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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Todd Gitlin, “Everything Is Data, but Data Isn’t Everything,” December 7, 2010. (http://www.tn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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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Is WikiLeaks’Julian Assange a Hero? Glenn Greenwald Debates Steven Aftergood of Secrecy News,” Democracy Now! December 3, 2010 (http://www.democracynow.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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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dward Carr, “The Dangers of a Rising China,” The Economist, December 4, 2010, p.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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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dward Carr, “Special Report: China’s Place in the World,” The Economist, December 4, 2010, p.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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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Does Moral Action Depend on Reasoning? Thirteen Views on the Question,” Spring 2010(www.templeton.org/re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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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Symposium on Socialism,” Dissent, Summer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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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Michael Kazin,“Introduction”; Sheri Berman,“What Happened to the European Left?”; Robin Blackburn,“Socialism and the Current Crisis”; Jack Clark,“What Would a Real Socialist President Do?”; Michael Walzer, “Which Socialism?”Dissent, Summer 2010, pp. 2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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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Ayaan Hirsi Ali, NOMAD: From Islam to America: A Personal Journey Through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ree Press,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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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Nicholas D. Kristof, “The Gadfly,” New York Times, May 30, 2010, p. BR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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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Susan Jacoby, “Multiculturalism and Its Discontents,” Big Questions Online, August 19, 2010(http://www.bigquestionsonli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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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会议议程参见http://www.luiss.edu/dptssp/node/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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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参见Kwame Anthony Appiah, “Religious Faith and John Rawls,”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Vol. 57，No. 19，December 9，2010，pp. 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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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John Rawls, A Brief Inquiry into the Meaning of Sin and Faith (with“On My Religion”), Thomas Nagel (e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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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以来的西方 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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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资本主义还是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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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二月事件”不到二十年，世界经济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今年5月，著名法律经济学家理查德·波斯纳出版了新著，其书名点出了他对这场经济危机的诊断：这是“资本主义的一场失败”（中译本将书名做了更为耸动的修饰，译作“资本主义的失败”）。[1]反讽的是，1989年的幻灭感似乎在二十年后再度出现，却是以“命运逆转”（reversal of fortune）的方式指向“资本主义”——这个许多人曾天真而热烈地寄予的希望。在历经了双重幻灭之后，未来的希望何在？人们是否会像二十年前“拥抱资本主义”那样热切地投身于对社会主义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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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的西方思想界，既有对“复兴社会主义”的呼吁，也有对“改造资本主义”的诉求。但是，无论是“复兴”还是“改造”，都必须面对曾经的历史教训。左翼（托派）理论家艾伦·伍兹认为，当前的危机显示，人民需要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但不是那种官僚集权式的社会主义。我们需要返回“真正的民主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社会主义”[2]。同样，许多资本主义的辩护者，也诉诸“理想的”而非“现实存在的”（也是陷入危机的）资本主义。在新的思想辩论中，每一方都将现实中的失败归咎于（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不良“变种”，而其“纯正的”版本似乎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冷战思维”作为一种认知模式与政治想象，并没有随着柏林墙的崩塌而消失，甚至深藏在许多冷战思维指控者自身的批判意识中。但我们仍然需要这类标签吗？或者，我们应当给旧的标签赋予新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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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月，巴黎举办题为“新资本主义、新世界”高峰论坛。欧洲许多政要（包括法国总统萨科奇、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和德国总理默克尔）以及一些国际著名学者参加了这次论坛。政要们竞相发表改良资本主义的各种见解，但与会的阿马蒂亚·森提出了更切中要害的问题：“我们应当寻求一种‘新资本主义’，还是一个‘新世界’？”在他看来，“资本主义这一理念在历史上确实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到了今天，其有效性很可能基本耗尽了”。他通过对亚当·斯密的重新解读发现，斯密等早期思想家所主张的市场观念与当代流行的资本主义模式具有两个重要的区别：他们“没有将纯粹的市场机制当作一种独立的最优运行者，也没有将利润驱动当作所需的一切”。森主张，我们必须同时把握斯密的两个思想要义：一是对市场运作有限度的肯定，一是对市场自足性和唯利润主义的批判。这意味着我们所寻求的不是一种新的资本主义，甚至不是经过凯恩斯主义平衡的资本主义，因为凯恩斯主要关注的仍然是稳定市场波动，很少论及公共服务和社会公正。我们必须基于对市场、社会和国家各种机制的清醒认识，来寻求一种新的更正派的经济世界。[3]森的言下之意是，如果仍然信奉市场自足性与利润最大化是资本主义的核心要旨，那么资本主义的任何改良版本都不是我们所寻求的“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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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瞩目的中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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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柏林墙纪念活动的“多米诺骨牌”表演中出现了意味深长的一幕：相继倒下的九百九十九块骨牌，最后停在一块没有倒下的汉字石碑上（上面刻着陆游的《钗头凤》）。这或许暗示或象征了中国是社会主义最后的中流砥柱，屹立不倒。中国三十年来的持续高速发展也许是冷战后最出乎西方预料的一个现象。中国似乎摆脱了非此即彼的选择：它是社会主义的，又是市场经济的，它是全球化的，又是中国特色的，超出了二元对立的视野。在2009年，西方知识界对中国崛起的讨论更趋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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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下旬，Glasshouse论坛在巴黎郊外举办了一个学术高峰会议，邀请了十多位中外著名学者讨论是否存在一个“中国模式”。有学者认为，以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目前存在的各种问题而论，现在就宣布存在所谓“中国模式”为时尚早。而大多数学者都承认，无论是否称得上“模式”，中国独特的发展经验值得高度重视，而且具有全球性的影响。许多与会者对中国经验的示范意义以及未来的前景仍然存在分歧。[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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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家利益》杂志今年两次刊登有关中国崛起的辩论。在《龙来了》的标题下，范亚伦与罗伯特·罗斯就“中国是一种军事威胁吗”展开辩论。文章的引言如是写道：“一种威胁在东方隐约迫近。中国的军事力量正在前所未有地增长，或许不久就会使我们失去太平洋霸主的地位。但北京真的怀有统治世界的幻想吗？”罗斯认为，美国的创新和同盟关系将阻止中国的进展，而范亚伦则相信，华盛顿在21世纪的这场军备竞赛中危险地落后了。整个讨论透露出“中国威胁论”的气氛，双方关切的焦点在于中国是否会在军事上领先美国，而很少考虑中国军事的强大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可能。[5]在另一次题为“中国的颜色”的讨论中，裴敏欣和乔纳森·安德森就中国经济的前景展开激烈辩论。裴敏欣持较为悲观的态度，他认为，环境污染、大规模基础建设的隐患、发展的社会成本过高以及发展失衡等可能会带来严重的负面效应，对此不可低估。他的基本判断是：“如果中国不做必要的变革，将会面对远比低速增长要严重得多的后果。”而安德森则相信，中国GDP势不可挡的增长力量会继续走强，甚至会打破世界纪录。在未来十到二十年内，中国出现经济滑坡的可能性要比大多数人预计的低得多。他在回应中写道：“要想证明中国的崛起终将失败，仅仅含糊地指出发展的失衡或断言其经济不能完全维持原先的增长是远远不够的。这需要发生一场能将中国推出发展轨道很长时间的、明确的、根本性的危机，而且危机还要及时发生，在五到十年之内。”安德森确信，虽然裴敏欣指出了中国经济在长期发展中面临的种种挑战，但完全没能证明存在那个正在逼近的危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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