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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John Rawls, A Brief Inquiry into the Meaning of Sin and Faith (with“On My Religion”), Thomas Nagel (e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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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以来的西方 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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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资本主义还是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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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二月事件”不到二十年，世界经济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今年5月，著名法律经济学家理查德·波斯纳出版了新著，其书名点出了他对这场经济危机的诊断：这是“资本主义的一场失败”（中译本将书名做了更为耸动的修饰，译作“资本主义的失败”）。[1]反讽的是，1989年的幻灭感似乎在二十年后再度出现，却是以“命运逆转”（reversal of fortune）的方式指向“资本主义”——这个许多人曾天真而热烈地寄予的希望。在历经了双重幻灭之后，未来的希望何在？人们是否会像二十年前“拥抱资本主义”那样热切地投身于对社会主义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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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的西方思想界，既有对“复兴社会主义”的呼吁，也有对“改造资本主义”的诉求。但是，无论是“复兴”还是“改造”，都必须面对曾经的历史教训。左翼（托派）理论家艾伦·伍兹认为，当前的危机显示，人民需要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但不是那种官僚集权式的社会主义。我们需要返回“真正的民主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社会主义”[2]。同样，许多资本主义的辩护者，也诉诸“理想的”而非“现实存在的”（也是陷入危机的）资本主义。在新的思想辩论中，每一方都将现实中的失败归咎于（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不良“变种”，而其“纯正的”版本似乎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冷战思维”作为一种认知模式与政治想象，并没有随着柏林墙的崩塌而消失，甚至深藏在许多冷战思维指控者自身的批判意识中。但我们仍然需要这类标签吗？或者，我们应当给旧的标签赋予新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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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月，巴黎举办题为“新资本主义、新世界”高峰论坛。欧洲许多政要（包括法国总统萨科奇、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和德国总理默克尔）以及一些国际著名学者参加了这次论坛。政要们竞相发表改良资本主义的各种见解，但与会的阿马蒂亚·森提出了更切中要害的问题：“我们应当寻求一种‘新资本主义’，还是一个‘新世界’？”在他看来，“资本主义这一理念在历史上确实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到了今天，其有效性很可能基本耗尽了”。他通过对亚当·斯密的重新解读发现，斯密等早期思想家所主张的市场观念与当代流行的资本主义模式具有两个重要的区别：他们“没有将纯粹的市场机制当作一种独立的最优运行者，也没有将利润驱动当作所需的一切”。森主张，我们必须同时把握斯密的两个思想要义：一是对市场运作有限度的肯定，一是对市场自足性和唯利润主义的批判。这意味着我们所寻求的不是一种新的资本主义，甚至不是经过凯恩斯主义平衡的资本主义，因为凯恩斯主要关注的仍然是稳定市场波动，很少论及公共服务和社会公正。我们必须基于对市场、社会和国家各种机制的清醒认识，来寻求一种新的更正派的经济世界。