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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本人也绝没有摆脱这种错误;然而,他却转移了哲学强调的中心,即从“根据什么可以演绎出什么?”和“无论是在外在的世界中,还是在心灵的世界中,存在哪些实体?”这两个问题转移到考察我们据以思考和推理的最一般的概念和范畴——参照构架和关系系统——诸如空间、时间、数、因果性、物质性,这些概念和范畴看来是我们不能抛弃的,哪怕是在想象中只是不完全地抛弃它们也是不可能的;在各种专门的具体科学的教科书中,这些范畴和概念也没有得到论述,因为它们太普遍太广泛了,而且无论如何,它们确实不适于分类——不论是将它们归于经验的还是归于形式的都不适合。哲学的历史主要地存在于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之中,而这些问题的主题是难以划分归类的;它也存在于解决或者至少是阐明这些萦人心怀的难题的努力之中,而这些难题与一些具体科学中的困难烦扰人们的方式是相当不同的,找到对后者的答案的方法虽然困难,但这些方法本身并不是一个谜。这些哲学问题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不断变化,但并不呈现为直线式的进步(或后退),这正像人类的思想和语言在决定着人们用来思想、感受、交流的形式和概念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下不断变化一样——这些因素似乎并不寻求那种可以明确分辨的有规则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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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考虑对那些在本书中可以见到他们著作精选的十八世纪伟大的经验论哲学家们来说是较为陌生的。每一事物对他们比对除了他们为数不多的后继者以外的任何人都更为清楚明白。科学在物质世界领域里已获得的一切,当然也能在精神领域里获得,更进一步,也能在社会和政治关系的领域里获得。牛顿已经确切证明了的物理世界赖以构成的合理结构,并且也是洛克和休谟及其在法国的信徒们似乎用来着力解释思想和情感的内在世界的合理结构,同样也能运用到社会领域里。人之为自然中的客体并不亚于树和石头之为自然中的客体;人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像原子和植物的相互作用一样得到研究。一旦发现了支配人类行为的规律,并使之在一门类似于物理学或动物学的理性社会学中得到具体化,那么,就能研究并揭示人们的真正意愿,并能通过那些与物理和精神事实的本质相符合的最有效方式使这些意愿得到满足。自然是个和谐体,其中不会有任何不和谐;既然诸如会做什么、怎么生活、什么将使人公正或合乎理性或幸福这类问题全都是事实的问题,那么,对其中任何一个问题的正确回答都不可能与对任何别的问题的回答不相容。因此,建立一个完全公正、完全有德性、完全令人满意的社会这个理想,便不再是空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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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点并不局限于自然科学家及其盟友与代言人之中。莱布尼茨的唯理论追随者们及其信徒沃尔夫也同样自信地持有这种观点。他们认为,合理的思想是一种获得关于宇宙真理的方法,这种方法大大优于经验论方法。他们也相信真理是一个惟一的、和谐的知识整体,在这一点上与他们的经验论的论敌相比,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他们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坚信以前的一切体系——各种宗教、宇宙发生论、神话——都只不过是通向同一合理目标的各种不同途径罢了。其中,有些长远些或者宽广些,有些更曲折并且更幽暗些。他们相信所有科学和所有信念、最荒诞的迷信和最野蛮的习俗,当它们的不合理因素通过文明的进步而被“清除”后,都能与终极的真正的哲学和谐一致,这种终极的真正的哲学能为所有人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解决所有理论的和实践的问题。这种崇高的信念激发了坚信理性的莱辛和坚信科学的杜尔哥,也激发了信仰上帝的莫泽斯·门德尔松和不信仰上帝的孔多塞。尽管他们的气质、观点及信仰有很大的差别,这却是他们的共同基础。有神论者和无神论者、自发进步的信仰者和怀疑论悲观主义者,寡情的法国唯物主义者与多愁善感的德国诗人和思想家们,在一个信念上似乎统一起来了,这个信念即是认为所有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发现客观的答案而得到解决,一旦发现了这些客观答案——它们为什么不该得到发现呢?——它们对所有人都将是清楚明白的,而且是永远可靠的。