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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Claire Bond Potter, “Is the Internet the Final Bohemia?”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November 29, 2015), http://chronicle.com/article/Is-the-Internet-the-Final/234348?cid=c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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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Mark Greif, “What’s Wrong With Public Intellectuals?”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February 13, 2015), http://chronicle.com/article/Whats-Wrong-With-Public/189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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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Sudhir Hazareesingh, How the French Think: An Affectionate Portrait of an Intellectual People(Basic Books,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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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参见作者的两篇文章：Sudhir Hazareesingh, “Does France still think?” The Guardian (June 13, 2015); Sudhir Hazareesingh, “The Dimming of the Light,” Aeon (September 22, 2015), https://aeon.co/essays/french-thought-once-dazzled-the-world-what-went-w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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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Peter Singer, The Most Good You Can Do: How Effective Altruism Is Changing Ideas About Living Ethically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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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Peter Singer, “The Logic of Effective Altruism,” Boston Review (July/August 2015), Vol. 40 Issue 4, pp. 1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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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Mathew Snow, “Against Charity” (August 25, 2015), https://www.jacobinmag.com/2015/08/ peter-singer-charity-effective-altru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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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Peter Singer, “The Logic of Effective Altruism,” Boston Review (July/August 2015), Vol. 40 Issue 4, pp. 1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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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The Edge Question 2015: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Machines That Think?”（http://edge.org/annual-question/what-do-you-think-about-machines-that-th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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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http://www.sciencespo.fr/ecole-doctorale/en/content/hannah-arendt-forty-years-l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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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http://filmforum.org/film/vita-activa-the-spirit-of-hannah-arendt-fi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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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Corey Robin, “The Trials of Hannah Arendt,” The Nation (June 1, 2015), pp. 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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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James McAuley, “Shadow and Substance,” https://aeon.co/essays/belonging-and-exile-madehannah-arendt-a-cosmopoli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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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Barry Gewen, “Hans Morgenthau and Hannah Arendt: An Intellectual Passion,” The National Interest, September/October 2015, Issue 139, pp. 6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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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以来的西方 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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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终结二十五年：思想激辩的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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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柏林墙倒塌的1989年，西方世界对自身的理论、制度与道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信。“历史终结论”适时地彰显了这种自信并成为其思想标志。而在二十五年后的今天，西方思想界弥漫着困顿与焦灼的气氛，透露出冷战结束以来最为深重的信心危机。有评论家将2014年称作“震惊之年”（a year of shocks）。冲击并非来自特定的困境或混乱本身，而是因为“以往用以控制这些混乱的力量与原则的结构不复存在”。这种秩序结构的丧失造成了一种“明确无误的瓦解感”，这才是震惊的根本缘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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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困顿、焦灼与震惊也预示着摆脱盲目自信的觉醒，这是克服自我迷信和矫正思想教条化的起点。2014年的西方思想界正在重新开启一个激辩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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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怎么回事？”——以如此直白的发问为标题，《美国利益》杂志主编亚当·加芬克尔在评论文章中指出，真正的挑战不在于我们处在“一个急速变化的世界”，而在于我们“去理解世界如何变化”，我们现在对许多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到“不可思议”，因为以往惯用的思想范畴都陈腐无用，与现实脱节了，“对于当代事务、对于紊乱时期的共同困境，我们缺乏适当的语汇”。[2]同样，马克·里拉也发表文章指出：“语词与事物之间的关联中断了。意识形态的终结并没有驱散云雾，而是带来了如此浓重的迷雾，以至于我们不再能够解读摆在我们面前的事物，我们发现自己身处一个难以辨析的时代（an illegible ag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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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概念失效、语汇陈腐的批判以及对观念和理论变革的诉求，不仅遍布许多学科领域，并且直接而明确地指向西方主流话语中最为核心的观念——自由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2014年有难以计数的反思性文章见诸欧美思想界的主要报刊，其中三篇檄文格外引人注目，分别出自欧美著名的自由派思想家：法国社会高等研究院的皮埃尔·马南，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约翰·格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马克·里拉。三位作者都体现出自由主义者的自我反思与正本清源的努力——追溯自由主义与民主政治的历史起源，阐明其演变历程，由此检讨当今流行的自由主义论述与实践何以偏离了其本源和精髓，陷入了盲目与教条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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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南与雷蒙·阿隆相似，是少数几位受到美国施特劳斯派推崇的法国自由派思想家。他在《民主杂志》发表《自由主义的危机》一文，其中指出，作为统治秩序出现的自由主义原则至今不足两个世纪，针对的是欧洲的历史难题——“共和原则与君主制原则之间的分裂”。自由主义对此提供了一个期待已久的解决方案，从而被当作“最佳政府形式”为人所接受。因此，自由主义的兴起源自特定历史条件下展现的政治治理优越性。“我们作为公民的愿望是被善治，我需要的是一个好的政府，而不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或基督教的政府。”他认为，自由主义首先是一种政治学说，其次才是关于“自由竞争”的经济学说，这两者曾长期兼容，但在当今全球化的处境中却彼此冲突。“如果遵循纯粹自由竞争的经济原则，我们已经灭亡了”：那些高劳动力成本和社会保障开支巨大的国家，如何可能对那些低劳动力成本和微弱社会保障的国家保持竞争力？最终，在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经济活动与人们归属的政治共同体相互分离，自由主义失去了曾经的治理优越性。西方支配世界的时代已经达到其能力的极限，从而陷入了难以自拔的政治和精神危机。至于如何应对这种危机，作者坦言自己没有答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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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为《展望杂志》“柏林墙二十五周年”专题写了一篇题为《自由主义的错觉》的文章。在他看来，西方自由主义者最大的错觉是一种“无根据的信念”，即以为自己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而自由主义的敌人总是站在历史的对立面。1989年之后，东欧的剧变与苏联的解体被看作“西方理念和价值的决定性胜利”（所谓“历史的终结”），并加剧了这种错觉。实际上，以“站在历史的对立面”来解释苏联阵营在冷战中的失败过于简单化，忽视了许多复杂的政治社会因素（包括民族主义、宗教、战略以及许多偶然因素），这种阐释不仅是抽象的、简单的，而且歪曲了真相。这妨碍了西方政治家和决策者真正理解俄罗斯、欧洲的转型国家以及阿拉伯地区的真实状况和关键问题。过去几百年西方具有的优势不可能永久不变，而不断输出西方体制的企图则加快了西方衰落的过程，格雷借用历史学家巴巴拉·塔奇曼（Barbara Tuchman）的说法，将这种企图称作“愚蠢地进军”。格雷认为，“历史是一系列的周期变化和偶发事件，因此没有明确的方向”。在可以想见的未来，“将会存在许多文化，以及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它们持续不断地变化和互动，却不会融为一体，成为类似于某种普世文明的东西”。因此，地缘政治冲突会加剧，战争会以新形态和混合形态出现，宗教将会在国家的形成与毁灭中成为一种决定性因素。自由主义的价值需要现实主义的思想才能存活，而目前自由主义者的信条却只能提供一个“他们能够塑造人类未来的神话”。西方正在应对日益混乱的世界，而最大的危险恰恰来自那种无根据的信念——“历史在自己这边”。[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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