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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莱非但不因为他是一个基督教徒和主教而觉得这种经验主义不合口味,相反,他发现这种经验主义与浸染着他的一切信念的唯心主义简直一模一样。在他看来,如果说洛克是一个经验主义者的话,也并不是一个十足的经验主义者。确实,在某种意义上,贝克莱是正确的。洛克推崇并试图运用到精神现象之中的十七世纪科学绝不是严格的经验主义。相反,伽利略和笛卡尔认为,感觉世界是模糊的、有欺骗性的、含混不清的,充满了只能以定性词汇描述的现象,也就是说,感觉世界不能容纳恰当的、定量的、科学的世界图式。科学所研究的“第一”性质本身并不是直接呈现给感官的。存在着两个领域:定量的、可以精确测量的存在于空间的客体领域,具有诸如运动和静止、一定的形状、体积、作为微粒运动的特定温度等性质;这与颜色、气味和味道、冷暖程度、声音高低等领域正相反对,后者是主观的,因而是不可靠的。洛克从“除了来自感觉的知识外,我们没有任何别的知识”这一原则出发,却发现:对他来说,如果想保持一致的话,就难以解释为什么“第一”性质必须和“第二”性质一样依赖于感觉的证据,然而又必须给予第一性质以似乎是物理学赋予它们的首要地位和权威。因此,他在下面二者之间必居其一:前后矛盾和半心半意地去尝试着把第二性质描述为由第一性质以某种方式引起的,而第一性质与其说是明显可感的,倒不如说是莫名其妙地在因果关系上对感觉材料负责。关于物质实体,洛克也发现他陷入了类似的困难,对物理学家来说,物质实体当然不是直接呈现给感官的,也没有任何事物能这样直接呈现给感官,因而,对严格的经验论来说,物质实体必定是不可接受的。贝克莱极其一贯地抵制物理学“姑息”的企图,并且抵制一切与这种企图的所谓要求妥协的努力。确实,他认为这种二元论与他所倡导的彻头彻尾的经验论是不相容的。主观感觉与事物的客观性之间的差别是似是而非的。感觉是知识的惟一来源。世界是由思想、情感、感觉——也就是由存在于上帝的代理者和他的创造物人的心灵中的“观念”所构成的。至少就物质世界来说,观念之外别无他物。他把关于物质世界的经验论与对精神实体——永恒的灵魂和精神——能动的存在的实在性的信念结合起来,这种能动的实体的存在并不像被动的实体一样依赖于被感知到,或者要不然就依赖于成为某人的经验内容——对这种实体我们没有任何“观念”而只有(就像他的十七世纪先驱们称呼这种不可感知的意识一样)“概念”,既然这种实体也是明显不可感知的,它也可能包含诸种关系。贝克莱在这一点上的观点——对柏拉图主义和感觉主义的一种独特的结合——并非像自休谟以后批判他的人所认为的那样是自相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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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贝克莱来说,外界实体的概念与可能的感性经验是如此割裂无关,以至于没有任何关于这些实体的观念能在原则上被形成,因而是不可理喻的。他既是个唯心主义者,也是个一以贯之的感觉主义者。他的整个论证立足于这样的观点:如果我们不想使自己迷惑于那些暗示不可感知的事物的存在的科学术语,而与此同时将我们所有的知识都建立在而且只建立在那些可以被感知到的论据的基础之上,那么,我们将达到一种正统的基督教立场,即宇宙在本质上是精神的。相反,对洛克和休谟来说,数学代表知识的最完美形式——确实,所有其他关于知识的主张与这种明晰性和不可辩驳的确定性的典型相比较而言都是有缺陷的——对贝克莱来说,数学则暗示了并不存在于世界中的虚构的实体的存在。对他来说几何形体不是理想的实体,真实的实体必须通过经验的观察来证明它们自身的存在,而几何形体却无需这种证明,相反,几何形体之为感觉的内容并不逊于任何别的东西。一条直线是由一定数量的、原则上可数的感觉极小点构成的——并且,如果它是由奇数的感觉极小点构成的话,那么,无论几何学家怎么说,它也不能被精确地平分为二。只要它只是作为极端的经验论和唯名论所能达到的结论的证明,这种偏执的思想就是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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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和休谟两人对数学都持有似乎相当合理的观点,而且,尽管他们对数学推理的解释并不总是令人信服,但他们与莱布尼茨一样明白地认识到数学推理与经验事实的陈述之间的区别。尤其是休谟对形式蕴含陈述即逻辑和数学或代数的陈述(他对几何学的看法模糊不清且犹疑不定)与事实蕴含陈述即对存在的断定之间的区别了如指掌。