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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蒂是那个经典阵营的“变节者”,一个“叛徒”。但他坦诚而磊落,他就是执意要将背叛进行到底。因为他相信,与大多数哲学家的信念相反,我们的道德与政治生活并不需要一个普适的理性主义基础才可能改善。不是启蒙主义开启的民主与自由使人类面临所谓的“虚无主义”的困境,而是执着于“柏拉图主义”和“康德主义”的说教才使职业哲学家自己误入歧途,如果他们继续执迷不悟,那么哲学的命运就是“持续增长的无关紧要”(steadily increasing irrelev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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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学界的政治谱系中,罗蒂的位置属于“自由左派”。在2004年7月19日下午一个十多人参与的讨论会中,我第一次听到他明确地将自己的社会政治立场与哈贝马斯、罗尔斯、泰勒、德沃金以及沃尔泽等人等同起来。他说:“我们这些人分享着基本相同的社会理想或者乌托邦。我们之间的差别是微小的,这些差别只对哲学家才有意义。”他说的理想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某种版本。在欧美存在着更为激进的学院左派,他们是法国激进理论的信奉者,对资本主义制度有更为彻底的批判。但在罗蒂看来,他们始终没有提出任何有效的政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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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蒂关注的主要问题触及了现代性的基本困境:在传统的形而上学从根本上被动摇之后,一个社会如何可能达成关于普遍政治原则的共识?他的思想予以我们最重要的启示就是,哲学层面上的绝对主义与本质主义的瓦解并不必然导致社会层面上的政治与道德的虚无主义。人们对于普遍政治原则的共识是一种实际需要,但达成这种共识并不依赖于任何形而上学的一致,这不仅不可能,而且不必要,也不可欲。在罗蒂看来,寻求政治原则的共识是一场永恒的实践,只能在不断面对实际问题的具体应对中才可能获得。而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为此提供了丰富的可能,这就是罗蒂所谓的“后形而上学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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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西方哲学家中,罗蒂的“现实感”极为突出,他的哲学言说从来不离开“常识”(common sense),丝毫没有许多学院派哲学家那种装神弄鬼般的神秘玄奥,他格外热忱地投身于社会与政治的公共论辩,而且总是带给人出乎意料的洞见与启示。他的中国之行也许同样如此。看着满头银发的罗蒂时而倾听、时而答辩,间或有短暂的沉思停顿,我一直在想:他在上海真的能遭遇什么新的挑战吗?还有什么可以使他出乎意料?他在欧美学术界最凶险的唇枪舌剑中已经厮杀了五十年,而他自己秉持的“后形而上学主张”竟然存活下来。这种身经百战的履历使他从容,因为他明白各种修辞策略背后的用意或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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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蒂来过了,很快就走了。这个柏拉图主义的叛徒、不够“后”的后现代主义者、不够“左”的左派、反哲学的哲学家,令人意犹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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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的时代:十八世纪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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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以赛亚·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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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 译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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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7544726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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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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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的时代:十八世纪哲学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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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的时代:十八世纪哲学家/(英)伯林(Berlin,I.)著;孙尚扬,杨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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