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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共和党已经别无选择。那些“绝不要特朗普”（Never-Trump）的共和党人还能做什么呢？政论家大卫·弗鲁姆曾是小布什总统的演讲撰稿人，他在1月出版《特朗普制》一书，批判特朗普对美国民主造成的威胁，清晰而深入地阐释了共和党摆脱“特朗普制”的复兴规划。[28]但真正的困局在于（如他自己在一次访谈中承认的那样），特朗普能在选举中胜出，这是共和党其他更优秀的候选人以及更好的竞选策略难以企及的，这在2020年仍然是一个难题。[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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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的保守派2018年出版了《特朗普与政治哲学》，这是主标题相同的两部姊妹篇论文集（副标题分别是“爱国主义、世界主义与公民美德”以及“领袖、政治家风范与暴政”），总篇幅达七百页之巨，其中不少作者具有施特劳斯派的倾向（比如圣母大学的扎科特夫妇），更多的作者是年轻学人，包括哈佛大学的讲师亚当·桑德尔（迈克尔·桑德尔之子）。[30]两部文集援用经典政治哲学（从柏拉图到卡尔·施米特）的视角来探究特朗普现象，其中不少论文思考精深，颇有洞见，但出版之后几乎无人问津（在亚马逊网站上，两部文集的打分人数和评论数量均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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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著书立说之外，许多反对特朗普的共和党人或许只剩下怀旧了，在对麦凯恩参议员和老布什总统的悼念中缅怀“过去的好时光”。虽然两位逝者在任时期的表现绝非无可挑剔，但在与时任总统的对比中，他们是老派、敬业以及体面的长者，变得格外可敬。在老布什总统的葬礼上，特朗普的孤立是如此醒目，他一脸萧瑟地挺过了难堪的场面。他知道自己是孤立的，但他也坚信共和党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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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客》的一篇文章指出，在特朗普任期两年中，高级官员的更换率高达65%，以至于无法及时任命正式的接替者。在新年开始的时候，代理职位包括司法部长、国防部长、内政部长、白宫办公厅主任、环境保护署主管和常驻联合国代表等。随着国防部长马蒂斯的辞职，“房间里的成年人”已经所剩无几。对特朗普的束缚变得更少，可能也更加危险。[31]《纽约时报》评论说，特朗普越来越依赖自己的本能行事，比任职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信自己的判断，更少受任何人的影响。于是，“每天都像一场战争”，他像阅读“战报”一样每天花费大量时间（六到八小时）观看电视和媒体的消息，时而亢奋时而沮丧，也越来越像是总统的“孤身奋战”。[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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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诞节前夕，特朗普发出一条推文：“我孤身一人（可怜的我）在白宫，等待民主党人回来，对急需的边境安全达成协议”。他所急需的是用五十亿美元来造墙，也就是竞选中曾发誓要造的那道“宏伟的、美丽的”墙。但人们没有忘记，他当初承诺要让墨西哥付钱来造这堵墙。在新年之初与国会的商谈中，特朗普愤然离席，威胁要动用“国家紧急状态”来造墙。无论成败，他要向基本盘选民表明“我穷尽了一切手段”。这是一场跨年的持久战，但绝不会是特朗普任期内的最后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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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洛普民调显示，在2018年年初特朗普的支持率是39%，而经过了整整一年风云，在12月底他的支持率仍然是完全相同的39%。《纽约客》年底的一篇专栏文章说，无论特朗普给美国和世界造成多少动荡，人们对他的评价几乎凝固不变。而所有这些疯狂的事情，在一年之后来看，可能只是暴风前的宁静。[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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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政治内在地蕴含斗争性，但政治本身具有多重维度，并不等同于斗争，而斗争也未必以强对抗的方式展开。对抗性的斗争是所谓“特朗普制”下美国政治的一个突出特征。它会将美国引向何处？套用特朗普的口头禅——“再看吧”（We’ll s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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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艰难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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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协定的签署地贡比涅（Compiegne），马克龙与默克尔相聚。在11月10日停战百年之际，他们为“一战”纪念碑前的新牌匾揭幕，铭文中刻着“再次确认法德两国的和解对于欧洲和平的意义”。这是向欧洲理想致敬的时刻，但现实的考验异常严峻。一年多之前，马克龙当选法国总统，随后默克尔领导的“基联盟”在德国大选中胜出，曾为德法“双轮驱动”的欧洲事业带来了新的动力。但重获的信心在一年之后已经笼罩在忧虑的阴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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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哈斯在《欧洲的混乱》一文中写道：“巴黎的部分地区在燃烧，英国被脱欧吞噬和分裂，领导意大利的是一个抵制欧盟预算规则的笨拙的左右翼联盟，德国正在应对政治重组而且处在向新领导人过渡的初期阶段，匈牙利和波兰已经皈依反自由主义，而西班牙正在面对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的挑战。”