的确,休谟的主要成就恰恰是建立在这样的认识的基础上:既然严格说来诸如必然性和同一性等概念属于形式学科的世界——即唯理论者所称的“推理的真理”,它们被这样认识是因为它们的矛盾是自相矛盾(与“事实的真理”相反,这种真理不能由任何纯形式的程序予以验证)——那么,这些概念在关于世界的陈述的领域里就不能占一席之地,这些学科所包含的假设对形而上学这种伪科学的存在本身负有主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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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性和同一性是这样一些关系,它们既不能通过对外界的观察而被发现,也不能通过内省发现,更不能通过对这些“能力”的材料的联结发现。因而,它们既不是联结实在实体的实在关系,在现实世界中也是不可发现的。所以,知识必然具有两种类型:或者它声称是“必然的”知识,在这种情况下,它以形式的标准为基础,但不能提供任何关于世界的消息;或者它声称提供了关于世界的消息,在这种情况下,它不能超越或然性,也并非永远正确;如果我们的意思是只有通过逻辑或者数学才能得到那种必然性的话,那么这种知识就不能具有必然性。这两种类型的判断的区别跟“综合判断”与“分析判断”及“后天判断”与“先天判断”之间的区别密切相关,这种区别是一场伟大的争论的起源,而正是这场争论使康德从独断论的梦中清醒过来,从而改变了近代哲学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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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使哲学成为自然科学,这一大胆尝试通过与发展迄今的唯理论和经验论两种传统的决裂而宣告结束。这一决裂由康德发起,他的哲学观点是十九世纪众多思想的来源,但这不在本书讨论范围之内。正是康德第一次牢牢地把握了这个真理:哲学的任务不是——而且永远不是——为关于事实的经验的问题寻找答案,这种问题只能由具体科学予以解答,或者在另外一种水平上由一般常识予以解答。它也不可能是被诸如逻辑或数学所运用的那种纯粹的演绎学科。康德是第一个弄清了以下问题的伟大哲学家:哲学的主要问题,既不是那些可以通过经验研究(比如说关于观念的起源问题,即一种想探寻它们“从何处来”的企图,就是一个应交给生理学家、心理学家、人类学家等的问题)而找到明确解决方法的问题;也不是可以通过从自明的或先验的公理出发的演绎而得到解决的问题,正如经院哲学家和唯理论者所认为的那样,因为所谓自明——或者信仰和直接天启之事——会因人而异。康德正确地认为,演绎对我们关于事物或人性的知识都不能有所增益;并且也不能回答那些看起来是独特的哲学问题,或者解决那些看起来是独特的哲学困惑。他所提出的问题及他所运用的方法(不论可靠与否)主要涉及对我们最一般、传播最广的概念和范畴的分析。他根据陈述所需要的证据的种类及陈述所包含的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对陈述进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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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对一个问题尤其清楚,关于这个问题所产生的混乱占据了十八世纪哲学的主要错误的核心。这个问题就是:关于包含在通常经验中的判断的类型和范畴的种类问题,与关于我们的材料或信念或态度的“来源”问题毫不相同。很显然,在诸如“每一事件都有其原因”或“这张纸不能同时既是蓝色的又是褐色的”这些命题,与诸如“爱尔兰没有蛇”或“我昨天头痛”这些命题之间,必定有逻辑原理(而不只是来源)的差别。如果有人怀疑每一事件是否有其原因,或者怀疑毕达哥拉斯定理是否正确,或者怀疑这张纸是否同时既是褐色的又是蓝色的,那么,为他积累越来越多的彼此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联系着的事件的例子,或者为他积累更多的纸张的例子——其中一些纯褐色的,其余的是纯蓝色的,但没有兼具二色的——这都是徒劳无益的。这些反驳怀疑者的方法是无用的,因为使人们信服这些命题的真实性的方法与我们用来证明关于世界的事实命题的真实性的方法,即通过某种经验论据的结果证明其真实性的方法显然是非常不同的。这里的问题是:“为了某某命题的真实性,什么是我们必须提供的正确证据或保证?”这一问题与诸如“我或者你(或者一般意义上的人)怎样认识到某某命题的真实性?”这类问题是完全不同的。对后面这个问题的回答属于发生心理学,并且依赖于很多经验的偶然事件和一个人的生活变迁。混淆这两类问题,并且假定对后面这类问题——即关于知识的起源或认识的方法的问题——的某种回答自动地以对第一类问题——即什么是确定一个既定命题的真实性的正确程序和在这个既定命题中包含什么概念的问题——的某种回答为前提,这是伟大的古典经验论者们的特点(甚至也是休谟的特点,他非常敏锐地意识到了逻辑类型的区别,并且相当成功地证明了恰恰因为归纳论证永远不能变为演绎论证,所以存在着关于事实的确定性在其中乃属不可能的感觉。