确实,只是在这个世纪中期,首先是在德国,然后在英国,才开始引起一片反对的声音;持异议者们坚持认为不管是人还是他们的社会都不类似于无生命的客体,甚至不类似于动物的王国;并认为像过去那样研究人们及其社会必然要导致灾难。约翰逊和柏克、哈曼和赫尔德(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包括孟德斯鸠和休谟)开始了这场注定要日益壮大的反叛,但这些人还停留在孤立的怀疑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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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通过把科学的方法运用于人事法则的谨慎的尝试,已经做了大量有益的事情:减轻了人类的苦难,避免或者阻止了不公正,揭示了无知;教条得到了反驳,偏见和迷信成功地受到了公众的嘲笑。人们日益确信求助于主义、无知和权威以证明专断行为的合理性,全都是隐含着自私的利益或者理智的懒惰或愚昧的无聊的众多托词,这种信念通常能得到成功的证明。但是,主要的梦想,即证明世界上的每一事物都按照力学的方式运动,所有的灾难都能通过适当的技术步骤而得到消除,在人类灵魂和肉体上都存在着工程师,却被证明是虚妄不实的。然而,事实最终表明,这种理想与十九世纪通过同样错误却在理智上和政治上更为不祥和更具压迫性的论证而对它发动的攻击比较起来,却更少引人误入歧途。十八世纪天才的思想家们的理智力量、诚实、明晰、勇敢和对真理的无私的热爱,直到今天还是无人可以媲美的。他们所处的时代是人类生活中最美妙、最富希望的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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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的时代:十八世纪哲学家 第一章 约翰·洛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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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的哲学对整个十八世纪的思想产生过无可争辩的影响。他生于1632年,二十六岁时在牛津大学获硕士学位。他断断续续地生活并执教于牛津大学,一直到1683年,也就是“光荣革命”四年之前。他的思想对这场革命的形成贡献颇多。由于有参与辉格党特别是他的庇护人莎夫茨伯里勋爵密谋的嫌疑,洛克被驱除出境。他曾做过莎氏的政治顾问和医生。洛克流亡到荷兰,只是在得到威廉·奥伦治的准许之后才回到英国。在生命的最后十五年里,他平静地生活在乡村。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他出版了大量改变了人类思想的哲学和政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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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为人彬彬有礼,羞怯而又秉性和蔼可亲,广泛地受人爱戴和尊敬,没有敌人,而且天生有一种吸收并以简练的语言解释一些有创造性、革命性思想的惊人能力,这些思想只有在他的时代才是丰富的。他同他的时代谐调一致,他所涉及到的一切课题无不成就辉煌。他是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的主要哲学和政治传统之父,他的实践才干也不是无足轻重的。因为他的健全的思想给近代英国的经营机构特别是处理商务的机构留下了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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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笛卡尔通过尝试运用数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标准和一些概念而消弱了经院哲学的魅力(他本人对数学和自然科学的进步贡献很多),那么可以说,在科学上造诣很平庸的洛克则把哲学从哪怕是这种程度的专门化中解放出来了。对十八世纪来说,他至少不再把哲学描绘成一门深奥的学问,而只是一门基于经验观察和常识判断的正常能力之上的学科。笛卡尔仅仅认为,那些得自严格演绎的论据才是值得注意的,这些演绎都是从自明的或被认为是正确的先天前提出发的,洛克则求助于对自然界的观察,试图追溯心灵的当下信念与状态的心理来源,并解释它们由此而来的“自然”的增长。像霍布斯一样,他首先把人看做自然中的客体,与其他自然的客体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并且把人看做是可以通过心理学的自然科学的发生学方法予以描述和解释的——尽管他并没有这样称呼那种方法。他的一些理论经常是十分奇异怪诞的,他所犯的错误在于有很多前后矛盾、暧昧不清的地方,并且陷入了他本人应该反对的思维方式。