软实力有助于建立相互之间的信任，并创建促成合作的网络。[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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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思想界，曾有人惊呼“中国将统治世界”，也曾有人预言“即将到来的中国崩溃”。对中国的赞赏与质疑一直并行相随，而告诫“中国威胁”的声音也层出不穷。对中国锐实力的警觉不只是“中国威胁论”的又一种翻版，还标志着西方意识形态由向外扩张转向对外防御。这可能是当前西方思想界发生的最发人深思的变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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