他证明的结果是具有破坏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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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混乱产生的方式是,这些哲学家倾向于把两个个别的问题合并为一个很不明晰的探讨:“我们怎么能认识命题X?”这个问题既不是问“什么是像X这样的命题的正确证据或者证明?”,也不是问“我们从什么地方得到关于X的知识(或印象)?”。这种混乱的一个最好的例子可在洛克的《人类理解论》的第一卷中找到。在那里,他告诉我们:比如说儿童就不是生而具有关于非矛盾律的知识;他似乎认为这对这类命题的逻辑地位有所证明。知识的来源问题是一个事实的问题,那些追随霍布斯和洛克的经验论者们认为,知识既不是“天赋的”,即不是在出生之前就由上帝或自然“印”在心灵上的;也不是来自“直观”,即不同于并且优于感觉的其他途径。这些经验论者实际上是在说,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只能由心理学提供。他们倒是正确地将心理学设想成一门经验科学。正是那种想表明哲学存在于经验的过程当中的尝试(因为如果哲学不建立在观察的基础上,它能有什么价值呢?)导致了十八世纪思想中最光辉灿烂的洞见,同时也导致了败坏这种洞见的重大谬误,即以科学证明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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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本人也绝没有摆脱这种错误;然而,他却转移了哲学强调的中心,即从“根据什么可以演绎出什么?”和“无论是在外在的世界中,还是在心灵的世界中,存在哪些实体?”这两个问题转移到考察我们据以思考和推理的最一般的概念和范畴——参照构架和关系系统——诸如空间、时间、数、因果性、物质性,这些概念和范畴看来是我们不能抛弃的,哪怕是在想象中只是不完全地抛弃它们也是不可能的;在各种专门的具体科学的教科书中,这些范畴和概念也没有得到论述,因为它们太普遍太广泛了,而且无论如何,它们确实不适于分类——不论是将它们归于经验的还是归于形式的都不适合。哲学的历史主要地存在于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之中,而这些问题的主题是难以划分归类的;它也存在于解决或者至少是阐明这些萦人心怀的难题的努力之中,而这些难题与一些具体科学中的困难烦扰人们的方式是相当不同的,找到对后者的答案的方法虽然困难,但这些方法本身并不是一个谜。这些哲学问题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不断变化,但并不呈现为直线式的进步(或后退),这正像人类的思想和语言在决定着人们用来思想、感受、交流的形式和概念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下不断变化一样——这些因素似乎并不寻求那种可以明确分辨的有规则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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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考虑对那些在本书中可以见到他们著作精选的十八世纪伟大的经验论哲学家们来说是较为陌生的。每一事物对他们比对除了他们为数不多的后继者以外的任何人都更为清楚明白。科学在物质世界领域里已获得的一切,当然也能在精神领域里获得,更进一步,也能在社会和政治关系的领域里获得。牛顿已经确切证明了的物理世界赖以构成的合理结构,并且也是洛克和休谟及其在法国的信徒们似乎用来着力解释思想和情感的内在世界的合理结构,同样也能运用到社会领域里。人之为自然中的客体并不亚于树和石头之为自然中的客体;人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像原子和植物的相互作用一样得到研究。一旦发现了支配人类行为的规律,并使之在一门类似于物理学或动物学的理性社会学中得到具体化,那么,就能研究并揭示人们的真正意愿,并能通过那些与物理和精神事实的本质相符合的最有效方式使这些意愿得到满足。自然是个和谐体,其中不会有任何不和谐;既然诸如会做什么、怎么生活、什么将使人公正或合乎理性或幸福这类问题全都是事实的问题,那么,对其中任何一个问题的正确回答都不可能与对任何别的问题的回答不相容。