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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拉是一位思想史家，曾到华东师范大学做过讲座。他在《关于我们自由放任主义时代的真相》中，把意识形态和教条区别开来。冷战中的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是两种宏大的意识形态，而我们时代的“自由放任主义”（libertarianism）则是一种极致的教条。它始于基本的自由主义原则（个人尊严、自由优先、怀疑公共权威、提倡宽容），但就此停步不前，完全无视这些原则与现实世界之间变化多端的复杂关系。就此而言，它不是那种孟德斯鸠、美国制宪者、托克维尔或密尔会承认的自由主义。实际上，民主是一种罕见的政府形式，在长达两千年的历史中被视为低劣、不稳定、具有潜在暴虐性的制度。在西方世界，民主迟至19世纪才被认为是一种好的政体，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被当作最佳政府形式，且只是到最近二十五年才被看作是唯一正当的政体。而在教条主义的影响下，今天美国的政治思考中只存在两种类别，即民主或者“洪水滔天”，这种简单化的思维模式完全无法对当今世界形形色色的非民主政体做出差异化的考察。许多自由民主的价值可能被非民主国家的人们所分享，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愿意接受民主化终将带来的种种后果，比如社会与文化的个人主义后果，他们珍视的那些（可能被个人主义摧毁的）传统，对地方的忠诚，对长者的尊重，对家庭和部落的责任，对虔敬与美德的投身，等等。里拉认为，面对世界上非民主制度将长期存在的现实，自由主义者需要回答一个明智的问题：除了民主化的方案之外，还有什么备选计划（Plan B）？但现在没有人有意愿去提出这种明智的问题，这标志着今日西方政治思考的沦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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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说西方主流思想的发展走向，那么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从冷战之初的“单声部”重新呈现出“多声部”的汇流趋势。虽然西方思想界有对当下的思想状况自觉地进行批判和反思，但他们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立场和自我期望，大多数人也不认为中国的崛起能够提供一个真正的另类世界秩序，来取代西方主导的“自由秩序”。也就是说，批判与反省的主流趋势是呼唤一种审慎的态度，这也是西方政治思想的一个悠久的传统，在内政外交方面都是如此。就国际问题来看，美国主导的“自由秩序”有明显的收缩，特别是在中东地区。有人认为，这是因为奥巴马时代的美国进入了全球性的衰落时期，选择退入孤立主义，但这可能是一种误解。最近《外交事务》杂志发表的一组文章指出：“奥巴马政府并没有抛弃传统的美国大战略，而是试图从其前任的失当处置中拯救这一战略。奥巴马已准备好拯救自由秩序的核心，但为了做到这一点，他甘于牺牲功能和区域上的边缘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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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当注意，美国对自身的特殊理解，以及它对世界图景的特殊想象，其中包含着与老欧洲那种“根植于土地”的观念相当不同的思想传统。在根本上，美国战略并不依附于领土要求。德国公法学家卡尔·施米特曾经说美国外交是“无迹可寻但又无处不在”，“缺席”和“在场”奇妙地融合在一起。小布什的外交把美国战略与海外领土的占据过于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这不是美国外交传统的典型体现，而是一种偏离。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是诞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并发展至今的全球体系，其核心部分根植于多重交叠的制度性架构，其基础不是地理、种族、血缘、宗派或带有其他被给定的土地性自然身份，而是契约性的“自由共同体联盟”。奥巴马的外交战略是从海外土地撤离，回归到更具弹性的扩张的“自由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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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可以看到西方思想界如何对世界讲述自己的故事。他们坚持自己的价值和立场，宣扬自己的优势，同时也严肃地甚至激烈地批评自己的问题，思考自身面对的挑战，并重新回到多声部的辩论之中。这种警觉的态度对我们或许不无启发。今天我们也要对世界讲好中国的故事，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是去讲“好中国”的故事，我们也要直面自己的困难与问题，并由此展开深入的思考，这样或许能更好地讲述中国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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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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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系作者于上海“读懂世界”论坛（2016年1月）上发表的演讲，收录时有所删减。——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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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以来的西方 世界主义与身份政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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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对于如何解决民族身份给世界带来的冲突，您提出了“新世界主义”。对于这个问题，赵汀阳老师提出过“天下体系”，许纪霖老师也有他的“新天下主义”。您如何看待他们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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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所构想的“新世界主义”当然是一种普遍主义的论述，但是，所谓“新世界主义”，它要强调的是，任何普遍主义的论述并不是现成的，而是构成的，或者说是建构的、是做成的，因为普遍主义的文明都不是无中生有的，而要发源于特定的地方和人群，发源于特定的民族文化。这也是我们要守护特定的文化的一个理由。其实每一种高级的文明都有一些具有普遍主义潜力的要素。但这种普遍主义的要素一旦创生以后，它要在文化遭遇的过程中超越“原产地”的范围，对更广泛的人类事件发生影响，而且要在新的适应与调整过程中获得持续的发展。所以它就不能仅仅是属于“原产地”的，而是要转化为人类共享的文明要素，这就是“新世界主义”所理解的一种叫“跨文化的普遍主义”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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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和其他学者提出的观点的差别呢？我觉得，无论是赵汀阳老师还是许纪霖老师，他们都有非常丰富的论述，非常简短地来讨论可能是有失公允的。赵汀阳老师的工作是非常了不起的。他提出了一种想法，就是说，我们虽然在谈论世界，但是我们仍然是在地方性地思考。他看到的“天下体系”的理想，是启发我们不仅要去思考世界，更需要世界性地思考。在这个意义上，赵汀阳老师的洞见是非常值得重视的。