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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William Deresiewicz,“Don’t Send Your Kid to the Ivy League: The Nation’s Top Colleges Are Turning Our Kids into Zombies,” The New Republic, July 21,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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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William Deresiewicz, Excellent Sheep: The Miseducation of the American Elite and the Way to a Meaningful Life (Free Press,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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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Steven Pinker, “The Trouble with Harvard,” The New Republic, September 4,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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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Alexander Nazaryan, “American Horror, Ivy League Edition,” Newsweek, August 8,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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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David Brooks, “Becoming a Real Person,”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9, 2014, p. A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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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Insurrections of the Mind: 100 Years of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America (Harper Perennial,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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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Ryan Lizza, “Inside the Collapse of The New Republic,” New Yorker, December 12,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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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Peter Beinart, “How The New Republic Lost Its Place,” The Atlantic, December 8,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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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以来的西方 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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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拉未竟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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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尔逊·曼德拉于12月5日逝世。他的悼念仪式成为各国政要汇集的峰会，也是全球媒体关注的焦点。大量的文章缅怀他在狱中不懈斗争的岁月，追忆他终结种族隔离和争取民族和解的努力。然而，伟人的辞世不只是一个哀悼与纪念的时刻，也是一个反思的时刻。对许多知识分子来说，纪念曼德拉更恰当的方式，是清醒地认识他的道德与政治遗产，而不是将他送上神坛去颂扬和祭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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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曼德拉去世的第二天，《纽约时报》网站就刊出了齐泽克的文章，赞赏曼德拉的道德人格，但他将目前南非各种严重的社会问题判定为“曼德拉的社会主义失败”。[1]人们会记得老的“非国大”（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它承诺的不只是种族隔离的终结，而且也是更多的社会正义，甚至是某种社会主义”。而曼德拉在结束种族隔离制度之后却放弃了社会主义。“但我们能就此批评他吗？”齐泽克提出的问题非常尖锐，“他真有选择吗？走向社会主义是一个真实的选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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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人》此前的一篇封面报道文章指出，在曼德拉卸任总统之后，南非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出现了滑坡。在种族隔离时期，南非虽然遭到西方国家的经贸制裁，却仍然是非洲大陆唯一的发达国家。近二十年来，南非经济增长放缓（近几年不到2%），失业率居高不下（官方公布的数字是25%，而实际上可能接近40%），而“非国大”的无能与腐败是主要的原因。[2]《纽约客》发表文章称，二十年以来，南非腐败猖獗，犯罪率居高不下，艾滋病威胁无处不在，贫富差距严重，是全世界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基尼系数高达0.6）。种族隔离制度被废除之后，少数黑人进入了精英阶层，但在很大程度上，财富、土地、教育和健康的资源分配仍然与肤色相重叠。[3]《新共和》的文章指出，民众对接替曼德拉的政治领导人感到失望。姆贝基曾公然否认艾滋病的流行，称之为西方编造的谎言，导致了三十万人的死亡。而祖马政府的执政能力与道德表现都令人失望。[4]仅在曼德拉去世前几个月，前任大主教图图发表文章表示，他很遗憾地不再投票支持“非国大”。“我们真的需要改变。‘非国大’善于领导我们为摆脱压迫而斗争……但似乎难以转变为一个政党。”[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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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何种程度上，曼德拉要对他卸任之后的政治与社会乱象负责？在曼德拉去世之后，图图赞颂他是“一颗钻石，几乎完美无瑕”，但他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非国大”过于忠诚。