因此,建立一个完全公正、完全有德性、完全令人满意的社会这个理想,便不再是空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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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点并不局限于自然科学家及其盟友与代言人之中。莱布尼茨的唯理论追随者们及其信徒沃尔夫也同样自信地持有这种观点。他们认为,合理的思想是一种获得关于宇宙真理的方法,这种方法大大优于经验论方法。他们也相信真理是一个惟一的、和谐的知识整体,在这一点上与他们的经验论的论敌相比,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他们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坚信以前的一切体系——各种宗教、宇宙发生论、神话——都只不过是通向同一合理目标的各种不同途径罢了。其中,有些长远些或者宽广些,有些更曲折并且更幽暗些。他们相信所有科学和所有信念、最荒诞的迷信和最野蛮的习俗,当它们的不合理因素通过文明的进步而被“清除”后,都能与终极的真正的哲学和谐一致,这种终极的真正的哲学能为所有人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解决所有理论的和实践的问题。这种崇高的信念激发了坚信理性的莱辛和坚信科学的杜尔哥,也激发了信仰上帝的莫泽斯·门德尔松和不信仰上帝的孔多塞。尽管他们的气质、观点及信仰有很大的差别,这却是他们的共同基础。有神论者和无神论者、自发进步的信仰者和怀疑论悲观主义者,寡情的法国唯物主义者与多愁善感的德国诗人和思想家们,在一个信念上似乎统一起来了,这个信念即是认为所有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发现客观的答案而得到解决,一旦发现了这些客观答案——它们为什么不该得到发现呢?——它们对所有人都将是清楚明白的,而且是永远可靠的。确实,只是在这个世纪中期,首先是在德国,然后在英国,才开始引起一片反对的声音;持异议者们坚持认为不管是人还是他们的社会都不类似于无生命的客体,甚至不类似于动物的王国;并认为像过去那样研究人们及其社会必然要导致灾难。约翰逊和柏克、哈曼和赫尔德(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包括孟德斯鸠和休谟)开始了这场注定要日益壮大的反叛,但这些人还停留在孤立的怀疑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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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通过把科学的方法运用于人事法则的谨慎的尝试,已经做了大量有益的事情:减轻了人类的苦难,避免或者阻止了不公正,揭示了无知;教条得到了反驳,偏见和迷信成功地受到了公众的嘲笑。人们日益确信求助于主义、无知和权威以证明专断行为的合理性,全都是隐含着自私的利益或者理智的懒惰或愚昧的无聊的众多托词,这种信念通常能得到成功的证明。但是,主要的梦想,即证明世界上的每一事物都按照力学的方式运动,所有的灾难都能通过适当的技术步骤而得到消除,在人类灵魂和肉体上都存在着工程师,却被证明是虚妄不实的。然而,事实最终表明,这种理想与十九世纪通过同样错误却在理智上和政治上更为不祥和更具压迫性的论证而对它发动的攻击比较起来,却更少引人误入歧途。十八世纪天才的思想家们的理智力量、诚实、明晰、勇敢和对真理的无私的热爱,直到今天还是无人可以媲美的。他们所处的时代是人类生活中最美妙、最富希望的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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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的时代:十八世纪哲学家 第一章 约翰·洛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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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的哲学对整个十八世纪的思想产生过无可争辩的影响。他生于1632年,二十六岁时在牛津大学获硕士学位。他断断续续地生活并执教于牛津大学,一直到1683年,也就是“光荣革命”四年之前。他的思想对这场革命的形成贡献颇多。由于有参与辉格党特别是他的庇护人莎夫茨伯里勋爵密谋的嫌疑,洛克被驱除出境。他曾做过莎氏的政治顾问和医生。洛克流亡到荷兰,只是在得到威廉·奥伦治的准许之后才回到英国。在生命的最后十五年里,他平静地生活在乡村。