如果说我跟他有一些不同的话，那就是我认为以世界性的视野来思考世界，并不意味着必须否定国家视野和国际视野。在赵汀阳老师看来，国际视野也是有局限的，所谓international还是以national、nation为本体的。他对nation和national的视野有相当多的批评，认为要世界性地思考，但是我认为不能够否定国家视野或者民族视野、国际视野的局部正当性。因为民族国家和国家利益的存在是当今世界政治的一个现实，你要超越民族国家和国家利益的恰当方式并不是取消他们或者无视他们的存在。我的看法是要经由民族国家来建构世界主义。所以从这个观点来看，赵汀阳老师对天下主义的阐释可能一方面过于激进，一方面又过于保守。他的激进性在于把天下理解为一种完全否定任何特定的、地方性的立场，他叫作无立场的眼界，英文是view from everywhere。从这种所谓无立场的眼界，他构想了一种世界政治的理想，但另一方面他好像又过于保守了。他认为只有中国文化产生了这样一种超越任何地方的无立场眼界，这是一种比西方优越的哲学思想。这种观点实际上承认了无立场的眼界并非无中生有，而恰恰来自一种特定角度的眼界，只不过赵汀阳老师确信，唯有一种来自中国思想的特定角度才能产生这种无立场的眼界。所以，我认为赵汀阳老师的论述里边有一种张力。一方面，他强调一种脱离了任何具体地方的无立场的眼界；另一方面，他又说只有中国这种特定的地方才能产生这种无立场的眼界。我认为这里边有一个矛盾要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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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老师跟我有更多的相同之处，但是我们用的术语不同。一方面，他说的“新天下主义”是要继承传统的天下理想；另一方面，他又主张对传统的天下主义进行一些改造，包括要去除华夏中心主义，去除等级化等。他是要在人类共享的普遍文明基础上来寻求这种世界政治。我跟许纪霖老师的差别可能是术语和技术性上的。我认为，如果还用天下，哪怕是“新天下主义”，传统的气息和风格也太浓了，也就说你很难摆脱华夏中心主义和所谓的等级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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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想，“新世界主义”能在更多地在保留天下理想的同时，将其转化为更加普遍的、更加现代的论述，从而也更容易跟世界的其他学者来沟通。既然我们要建立一个“世界主义”的话，与中国以外的思想界进行沟通是相当重要的，所以我用了“新世界主义”这样一个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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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新世界主义”是经由民族走向世界的，最终的目标是拥有重叠的共识的多元世界，这种共识是通过对话并做出改变才能形成的。那么这种共识是否会成为不能质疑的普世价值？我们在倡导多元的世界时，是否不可避免地要把“多元”作为普世价值？我们该如何面对无法容忍异教徒的宗教极端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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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这种理解大部分是正确的，但是有一点差别。拥有重叠的共识不会成为不能质疑的普世价值，因为这种理解暗含了这样一种想法，即好像我们通过对话和改变，就能够一劳永逸地达成普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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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价值的建构不可能一劳永逸，它永远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也就意味着任何建构的共识都可以质疑，但不是随意质疑，需要提供相当的证据和理由。建立一种经由民族文化、地方性的文明达成的共享的、跨文明的普遍性，是生生不息的思想努力的过程。这当然不是说没有任何稳定性，任何东西都可随意更改，而是说这个过程并不是凝固的，而是不断发展演变的，所以它永远会面对正当的质疑，但并不是所有的质疑都需要回应。比如我们现在视为普遍规范的男女平等、性别平等，在很多传统文明中并不是一个内在的价值，而是随着世界的发展，经过各种文明间的对话慢慢生成的一个比较具有普遍主义的规范性价值。你当然可以质疑男女平等，但是质疑男女平等需要理由和证据，对于你的质疑，还可以有反驳。这个过程是生生不息的，当你的理由不够充分、不够正当的时候，男女平等还是能够作为普遍主义被人辩护，并且能够得到正当的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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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世界对于普世价值是一个无法消除的背景，所谓普遍主义的价值是建立在多元主义的背景和前提之上的，但是我们要克服这种多元造成的、可能冲突的差异来获得共同性。这就是中国人讲的“和而不同，求同存异”。我们要尽可能地允许丰富的多样性，但是这种多样性本身不能够极端到使我们的共同生活无法维系。所以“求同存异”说起来简单，实际上很难。我认为求同存异的要点在于“求”。“同”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人们经过努力，甚至通过改变自己的一些习惯达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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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异教徒的容忍问题，我觉得有两个方面。第一，我们需要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来看待宗教宽容。在这个意义上，我坚持包容的必要性和谨慎对待异类文化、对待他者的必要性。第二，一个多元、包容的世界，也不可能把任何差异都包容进来，我们必须有取舍，必须有批判，有的时候需要有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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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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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系上海外国语大学思索讲坛对作者的访谈（2018年6月）文稿，收录时稍有删改。——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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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以来的西方 谁害怕贝尔纳—亨利·莱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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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上今年（2009）的这部《美国的迷惘：重寻托克维尔的足迹》，贝尔纳—亨利·莱维已经有三本书在中国翻译出版（此前还有《自由的冒险历程》和《萨特的世纪》），而他的新作《黑暗时代的左翼》据说也被列入了汉译出版计划。[2]看来，“BHL”（众所周知的莱维全名的缩写）——这个二十多年来法国“媒体知识分子”的第一名牌——在进军美国多年之后，似乎正跃跃欲试地登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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