[3]森的言下之意是，如果仍然信奉市场自足性与利润最大化是资本主义的核心要旨，那么资本主义的任何改良版本都不是我们所寻求的“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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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瞩目的中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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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柏林墙纪念活动的“多米诺骨牌”表演中出现了意味深长的一幕：相继倒下的九百九十九块骨牌，最后停在一块没有倒下的汉字石碑上（上面刻着陆游的《钗头凤》）。这或许暗示或象征了中国是社会主义最后的中流砥柱，屹立不倒。中国三十年来的持续高速发展也许是冷战后最出乎西方预料的一个现象。中国似乎摆脱了非此即彼的选择：它是社会主义的，又是市场经济的，它是全球化的，又是中国特色的，超出了二元对立的视野。在2009年，西方知识界对中国崛起的讨论更趋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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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下旬，Glasshouse论坛在巴黎郊外举办了一个学术高峰会议，邀请了十多位中外著名学者讨论是否存在一个“中国模式”。有学者认为，以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目前存在的各种问题而论，现在就宣布存在所谓“中国模式”为时尚早。而大多数学者都承认，无论是否称得上“模式”，中国独特的发展经验值得高度重视，而且具有全球性的影响。许多与会者对中国经验的示范意义以及未来的前景仍然存在分歧。[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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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家利益》杂志今年两次刊登有关中国崛起的辩论。在《龙来了》的标题下，范亚伦与罗伯特·罗斯就“中国是一种军事威胁吗”展开辩论。文章的引言如是写道：“一种威胁在东方隐约迫近。中国的军事力量正在前所未有地增长，或许不久就会使我们失去太平洋霸主的地位。但北京真的怀有统治世界的幻想吗？”罗斯认为，美国的创新和同盟关系将阻止中国的进展，而范亚伦则相信，华盛顿在21世纪的这场军备竞赛中危险地落后了。整个讨论透露出“中国威胁论”的气氛，双方关切的焦点在于中国是否会在军事上领先美国，而很少考虑中国军事的强大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可能。[5]在另一次题为“中国的颜色”的讨论中，裴敏欣和乔纳森·安德森就中国经济的前景展开激烈辩论。裴敏欣持较为悲观的态度，他认为，环境污染、大规模基础建设的隐患、发展的社会成本过高以及发展失衡等可能会带来严重的负面效应，对此不可低估。他的基本判断是：“如果中国不做必要的变革，将会面对远比低速增长要严重得多的后果。”而安德森则相信，中国GDP势不可挡的增长力量会继续走强，甚至会打破世界纪录。在未来十到二十年内，中国出现经济滑坡的可能性要比大多数人预计的低得多。他在回应中写道：“要想证明中国的崛起终将失败，仅仅含糊地指出发展的失衡或断言其经济不能完全维持原先的增长是远远不够的。这需要发生一场能将中国推出发展轨道很长时间的、明确的、根本性的危机，而且危机还要及时发生，在五到十年之内。”安德森确信，虽然裴敏欣指出了中国经济在长期发展中面临的种种挑战，但完全没能证明存在那个正在逼近的危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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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中央公论》今年9号刊登日裔美籍学者福山关于中国问题的演讲和访谈。福山指出，中国的政治文明具有独特的传统，并对亚洲地区的现代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支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东亚经济奇迹的宝贵传统”。他相当重视中国三十年来的发展经验，认为其长期的结果是检测“历史终结论”的重要案例。同时，他也强调指出，“真正的现代政治制度除了强大的有能力的国家机构外，还需要同时具备法治和问责”。建立这种现代政治秩序会经历挫折，过程也会是漫长的。但从长远看来，这个过程是必需的。[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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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雅克今年的新著《当中国统治世界：西方世界的衰落与中国的崛起》格外引人注目。英国版在6月发行后，11月又推出美国版（书名的副题略有改动）。[8]著名史学家霍布斯鲍姆为其背书，重要的西方报刊纷纷发表了书评和讨论。作者本人受邀在世界各地的许多机构演讲，频频接受媒体（包括CCTV）访谈。有评论注意到书名的用词：使用“当”而非“如果”，意味着“中国统治世界”已经不是“会不会”的问题，而是迟早要来临的现实，其结果将是（副标题中的）“西方世界的终结”。雅克承认，之所以使用有些“耸人听闻”的书名，是针对流行的观念发出告诫与警醒之声：西方人已习惯用自己的认知框架来理解中国，而且想当然地将自身的历史发展看作普遍必然的现代性模式，但这完全是误解和幻觉。