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他出版了大量改变了人类思想的哲学和政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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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为人彬彬有礼,羞怯而又秉性和蔼可亲,广泛地受人爱戴和尊敬,没有敌人,而且天生有一种吸收并以简练的语言解释一些有创造性、革命性思想的惊人能力,这些思想只有在他的时代才是丰富的。他同他的时代谐调一致,他所涉及到的一切课题无不成就辉煌。他是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的主要哲学和政治传统之父,他的实践才干也不是无足轻重的。因为他的健全的思想给近代英国的经营机构特别是处理商务的机构留下了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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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笛卡尔通过尝试运用数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标准和一些概念而消弱了经院哲学的魅力(他本人对数学和自然科学的进步贡献很多),那么可以说,在科学上造诣很平庸的洛克则把哲学从哪怕是这种程度的专门化中解放出来了。对十八世纪来说,他至少不再把哲学描绘成一门深奥的学问,而只是一门基于经验观察和常识判断的正常能力之上的学科。笛卡尔仅仅认为,那些得自严格演绎的论据才是值得注意的,这些演绎都是从自明的或被认为是正确的先天前提出发的,洛克则求助于对自然界的观察,试图追溯心灵的当下信念与状态的心理来源,并解释它们由此而来的“自然”的增长。像霍布斯一样,他首先把人看做自然中的客体,与其他自然的客体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并且把人看做是可以通过心理学的自然科学的发生学方法予以描述和解释的——尽管他并没有这样称呼那种方法。他的一些理论经常是十分奇异怪诞的,他所犯的错误在于有很多前后矛盾、暧昧不清的地方,并且陷入了他本人应该反对的思维方式。然而,他的思想或者至少是他表述这些思想的技巧所产生的后果(十七世纪后半叶和整个十八世纪的文学趣味显然与我们不同)确实是革命性的。他认为很多基本的错误都应归于指称事物的词的误用。心灵——或者它们的思想——能写就其自然史而并不逊于植物或动物,且同样令人惊叹,富有成果;哲学家的发现不应远离稳定的常识信念(几乎可以说是洛克发明了常识这个概念);哲学问题并不通常都起源于哲学家心灵中的混乱,倒不如说起源于问题固有的困难——所有这些观点都改变了人们的思想,仅仅是伏尔泰的无限倾慕就足以证明洛克著作的影响。他认为自己正在实践牛顿的方法,而事实上他更像一个试图医治各种疾病(这里指对外界和人的精神能力所产生的错觉)的医生(他曾做过医生)。而追溯这些疾病的根源,考究它们的症状则是这过程的一部分;由此洛克发现他自己正在编纂的东西部分地是一部解剖学教科书,部分地是一册治疗方案指南。这部著作是以朴实明晰的语言写就的,这种语言极大地有助于揭示许多思想本身的含糊与暧昧。开场白《致读者》就具有理智上谦逊而有魅力的特点。他告诫读者,要得到正确的知识,并不需要和神学家一块飞入云端,也不需要和形而上学家们一起潜入黑暗之井,而只需要研究他自己的本质。这一点如果做得谨慎小心,将清除“虚荣与无知的庇护所”——即无意义词语的浮云——并因此为坚实的、关于人的经验科学扫清道路。通过这种告诫,洛克感染了当代读者,从而赞同他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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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所有洛克的引文都选自《人类理解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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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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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们不嫌厌烦,那么我可以把这篇论文的来由告诉你们。有一次,有几位朋友在我屋里聚会,并且谈论与这个题目相距甚远的一个课题,很快,我们发现各方面都面临着困难,因此便都停了下来。