[34]许多关于欧洲的报道评论，都不约而同地在标题中使用了“混乱”（disarray）一词。在彭博社的采访报道中，丹麦前首相、北约组织秘书长拉斯穆森说，他对“欧洲无领导”的状况感到担忧，而美国也已无法发挥引领作用，这使人怀疑“西方”是否还是一个有意义的实体。[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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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政治家才能胜任欧洲的领导角色？作为理想主义的改革家和欧盟的积极倡导者，雄心勃勃的政坛新星马克龙曾被寄予很高的期望，现在却陷入了执政危机。当他从G20峰会返回巴黎的时候，“黄背心抗议运动”已经风起云涌。《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发表文章，分析了“马克龙议程”的三个关键方面，即“国内经济改革、更深度的欧洲一体化以及全球治理”。理想情景中的“三部曲”进程如下：首先，马克龙在法国的改革获得成功；其次，他说服德国一起推进欧盟改革的规划，“建立一个真正的欧洲经济政府”；最后，依凭得到巩固的欧盟，来反击世界各地的民族主义势力。而当下马克龙的国内议程遭遇挫折，他的欧洲和国际议程也可能随之落空。拉赫曼指出，法国存在难以解决的矛盾，公众“既要求减税，又要求改善公共服务”，因此领导法国看起来像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工作”。法国连续几任总统，虽然风格迥异但最终都遭到公众鄙视：萨科齐太华而不实，奥朗德太平庸，如今马克龙则被指责为“过于高傲”。本来法国民众期望马克龙能够打破这种恶性循环，成为全球自由价值的引领者，“但现在看来，马克龙拯救世界的可能性似乎已微乎其微。他能保住自己的总统职位都将是幸运的了”。[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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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龙能够成功渡过这场危机吗？他在2019年1月13日发表“告国民书”，邀请国民从1月15日起参与为期两个月的全国大辩论。[37]他承诺倾听民意，向公民咨政，鼓励理性和文明的辩论，并给出了具体的辩论议题。他呼吁互助与团结，期望“一起将愤怒转化成解决问题的办法”，同时也表达了坚守改革议程的决心。这场“既不是选举，也不是全民公投”的全国大辩论，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创举，极富法国式民主的精神和哲学气质，而且契合马克龙的风格，但它能否化解这场执政危机仍需接受现实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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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沉稳老练的默克尔度过了艰难的一年。在2017年大选之后，她经过长达半年的曲折协商才组成了联合政府。6月，默克尔再度陷入难民问题的泥沼，必须同时调解内阁的分歧、德国的党派争议以及欧盟成员国之间的矛盾。在10月的地方选举中，基民盟及其姐妹党基社盟在黑森州和巴伐利亚州遭遇重创。10月底，默克尔宣布，她将辞去基民盟主席，并在2021年总理任期结束后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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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客》12月刊登的长篇文章透露，在2016年特朗普胜选后的第八天，奥巴马最后一次作为总统出访柏林与默克尔会面。当时默克尔将要完成第三届总理任期，对是否继续执政十分犹豫，而奥巴马敦促她谋求连任，因为面对英国脱欧、席卷欧洲的民粹主义浪潮以及特朗普执政的不确定性，欧洲需要默克尔担负起凝聚的使命。在特朗普上任几个月之后，默克尔明确表示“我们欧洲人必须掌握自己的命运”。[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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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克尔对欧盟事业的承诺深受其“政治导师”赫尔穆特·科尔的影响。科尔在执政期间完成了德国的统一，也是欧洲一体化最热忱的倡导者和有力的推动者。牛津大学欧洲史教授蒂莫西·加顿艾什曾在文章中提及他与科尔会面的一段谈话。科尔对他说：“你能意识到吗？现在坐在你对面的人是阿道夫·希特勒的直接继承者。”[39]作为希特勒之后统一德国的第一任总理，科尔具有极为深刻的历史责任感——担负德国对欧洲和平的使命，而欧盟正是确保欧洲持久和平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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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科尔辞世一周年之际，德国政界围绕移民问题发生严重分歧，危及德国在欧盟的地位。6月28日，瑞典前首相卡尔·比尔特发表文章指出，德国正陷入一场是否要继承科尔政治遗产的斗争，他称之为“德国的灵魂之战”。表面的争论是，德国要不要把先前在其他欧盟国家注册过的那些难民驱逐出境，但更深层的问题是，德国“应当单独自行其是，还是继续寻求共同的欧洲方案”。若是按照科尔的政治思考，德国必须考虑自身政策对欧洲的影响，不会把问题甩给周边的小国，因为它们的安全问题也就是德国自己的问题。尽管流入欧洲的移民和难民数量已经远远低于2015年和2016年，但移民仍是整个欧洲大陆的热点问题。在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大潮下，德国关于移民的争论不断升级，已成为“德国的灵魂之战”，这将决定未来德国在欧洲的角色，以及整个欧洲一体化的前景。[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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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日凌晨5点，欧盟峰会经过长达十二个小时艰苦卓绝的谈判，达成一项安置难民的协议，默克尔称之为“良好的妥协”。