[6]长期驻扎南非的著名记者大卫·贝雷斯福德在《卫报》发表长文，认为曼德拉没有付出努力来阻止裙带关系和腐败，在执政能力上乏善可陈，也从未对穆加贝施加影响力来抑制非洲大陆许多人为的灾难。[7]但也许，正如《时代》周刊的讣告所说的那样，曼德拉已经完成了一个种族和解与和平民主转型的奇迹，若希望他为良好的政府和共同的繁荣再创造另一个奇迹，可能是我们过分的奢求。[8]一个种族平等、和睦团结与共同富裕的“彩虹国家”是曼德拉的理想，这仍然是南非未竟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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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登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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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斯诺登，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三十岁的电脑技术员，在2013年成为举世瞩目的人物。他当选了《卫报》的年度人物，在《外交政策》评选的“2013年引领性全球思想者”的榜单上位居榜首，在《时代》周刊年度人物评选中位列第二（仅次于弗朗西斯教皇），并获得了德国“检举者奖”等多个奖项。斯诺登的“棱镜门”事件，接续了三年前“维基解密”（Wikileaks）造成的风暴效应，对美国内政外交政策造成了意想不到的冲击，同时也引发了热烈的公共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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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人权日（12月10日），五百六十二位著名作家（包括五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全世界三十家媒体同步发表一份呼吁书，题为《为数字时代的民主建立准则》，就斯诺登揭露的大规模政府监控问题，要求展开全球性的反监控运动，捍卫公民的自由权利：“我们呼吁所有国家和公司尊重这些权利，我们呼吁所有公民站出来捍卫这些权利，我们呼吁联合国承认在数字时代保护公民权利的至关重要性，并制定数字权利的国际公约，我们呼吁各国政府签署并遵守这项公约。”目前这份呼吁书已经征集到两万个支持者的签名。[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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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呼吁书和大量的公共讨论聚集的焦点议题是公民自由与国家安全的关系。两者都是正当而重要的政治目标，但彼此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紧张。在西方社会的政治传统中，公民对自由与隐私权极为敏感，为国家安全而牺牲个人自由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9·11”事件以及后续的一系列恐怖主义袭击严重冲击了西方社会的安全感，突出了安全问题的优先性。近十多年来，政府以反恐为由逐步扩张和强化了对公民的监控，公民也比以往做出了更多的让步，接受了某些对公民自由的新限制。但这种趋势是否已经走向极端，越过了适度平衡的界限，以至于威胁到立宪民主政体本身？斯诺登事件再次触及这个敏感的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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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人》8月3日发表一篇社论，题为《自由丧失的十年》，指出“反恐战争仍然笼罩着美国，但美国应当恢复其最为珍视的某些价值”。斯诺登和布拉德利·曼宁（Bradley Manning）都不是争取自由的完美代表，他们泄露了自己曾宣誓要保守的秘密而触犯了法律。但他们的作为也表明，美国在安全与自由的权衡中仍然过多地倾向于前者。国家安全局（NSA）的行动照理说应受到“国家安全法庭”的审查，但这个法庭是秘密操作的，美国公众无从知晓它如何裁决，也就无法提出质询，而知晓秘密的政客也不能够公开讨论他们的关切。文章指出，除非这个法庭能对公开的质询开放，否则司法功能就可能成为行政机构的附庸，无法发挥制衡的作用。情报机构的运作可能影响个人自由，但民主政体需要将这种影响置于制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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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与自由之间的紧张在原则上并非不可解决，公民可以通过民主秩序来决定两者之间的平衡——愿意牺牲多少自由来换取多大程度的安全，并通过立法和司法机构来监管行政机构的作为。但这里的悖论是：情报工作要求的机密性如何可能服从民主政治要求的透明性？英国《卫报》是最先披露“棱镜门”事件的媒体，其主编艾伦·拉斯布里杰在《纽约客》上发表长文，回顾了事件的始末，也讨论了媒体在事件中面临的困境：“你怎么可能将某种必须保密的事情与某种必须被公开讨论的事情相调和？”在此，《卫报》做出了艰难的选择：他们顶住了来自安全部门的压力，决定公开报道，因为他们获得的证据显示，“在过去十年间，美英两国政府展开紧密合作，试图将所有人置于某种形式的监视之下”。拉斯布里杰认为，将这种境况的严重性告知公众是媒体的责任。与此同时，《卫报》也兼顾安全考虑而精心选择和编辑所披露的具体内容。文章还介绍了斯诺登对自己泄密动机的解释，“你认识到，这就是你帮助建造的世界，这个世界在下一代会变得更糟，下一代人将延伸这种压制性体系的能力”。斯诺登深切感到，对于诸如“棱镜计划”这样的项目，法庭与国会的监管与制约功能已经失去了效力，所以他才铤而走险诉诸媒体和公众。[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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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知识分子和法学家都极度怀疑目前对情报系统的监管是否能够奏效。英国上诉法院前法官斯蒂芬·塞德利爵士在《伦敦书评》上发表文章，指出立宪民主的三权分立制正面临严峻的考验。如今许多民主国家的安全机构有能力越过国家其他的分支机构，来行使一种自主的权力：“获得让自身利益优先于个人权利的立法，支配行政的决策，将反对者封锁在司法程序之外，免于公众监督而自由行事。”[11]加图研究所的一份政策报告认为，“斯诺登事件”应当让人们重新思考美国政体的基本原则。早在美国立国初期，詹姆斯·麦迪逊在围绕宪法的争论中曾告诫人们，缩减人民自由的方式不只是通过暴烈而突然的篡夺，更多的是通过“那些掌权者逐渐而静悄悄的侵蚀”。[12]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叛国者”斯诺登被许多人视为维护美国立国原则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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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登事件”也显示，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带来了人们始料未及的政治后果。一方面，各国政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收集、监控和分析情报的能力；另一方面，由于情报汇集的网络化，任何一个终端用户都有可能越权进入更高层的机密，使得泄密成为防不胜防的隐患。《卫报》的主编带着嘲讽描写那些前来干预的政府人员（他们要求捣毁那些储存了来自斯诺登的信息的电脑），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游戏已经变了，“那种让他们获得了能监视千万人生活的‘全景眼’的技术，实际上也是不可能控制或围困的技术”。新技术赋予了国家巨大的新权力，而同样的技术也增加了在其内部的个体抵制的能力。[13]也许，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个人没有隐私，政府没有秘密”的透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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