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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We the People: the charms and contradictions of populism,” The Conversation, November 2, 2016（https://theconversation.com/we-the-people-the-charms-and-contradictions-ofpopulism-63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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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专辑包括七篇论文，参见编者导言：Gideon Rose, “The Power of Populism,”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2016 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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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论著包括Benjamin Moffitt, The Global Rise of Populism: Performance, Political Style, and Represen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John Judis, The Populist Explosion: How the Great Recession Transformed American and European Politics (Columbia Global Reports, 2016); Jan-Werner Müller, What is Populism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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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What is Populism?” The Economist, December 19,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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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以下对于米勒观点的综述主要依据作者的三篇文章：Jan-Werner Müller, “Trump, Erdoğan, Farage: The attractions of populism for politicians, the dangers for democracy,” The Guardian, September 2, 2016; “Real Citizens,” Boston Review, October 26, 2016; “Capitalism in One Family,” London Review of Books, Vol. 38, No. 23 (December 1, 2016), pp. 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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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Lionel Barber, “The Year of the Demagogue: How 2016 Changed Democracy,” Financial Times, December 15,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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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Sheri Berman, “Populism Is Not Fascism,” Foreign Affairs, Volume 95, Number 6 (November/ December 2016 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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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以来的西方 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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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惊之后：辨析恐怖主义的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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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西方的文化之都，年初经受的伤痛未愈，又在岁末遭遇了更为血腥的袭击。2015年成为世界震惊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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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惊的感受来自恐怖袭击的残暴、突发及其目标的不可预测。《伦敦书评》的一篇文章如是写道：“黎巴嫩内战前的贝鲁特曾以‘中东的巴黎’为人知晓，而今天的巴黎却越来越像西欧的贝鲁特，一个涌动着族裔冲突、人质劫持和自杀式炸弹的城市。”[1]贝鲁特的情景今天可以发生在巴黎，明天也可能发生在伦敦、柏林、纽约或者任何地方（甚至北京在圣诞节期间也发出了预防恐怖袭击的公告）。所谓的“伊斯兰国”（ISIS）在2015年11月公布的最新“敌国名单”列入了全球六十个国家。没有谁能够独善其身，暗自庆幸“风景这边独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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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层的震惊源自思想上的晦暗不明。从“《查理周刊》事件”到“黑色星期五”，它们都激发了西方思想界风暴般的讨论：什么是恐怖主义的根源？如何才能有效地遏制与防范恐怖主义？西方世界的生活方式将就此被改变吗？所有这些问题都难以获得确定无疑的答案。但受惊的心灵往往急需一个简明的解答才可能平复。在迫切与焦躁中，窃窃私语已久的一个词语浮现出来——伊斯兰。那么，所谓“伊斯兰国”的兴起与伊斯兰宗教传统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关联？这是相当敏感和令人困惑的问题，也成为当下辩论的一个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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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逐困扰的一个方式是将两者做干净的切割。奥巴马总统声明，ISIS“不是伊斯兰的”！世界各地的穆斯林领袖联名发出了同样的声音，这也是西方思想界的主流立场。美国官方呼吁用“达伊沙”（Daesh）来替代以往媒体常用的“ISIS”或“ISIL”的指称。但困惑与质疑之声仍然遍布社交媒体的各个角落。