《大西洋月刊》发表文章说，“默克尔再次证明了自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危机幸存者”。这是一个留有隐患的协议，但体现了她挫败对手、保持权力的典型秘诀：“一次次，她设法拼凑起混杂的联盟和过渡性协议，能让足够多的人满意并留有足够多的时间来维持她的总理职位，直到下一次危机来临，到时候她将再次如法炮制。”文章以《默克尔，逃离大师》为题，言下之意是她只能逃离危机和缓解问题，却无法真正解决问题。[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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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默克尔不能，但面对当下的欧洲难题又有谁敢于奢谈“解决”？能够“挺过”危机而幸存已经足以值得欣慰。默克尔平息了内阁的争斗，防止了联合政府的解体，化解了欧盟成员国彼此推诿的僵局，尽管只是暂时的。12月7日，基民盟党代会选举卡伦鲍尔担任新的党主席，她常被人称作“小默克尔”，也是最符合默克尔心愿的继任者。在担任基民盟党主席长达十八年之后，默克尔终于卸任，她的告别演讲朴实无华，最后说“是时候翻开新的一页了”。德国（甚至欧洲）的“默克尔时代”将在三年之后落幕。[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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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在久拖不决的脱欧进程中备受煎熬。许多媒体将英国脱欧比作一场“痛苦的离婚”。英国不是一个当事人而是一个国家，其中有党派之争、地区差异和立场分歧，“脱欧”在软硬快慢的各种脱欧方案的争议中陷入僵局。与此同时，反对脱欧的声音也越发强烈，加顿艾什教授是其中的积极分子。他11月在《卫报》发表文章向英国同胞呼吁：“如果我们在民众投票中决定回头留下，那么欧洲的大门仍然敞开着。否则，我们可以吞下特蕾莎·梅谈成的协议，并从此过上不欢乐的生活。”[43]他在12月12日又发表了一封写给欧洲的公开信，恳请欧盟的朋友们发出清晰、简单和积极的讯息——“我们要你们留下”。[44]基民盟新任主席卡伦鲍尔与二十多位德国政界与商业界著名人物，在1月18日《泰晤士报》上发表《德国友人敦促英国留在欧盟》的联署公开信，表示“英国已经成为我们作为欧洲人的一部分”，“英国人应该知道我们心底的愿望，我们要他们留下”。公开信表达了对英国人民选择的尊重，但如果英国决定留下，“我们的大门将总是敞开的”。[45]根据Survation公司11月初公布的一份两万人样本的调查，其中有54%的受访者支持留在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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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蕾莎·梅在12月12日挺过了“不信任投票”的威胁，但在新年1月中旬议会下院的表决中，她代表英国政府与欧盟达成的脱欧协议被比例悬殊的投票否决。在1月底下院的投票中，“二次公投”、“不脱欧”和“推迟脱欧期限”等几项修正案均遭到否决。通过的修正案使特蕾莎·梅获得“授权”，“对‘脱欧’协议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调整”，这意味着她将与欧盟重新谈判新的协议条款，但前景并不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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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翼的德国选择党正在酝酿德国脱欧的计划。实际上，许多成员国都有反对欧盟的群体和势力，将欧盟视为不切实际的乌托邦。但是脱欧或者解散欧盟更现实可行吗？会不会是一场更惊悚的噩梦？英国脱欧的痛苦过程就是一个缩影。欧洲一体化注定是艰难而漫长的历程，也必定经历曲折反复的斗争。2019年1月25日，法国《解放报》发表了三十位著名知识分子联署的公开信《欧洲之家失火了——欧洲爱国者宣言》。[46]这封公开信由法国明星哲学家贝尔纳-亨利·莱维起草，认为欧洲正处在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危险的时期，自由民主的价值观遭遇严峻挑战，呼吁公众以行动反击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身份主义者的猖獗蔓延，以捍卫欧洲精神和自由价值，为迎接5月来临的欧洲议会选举做好准备。联署人还包括作家帕慕克、昆德拉、麦克尤恩、鲁西迪、耶利内克和历史学家亚当·米奇尼克等。公开信被翻译为多种语言，英文版《为欧洲而战，否则破坏者们将摧毁它》在《卫报》发表。[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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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不会是最后的呼吁，也不会是最后的斗争。曾经战乱的欧洲祈求和平与安全，而在和平中生活已久的人们要求保障、富裕、自由、平等、公正和尊严。不同的诉求，在新老欧洲国家、不同语言和不同阶层之间，形成各自对于欧盟不同的立场和态度，这注定了疑欧派和脱欧派会持久存在，并将持久地危及人们对欧盟事业的信心。但信心是相对视野而言的，如果回到贡比涅，在百年尺度的历史视野下，或许更能领会欧洲已经走过了多么艰难而非凡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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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的死亡与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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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8年，有大量的著作文章论述“自由主义的死亡”。这已经不再让人惊慌失措或欣喜若狂（取决于你的立场），反倒会令人不胜其烦。不是吗？这些年类似的死亡通知早已不绝于耳，难道这次的修辞更加情真意切？也许，自由主义只是奄奄一息垂而未死，必须紧急抢救使之复活，或者应当不断诅咒让它尽快死透（仍然取决于你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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