他指出，中国不是西方所熟悉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文明国家”。中国独特的传统历久弥新，随着目前难以阻挡的迅猛发展态势，将在2050年成为主导世界的最强大的国家。他预言，如果说英国曾是海上霸主，美国是空中霸主和经济霸主，那么中国将成为文化霸主，会开创一种不同于西方的现代性模式，并根本地改变目前的世界格局。到那个时候，“人民币将取代美元成为世界的储备货币；上海作为金融中心的光彩将使纽约和伦敦黯然失色；欧洲国家成为昔日辉煌的遗迹，与今天的雅典和罗马类似；全球公民将使用普通话会多于（至少等于）使用英语；孔子的思想将变得和柏拉图的思想一样为人熟知”。那么，所谓“中国统治世界”或者“西方世界的终结”究竟意味着什么呢？雅克的论述似乎在“中国主宰”与“世界多元化”这两种景象之间摇摆不定。一方面，“时间不会使中国更西方化，而会使西方以及世界更中国化”；另一方面，彼此竞争的多种现代性模式仍然共存，西方人可能会看更多的中国电影、学习汉语、阅读更多的“孔夫子”，而中国人会更多地学习莎士比亚。[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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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克的著作也受到许多尖锐的批评。英国评论家威尔·赫顿[10]在《卫报》发表书评，题为《中国处于危机而不是在上升》。与雅克的观点完全相左，赫顿认为，由于认同的不确定性以及经济中隐含的脆弱性，中国无论在硬实力还是在软实力方面都不可能获得霸主地位。“中国同时是巨大而贫穷的、强有力而弱小的……”[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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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治学家黎安友在评论中指出，雅克的著作是一部危言耸听之作，其中充满犹豫不定的论述。作者说“中国最终注定要成为首要的全球性强国”，又说中国形成的挑战“是文化的”而不是政治或军事的，“在未来二十年中，中国实质上仍然是维持现状的力量”。但最终，“中国将以它自己的形象重新塑造世界”。黎安友认为，雅克论述混乱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企图传达某种实际上不存在的东西——中国所特有的“中国性”。黎安友反对“夸张的特殊主义立场”，指出在讨论政治与外交事务的抽象层面上，中国文化与俄罗斯、法国或美国的没有多少根本的差异——“所有这些国家都为自身历史感到骄傲、都注重家庭的价值、都偏爱社会秩序和寻求国家安全”。而中国传统也不是铁板一块，其文化内部并不比其他文化更为统一。与其他社会的民众一样，中国人之间也存在对根本价值的分歧和争议。[12]在另一篇题为《当中国成为第一》的文章中，黎安友指出：“就历史意义而言，中国将成为一种新型的首领（第一）。中国的支配地位既不是基于技术上的优势，也不是基于殖民其他国家的能力，而主要是基于其人口状况——中国成为最大的经济体只是因为它有最多的人口。而就人均水平而言，中国在可预知的未来仍然是相对贫穷的国家。”[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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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进化论：在争议与误解中传播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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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科学历史上，查尔斯·达尔文的贡献几乎无可匹敌。进化论具有世界性的、经久不衰的深远影响，它不仅是关于整个生物界生存演化的自然科学，而且对社会科学、宗教和文化领域以及公众的世界观，都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冲击和启示。今年，适逢达尔文二百周年诞辰（2月12日）与《物种起源》发表一百五十周年（11月24日），世界各地纷纷举办纪念活动。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自然》杂志、剑桥大学、BBC等机构联合开办了“达尔文200”网站。剑桥大学以“达尔文节”为名，组织多场有关《物种起源》的辩论与研讨活动。进化论与神创论之间的长久辩论今年再度活跃，而梵蒂冈教廷开始抛出新的“调和论”，声称进化论与神创论是相互兼容的。[14]难以计数的展览会、主题演讲和研讨会、著作与文章以及影视作品，令人目不暇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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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论，这个一百五十年前的革命性“异端思想”，如今已经深入人心。但是，进化论的传播史也是一部受争议、被误解的历史。特别是在社会文化领域中，对达尔文思想的普及运用，也一直交织着危险的甚至灾难性的误用和滥用。