在迷惑片刻之后,既然对烦扰我们的问题的解决没有一点进展,我就想到我们选择了一条错误的路,想到在开始考察那类问题之前,我们必须先考察自己的能力,并且看看什么对象是理智所能解决的,什么对象是我们的理智所不能解决的。我向朋友们提出这个建议后,大家都立即同意;都愿意以此为我们研究的第一要务。下次聚会时,我就把自己对于自己以前从未考虑过的草率、粗疏的思想记录下来,作为这篇谈论的入门。不过这个议论的开始既由于偶然,其持续又是由于敦促;写的时候又是东鳞西爪的,毫无连贯;又是长时间的搁置,随后全凭兴之所至或机缘的允许,才予以重理;最后,避世闲居,修身养神,方得闲暇,这本书才能呈现出今日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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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术界并非没有大师宗匠,他们那些促进科学的伟大设计将留做永久的纪念碑,以为后人倾慕;但并不是人人都必须期望成为一个波义耳[2],或者一个施坦汉姆[3]:在一个产生了像哈根留斯[4]和举世无双的牛顿先生这样的大师及其许多其他同类人的时代,我只想当一个小工,来扫清地基,清理通向知识的道路上所堆积的垃圾,这也就够野心勃勃的了;现在的聪明勤恳之士的努力如果不曾受到妨碍,那么世界上的知识一定有了很大的进步;可现在的人们竟自矜博雅,虚伪造作,在各种科学中应用了奇怪、荒诞而不可理喻的许多名词,炮制一套玩意儿,以致使本应成为关于事物的真正知识的哲学被认为不适合或不能引入大雅之前、高谈之中了。含糊而又无意义的说法,同牵强附会的言辞,久已被认为是科学的秘密所在;而且生僻误用而又很少或全无意义的词语,由于约定俗成,竟具有被错认成博学深思的表现特权,以至于我们很不容易使说者和听者都相信那些词语只是对无知的掩饰,对真知的阻碍。因此,我想,要是单刀直入,砸碎虚荣和无知的庇护所,对人类的理智一定是一种功劳;尽管人们不易相信在运用文字时,他们自己骗了别人或被人所骗;也不易相信他们所处的宗派运用的语言含有任何应当考察修正的错误。因此,如果在本书第三卷中论及这个问题时稍嫌冗长的话,还希望得到读者的原谅;我竭力想表明任何根深蒂固的邪说,任何流行的风尚都不足以辩护人们为什么不应当留心自己文字的意义,为什么不应当让人来考究自己用语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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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详细论述了这一中心问题之后,洛克更详细地解释了他提议应该做以及怎样做的东西,勾画出如下艰巨而又必要的任务的轮廓;这个任务也就是使人们转而考察自己的对象——即“试图抓住自己的尾巴的思想”——自从这个任务成为近代哲学的核心后,就取代了那些未受敏锐的自我意识烦扰的明晰、素朴的观点,正是这些观点形成了大多数古典的和中世纪的思想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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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引自第一卷《论天赋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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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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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理智的研究愉快而有用——既然正是理智使人高出于其余一切有感觉的生物,并且赋予人们以一切优势及对这些生物的统治权,那么,哪怕只就理解的高贵性来讲,它也是值得付出劳作加以研究的课题。理智就像眼睛一样,它虽然可以使我们观察并知觉别的事物,但对自己却不注意;因此,如果想把它置于一定的距离之外,使之成为自身的对象,那是需要技巧并付出一定辛苦的。但是,不论这种研究的道路上有多少困难,也不论有什么东西使我们自己陷于暗中摸索,不得究竟,但我确信,任何我们能够接纳的照耀我们心灵的光芒,以及我们对自己的理智所能得到的任何了解,不但会使人愉快,而且在探究别的事物时,也会在指导我们的思想方面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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