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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Jürgen Habermas and 18 Others, “Letter,” June 22, 2011 (guardian.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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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Jürgen Habermas, “On Europe’s Constitution - An Essay,” http://www.suhrkamp.de/fr_buecher/on_europe_s_constitution-juergen_habermas_621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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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Georg Diez, Habermas,“The Last European: A Philosopher’s Mission to Save the EU,”Spiegel, November 25, 2011, 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by Paul Cohen (http://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europe/0,1518,799237,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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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A Quiet Coup d’Etat: Jürgen Habermas on the EU Crisis” (http://www.thebestschools.org/bestschoolsblog/2011/12/09/a-quiet-coup-detat-jurgen-habermas-eu-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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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Derek Parfit, On What Matter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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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Peter Singer, “Does Anything Matter?” June 13, 2011 (www.project-syndicat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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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Brad Hooker, “Ideas of the Century: On What Matters,” TPM: The Philosophers’ Magazine, ISSUE 50, September,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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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Niall Ferguson, Civilisation: The West and the Rest, Allen Lane,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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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Pankaj Mishra, “Watch This Man,” London Review of Books, Vol. 33, No. 21, November 3,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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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Catherine Bennett,“Why on Earth is the History Man Being Quite so Hysterical? ”The Observer, December 4, 2011 (http://www.guardian.co.uk/commentisfree/2011/dec/04/catherinebennett-niall-ferguson-lib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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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以来的西方 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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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基解密：喧哗中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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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0年，“维基解密”犹如一匹彪悍的黑马闯入政治的敏感地带。这个年仅四岁的网站此前已初露锋芒，而从今年4月开始，一系列更为“猖狂”的泄密举措，使其成为国际媒体关注的中心，6月《纽约客》还发表了长篇特写报道“维基解密”的创办人朱利安·阿桑奇。[1]这名曾经的“黑客”一举成为举世瞩目的人物。一切突如其来，匆忙的评论者使用各种标签来为之定性——民主、透明性、知情权或者无政府主义以及恐怖主义式的超限战，却未必能完全把握“维基解密”背后的含义与后果。但可以肯定，只有短视的目光才会视其为一场“恶作剧”而低估它所蕴含的政治与文化力量，也只有迟钝的头脑才会被它的“反美面目”所迷惑而暗自庆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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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政府层面还是在思想界，对“维基解密”的反应是多样的，也并不完全符合惯常的政治分界线。大多数国家还在观望，而急于表态的政府可能会失之草率。俄罗斯总统办公室在12月发布一项声明，呼吁非政府组织考虑提名阿桑奇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俄罗斯驻北约特使德米特里·罗戈津甚至将阿桑奇在瑞典受到性侵犯指控的事件看作“西方没有新闻自由”的证据。但阿桑奇却对莫斯科一家报纸提出忠告：“请克里姆林宫最好能稳住自己，准备迎接‘维基解密’下一波针对俄罗斯的揭露。”美国和伊朗竟奇异地处在同一条批评阵线。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谴责其对美国外交电文的泄露“不仅是对美国外交政策利益的攻击，也是对国际共同体的攻击”。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彼得·金主张将“维基解密”列入“外国恐怖组织”名单。而伊朗总统内贾德也指责，“维基解密”的行动是一场毫无价值的恶作剧，所公布的文件是“美国政府有计划准备和公布的”，为的是败坏伊朗政府的名誉，挑拨伊朗与周边地区国家的关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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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知识界的相关辩论已经开始，自由派（左派）内部也出现了分歧。左翼斗士乔姆斯基不出所料地站在阿桑奇一边。在接受“即刻民主”网站的访谈中，乔姆斯基回顾了他在1971年帮助丹尼尔·艾尔斯伯格解密五角大楼文件的经历，指出此事件与“维基解密”的共同性——“有些事情，美国人应当知晓，而政府不让他们知道”[3]。