借助纪念活动掀起的达尔文热潮，许多学者致力于澄清对进化论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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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史学者迈克尔·谢尔默在《科学美国人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指出，对于“自然选择”与“适者生存”这两个流行短语，至今仍然存在很深的误解，成为“公众的迷思”。首先，“自然选择”（“天择”）常被理解为“自然”似乎具有（如人类一般）的选择意向，使“进化”按照既定的方向展开。但实际上，进化是一种过程而不是推动这一过程的力量，也没有谁在“选择”适合生存的生物——无论是温和的（如养鸽人的优选品种）还是残暴的（像纳粹在集中营挑选牺牲品）。自然选择没有既定方向，也无法预期怎样的变化会对未来的生存有益。其次，更危险的滥用是“适者生存”的口号，它常常被解释为“生存完全由你死我活的竞争优势所决定”。实际上，所谓“适者”并非指由力量大小来界定的“强者”。流行的“迷思”以为“更高大强壮、更敏捷迅速、更能残酷竞争的有机体才会更成功地繁衍后代”，或许如此，但同样可能的是“更小、更弱、更慢而更善于社会合作的有机体同样也能成功地繁衍”。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在1902年发表的《互助论》中写道：“如果我们问大自然，‘谁是最适合的生存者？是那些不断彼此争斗厮杀的，还是那些互相支持帮助的？’我们马上就明白，那些习得了互助习性的动物无疑是最适合的生存者。”因此，谢尔默认为，进化论的正确理解应当同时包括两个论题：自私与无私，竞争与合作。[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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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握这种双重性，我们甚至会在达尔文的洞见中发现对理解当下经济危机的启示。康奈尔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弗兰克撰文指出，亚当·斯密著名的理论“看不见的手”与进化论中的竞争论题相兼容，但这只是整个进化论学说的一种特例。斯密认为，出于自私动机的竞争常常会提升群体的利益，但在达尔文看来，这种竞争依照个体成功的原则展开，未必能提高物种或群体层面上的生存适应性，有时对群体甚至是有害的。在经济活动中，我们会发现竞争增进整体利益的例子（比如企业之间的竞争会有利于整个消费群体），但也可以找到相反的案例。比如，父母都想让子女就读好的学校，纷纷购买好学校附近的住宅，于是导致优质学校周边的房价飞涨。父母们为此更加辛苦地工作挣钱，来提高自己家庭的购买力。但是，当众多家庭都卷入这场竞争，最终付出的努力就会相互抵消，仍然只是少数人能进入优质的学校，而整个群体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类似地，运动员为争夺奖牌而服用兴奋剂，或者国家之间展开军备竞赛，都属于两败俱伤的恶性竞争。对于这类个案，达尔文（关于性别选择）的学说比斯密（“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提供了更好的解释：如果竞争是导向奖赏个体的相对表现优势，那么往往会与群体利益相冲突。弗兰克指出：“通过关注个体利益与群体利益之间的冲突，达尔文已经为现代社会我们所熟知的许多规则确定了基本原理，这些规则包括在体育比赛中禁用类固醇、在工作场所制定安全和工时规范、产品的安全标准以及施加于金融界的诸多限制。”今天的经济学家通常会将亚当·斯密看作这个学科的奠基人，但弗兰克预言，在一百年之后这个位置会被达尔文取代。[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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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面强调“自私”与“竞争”是对进化论的误解与滥用，但这种迷思不应归咎于大众的蒙昧无知。进化论的一些著名捍卫者都倾向于将“适者生存”解读为“弱肉强食”和“优胜劣汰”，其中包括达尔文的亲戚高尔顿（Francis Galton），以及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和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等人。甚至达尔文本人的另一部著作，1871 年出版的《人类的由来》，也存在多种解读的可能。在历史上，从令人忧虑的“优生学”、粗俗版本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到纳粹德国骇人听闻的“种族净化论”，以及当今世界盛行的极端自利、无情竞争的“生存铁律”迷思，这一切都意味着，进化论在社会和道德意义上的影响是毁誉参半的。因此，我们仍然有必要继续研究和全面理解达尔文的思想，特别是他对道德生活与意义世界的洞见。[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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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门”事件与怀疑派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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