“切割”声明或者“更名”手法似乎很难平息实际上持续存在的激烈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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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月刊》冒天下之大不韪，在2月发表了2015年该刊最受关注的长文《ISIS究竟要什么？》（网络版有近两万条留言评论）。[2]格雷姆·伍德承认，将ISIS问题仅仅视为“伊斯兰的麻烦”是流于表面的，甚至为其辩白，因为伊斯兰教允许多种不同的阐释，ISIS的支持者们只是在道德上固执于自己选择的一种特定阐释。但是，反过来简单地将它“指控为非伊斯兰的（un-Islamic）却可能无济于事”，因为“这个哈里发的许多实践在平白写就的经文中得到了背书”。伍德的文章遭到了强烈的反弹，他随后在《大西洋月刊》网站做出澄清、修正与回应，但并没有收回基本观点。[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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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林斯顿大学的伯纳德·海克尔教授被带入了辩论的漩涡，因为他被伍德誉为“在ISIS意识形态问题上最具发言权的世俗权威学者”，也是其文章所援引的主要学术依据。海克尔是普林斯顿大学近东研究教授，并主持“当代中东、北非与中亚的跨区域研究所”。他在接受美国进步中心（CAP）主办的政治评论“思进网”（http://thinkprogress.org/）采访时指出，ISIS是在特定历史脉络下的偶然产物，“伊斯兰教中没有什么注定的东西会导致ISIS”。虽然伊斯兰经文必须经由阐释才能被理解，而阐释总是具有时代性。ISIS却认为，任何对旧有阐释的挑战都是叛教行径。他们声称“我们必须返回第七世纪”，这是要否定过去一千年伊斯兰教法传统的法理复杂性。因此，ISIS的问题在于其“非历史的神学”，假装一千多年的历史都没有发生过，以此为他们的暴行辩护。但与此同时，海克尔没有放弃自己原初的看法。“许多人说伊斯兰是一种和平的宗教，但这是什么意思呢？基督教有时是和平的宗教，有时是战争的宗教，这取决于我们在讨论哪个时代，并不存在‘和平的宗教’这回事。”他承认，有大量伊斯兰经文提倡更多的和平主义、更少的暴力，甚至以宽容和开明的教义来接受非穆斯林群体。但ISIS援引的经文仍然存在于伊斯兰传统中（比如，“烧死叛教者”就在其法典之中）。“ISIS是穆斯林，但他们要么是陷入严重错误的穆斯林，要么是迷失于异端邪说的穆斯林。”最后海克尔强调，对ISIS的诊断与应对不应仅仅局限于宗教维度，而必须将此理解为“逊尼派阿拉伯世界更深层的结构性问题的症状”，包括政治、经济、就业和教育等诸多方面的原因，这需要阿拉伯社会本身开启漫长的改革。[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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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月刊》网站随后发表了宗教研究教授卡内·达戈里的批评文章，这篇文章首先质疑了伍德专业资质的可信性：一名非穆斯林的作家何以有自信辨识《古兰经》和《圣训集》的“平白含义”？何以判断什么样的阐释是“严肃的”？“引经据典”的解说并不是正当和严肃阐释的证据。此外，作者指责伍德的观点会使众多穆斯林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他们选择沉默，会被那些要求他们“发声”的人谴责，但如果他们公开表达在宗教上与ISIS的决裂，又会被看作是在自我欺骗或欺骗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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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治家》刊发文章《“伊斯兰国”有多么伊斯兰》，提出了丰富的证据和论证。作者迈赫迪·哈桑通过深度采访众多伊斯兰研究学者、反恐专家、前恐怖分子、心理学家以及穆斯林领袖，得出了与伍德完全相反的结论：ISIS没有多少伊斯兰属性，他们对《古兰经》的粗暴解读也不是其政治暴力的核心所在。[5]此外，乔治敦大学的年轻学者苏哈伊拉·西迪基在著名网络杂志Jadaliyya 上发表的文章也别有洞见。她反对过度纠缠于ISIS的宗教本真性问题，转而考察伊斯兰教的法律原则与实践及其在历史上既稳定又灵活的传统，以此为对比，论证ISIS的原则和实践完全背弃了伊斯兰传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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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者理解问题从来不会拘泥于宗教。法国著名左翼哲学家阿兰·巴迪欧于11月23日在法国北部城市奥贝维利埃发表演讲，现场视频几天后被上传到YouTube。[7]12月11日，以《我们的创伤不是新近的：巴迪欧论巴黎暴行》为题、长达二十六页的演讲英译文本在多家左派网站上发布。[8]巴迪欧主张，真正的思考应当始于这样一个原则：“没有任何人的作为是莫名其妙的。”所有非理性的、罪恶的、病态的行为也同样构成思考的对象。“宣称不可思议永远是一种思想的失败，而思想的失败恰恰是非理性和罪恶行径的胜利。”他的思考提供了一个宏大的阐释图景，分析资本主义主导的现代文明何以造就了三种病态的当代主体性，即“西方的主体性”、“渴望西方的主体性”以及“虚无主义的主体性”。而ISIS正是资本主义病态主体性的产物，宗教只是一个相关而非本质的因素。在本质上，ISIS是当代法西斯的一种形态，宗教只是为其提供了身份标识和神圣外衣。他呼吁年轻人、流民无产者和知识分子开启新的思维方式，为“重归解放的政治”创造条件。他相信“在当下的危机中，我们有可能创造第四种主体形象：寻求超越全球资本主义的支配，而自身不陷入虚无主义”，“这将赋予我们一种消化和废除猖獗的法西斯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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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人类学家斯科特·阿特兰曾领导研究团队多年实地考察恐怖主义团体成员和活动。他在网络杂志《永生》（Aeon）发表长文指出，西方有许多人轻蔑地将ISIS视为“虚无主义的冲动”，但他们的研究工作却发现了更为险恶的威胁，即“ISIS是一场革命”，如同此前许多革命一样，带着救赎的使命。这是“一种具有深刻诱惑力的改变和拯救世界的使命”。[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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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将会因此发生根本改变吗？2015年末，《纽约时报》刊出罗斯·多塞特的评论文章《自由秩序的崩裂》。这位年轻而知名的保守派作者哀叹，“2015年对我们的制度是一个死亡象征时刻”。在冷战后的二十五年间，自由主义现代性的整体大厦虽不理想却一直相对稳定，没有什么外部对手（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伊斯兰国家）能真正提出更好的选择。而今天，那个自称的“哈里发”呈现了一种新的反抗现代性的样板，并且已经抵达了欧洲的心脏。“这是体制崩裂、防范溃败的一年，这是提醒所有秩序可能消失的一年。”[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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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西方舆论界都会有类似“狼来了”的警告，这一次会是真的吗？“黑色星期五”的暴行常被比作“法国的9·11事件”。当初，许多美国人都说“9·11改变了一切”。的确，此后十多年间许多事情发生了改变。然而，还远不是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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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移民危机与捍卫西方价值的左右合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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