在支持澳大利亚民众为捍卫“维基解密”所发起的抗议示威的一份声明中，他还指出，“阿桑奇是在履行他的公民义务，勇敢而光荣”。反抗当权者的压制“应当成为珍视自由与民主的人们的首要关切”。[4]著名电影人（《华氏911》的导演）迈克尔·摩尔在伦敦法院为保释阿桑奇捐资两万美元，并发表一项声明。他认为，若是在2002年就有“维基解密”来曝光内幕，那么基于谎言而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就未必能开始，因为开战的条件是“谎言能被保密”。而正是因为“暴露和羞辱了那些想要掩盖真相的人”，“维基解密”才会遭受如此恶毒的攻击。“维基解密”之所以存在，部分原因是主流媒体在履行责任中的失职。但下一次战争也许就没那么容易发动了，因为局面翻转过来——“老大哥”正在受到我们的监视！开放性、透明性是公民仅有的保护自己对抗权势与腐败的武器。摩尔承认“维基解密”可能会对外交谈判以及美国的利益造成意外的伤害，但他辩护说，这是一个用谎言将我们带入战争的政府所支付的代价。[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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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明而博学的意大利作家翁贝托·埃科在法国《解放报》发表评论，以他擅长的迂回笔法指出，“维基解密”所揭露的秘密实际上都在人们的意料之中，因此解密最终变成了一个“假冒的丑闻”（bogus scandal）。也就是说，只有你假装对主导着国家、公民与新闻界之间的关系的那种伪善一无所知，才会被泄密所震惊，才会感到这是一桩丑闻。但是，公开泄密仍然是对这种伪善责任的一种破坏。美国外交的力量依靠那种煞有介事的秘密，如果秘密被发现是空洞的，那就等于剥夺了这种力量。无论这篇文章多么曲折，狡黠的埃科与愤怒的摩尔同样看到关键的一点，一种翻转的奥威尔寓言——“老大哥”也正在被公民们监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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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自由左派网络杂志Spiked刊登一组文章对“维基解密”提出批评，其中著名知识分子、肯特大学社会学家弗兰克·富里迪的文章最为犀利。他在标题中就点明了自己的批判观点：“这不是新闻业，这是窥视癖。”富里迪认为，无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布尔什维克党人公布沙俄与外国势力的秘密通讯，还是1971年丹尼尔·艾尔斯伯格向《纽约时报》透露五角大楼文件，都显示了清晰的社会或政治目标。而“维基解密”所提供的信息并不是致力于这种高贵的目的，它只是“为了羞辱和播种混乱”。表面上，它对公众知情权的主张肯认了民主精神，但在这一事件中，“‘知情权’这一观念实际上关涉的是对人们的想象所做的讽刺性操纵，那些支离破碎、易于消费的窥视癖式的流言蜚语，被重新铸造为提供公共服务的真相的重大部分。但公众需要政治问责和严肃的辩论，而不需要那样一种权利，去闻政府官员脏衣服的味道”。富里迪批评某些高水准的报纸对“维基解密”的赞誉，认为这是“一种犬儒式的企图，将窥视癖变为一种美德”，透露出“当代公共生活的道德与文化规范”的危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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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知识界的重要刊物《新共和》在其网站上对这一事件发表了大量评论[8]，其中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教授、20世纪60年代左翼学生运动领袖托德·吉特林最为活跃。他在一封致美国总统和司法部长的联署公开信上签名，抗议司法部依据《反间谍法》对阿桑奇展开调查和起诉的动议。但吉特林也对外交电文的泄密事件提出批评，指责其极端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他认为，只要国家存在就会有外交，而有外交就会有机密。阿桑奇的方式“不是主张应该向国家施压去改进它做得很差的地方，而是主张国家就不应该存在”。[9]吉特林的文章遭到格伦·格林沃尔德的反驳，彼此发生了多个回合的交锋。格林沃尔德是美国的宪法律师、政论作家以及著名网络杂志《沙龙》的主要作者，也在公共讨论中成为“维基解密”最强劲的辩护者之一。他特别反驳了那种最流行的批评：“维基解密”不加区别地将海量机密信息“倾倒”在网络上，只是追求暴露的轰动效应，实际上对改变强权与腐败的政治无济于事。格林沃尔德引用事实指出：所谓“不加区别的泄密”完全是误传，“维基解密”至今只是有选择地发布了所掌握的文件中极其微小的一部分，而且已经与欧美五大报刊（英国《卫报》、美国《纽约时报》、德国《明镜》、法国《世界报》和西班牙《国家报》）形成合作伙伴关系，专业人员介入了筛选和编辑的过程，包括为保护个人隐私而做的必要删节。就反抗密谋政治的目标而论，阿桑奇的确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他并不具有制止战争的职责和能力。的确，“维基解密”仅仅做了一部分而不是所有重要的事情，但这能构成指责它的理由吗？[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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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时代正在展开其超出人们想象的可能性：一种非国家的、个人的组织能够形成以弱制强的政治与文化力量。这可以表现为恐怖主义的攻击，也可以表现为民主性的力量。“维基解密”无论有多少值得商榷与改进之处，都代表了对权力和信息垄断的颠覆，对密谋政治的挑衅。这不只是对美国的威胁，它挑战的目标甚至不只是国家，而是针对一切有权势的机构（“美洲银行”已经成为下一个解密目标）。阿桑奇所诉求的那种没有秘密的权力，那种极端民主、完全开放、全然透明的政治，终将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幻想，但这种政治介入方式已经开始改变传统的“权力地形图”。也许，在一个新技术与民主化的时代，强势者不得不严肃地对待来自公民的新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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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人》刊登中国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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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著名杂志《经济学人》（12月4日印刷版）以罕见的醒目方式，刊登一篇长达十四页的关于中国的特别报道，并在12月2日的网络版上全文发布，引起广泛关注，《福布斯》等媒体网站迅速作出评论与回应。这篇报道的导引文章以《正在崛起之中国的危险》为题，作为“封面故事”推出，[11]有宣扬“中国威胁论”之嫌，但报道的多数内容是力图深度分析“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原题为“A Special Report on China’s Place in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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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世界历史进程中，大国的崛起几乎总是伴随着暴力冲突与战争，中国是否真的会如其承诺的那样“和平崛起”——这是国际社会普遍关切的问题。导引文章试图刻画中国形象的两面性：一方面中国致力于让“焦虑的世界”安心，另一方面“通情达理的中国时而会让位于好斗的中国”。历史经验显示，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往往决定了世界是否和平（有英国与美国这样的正面例子，也有英国与德国这样的反面例子），因此今天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对世界局势至关重要。虽然迄今为止情况还相当不错，因为中国全心投入经济发展，而美国着眼于反恐战争，但两国之间仍然互相猜疑，“中国将美国视为一个终将会阻碍自己崛起的衰退中的强国，而美国则担心中国的民族主义在重振的经济与军事力量的推动下会伸张自己”。作者指出，对中美必将发生冲突的悲观主义看法或许不无道理，但“中国未必成为一个敌人”，因为许多证据表明，一个稳定的世界对两国都更为有利。而“最会让中国变成敌人的做法就是将它当作一个敌人来对待”。历史表明，“如果兴起中的强国相信它能不受阻碍地崛起，而当道的强国也相信它对世界的运作不会受到根本的威胁，那么超级大国就可以和平共处”。因此，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关键在于增强大国之间的彼此信任。较之历史上的强国，中美两国具有一种后知之明的优势：“它们都见证了20世纪灾难性的错误，而确保21世纪不再重蹈覆辙也将取决于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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