然而,他的思想或者至少是他表述这些思想的技巧所产生的后果(十七世纪后半叶和整个十八世纪的文学趣味显然与我们不同)确实是革命性的。他认为很多基本的错误都应归于指称事物的词的误用。心灵——或者它们的思想——能写就其自然史而并不逊于植物或动物,且同样令人惊叹,富有成果;哲学家的发现不应远离稳定的常识信念(几乎可以说是洛克发明了常识这个概念);哲学问题并不通常都起源于哲学家心灵中的混乱,倒不如说起源于问题固有的困难——所有这些观点都改变了人们的思想,仅仅是伏尔泰的无限倾慕就足以证明洛克著作的影响。他认为自己正在实践牛顿的方法,而事实上他更像一个试图医治各种疾病(这里指对外界和人的精神能力所产生的错觉)的医生(他曾做过医生)。而追溯这些疾病的根源,考究它们的症状则是这过程的一部分;由此洛克发现他自己正在编纂的东西部分地是一部解剖学教科书,部分地是一册治疗方案指南。这部著作是以朴实明晰的语言写就的,这种语言极大地有助于揭示许多思想本身的含糊与暧昧。开场白《致读者》就具有理智上谦逊而有魅力的特点。他告诫读者,要得到正确的知识,并不需要和神学家一块飞入云端,也不需要和形而上学家们一起潜入黑暗之井,而只需要研究他自己的本质。这一点如果做得谨慎小心,将清除“虚荣与无知的庇护所”——即无意义词语的浮云——并因此为坚实的、关于人的经验科学扫清道路。通过这种告诫,洛克感染了当代读者,从而赞同他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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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所有洛克的引文都选自《人类理解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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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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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们不嫌厌烦,那么我可以把这篇论文的来由告诉你们。有一次,有几位朋友在我屋里聚会,并且谈论与这个题目相距甚远的一个课题,很快,我们发现各方面都面临着困难,因此便都停了下来。在迷惑片刻之后,既然对烦扰我们的问题的解决没有一点进展,我就想到我们选择了一条错误的路,想到在开始考察那类问题之前,我们必须先考察自己的能力,并且看看什么对象是理智所能解决的,什么对象是我们的理智所不能解决的。我向朋友们提出这个建议后,大家都立即同意;都愿意以此为我们研究的第一要务。下次聚会时,我就把自己对于自己以前从未考虑过的草率、粗疏的思想记录下来,作为这篇谈论的入门。不过这个议论的开始既由于偶然,其持续又是由于敦促;写的时候又是东鳞西爪的,毫无连贯;又是长时间的搁置,随后全凭兴之所至或机缘的允许,才予以重理;最后,避世闲居,修身养神,方得闲暇,这本书才能呈现出今日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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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术界并非没有大师宗匠,他们那些促进科学的伟大设计将留做永久的纪念碑,以为后人倾慕;但并不是人人都必须期望成为一个波义耳[2],或者一个施坦汉姆[3]:在一个产生了像哈根留斯[4]和举世无双的牛顿先生这样的大师及其许多其他同类人的时代,我只想当一个小工,来扫清地基,清理通向知识的道路上所堆积的垃圾,这也就够野心勃勃的了;现在的聪明勤恳之士的努力如果不曾受到妨碍,那么世界上的知识一定有了很大的进步;可现在的人们竟自矜博雅,虚伪造作,在各种科学中应用了奇怪、荒诞而不可理喻的许多名词,炮制一套玩意儿,以致使本应成为关于事物的真正知识的哲学被认为不适合或不能引入大雅之前、高谈之中了。含糊而又无意义的说法,同牵强附会的言辞,久已被认为是科学的秘密所在;而且生僻误用而又很少或全无意义的词语,由于约定俗成,竟具有被错认成博学深思的表现特权,以至于我们很不容易使说者和听者都相信那些词语只是对无知的掩饰,对真知的阻碍。因此,我想,要是单刀直入,砸碎虚荣和无知的庇护所,对人类的理智一定是一种功劳;尽管人们不易相信在运用文字时,他们自己骗了别人或被人所骗;也不易相信他们所处的宗派运用的语言含有任何应当考察修正的错误。因此,如果在本书第三卷中论及这个问题时稍嫌冗长的话,还希望得到读者的原谅;我竭力想表明任何根深蒂固的邪说,任何流行的风尚都不足以辩护人们为什么不应当留心自己文字的意义,为什么不应当让人来考究自己用语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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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详细论述了这一中心问题之后,洛克更详细地解释了他提议应该做以及怎样做的东西,勾画出如下艰巨而又必要的任务的轮廓;这个任务也就是使人们转而考察自己的对象——即“试图抓住自己的尾巴的思想”——自从这个任务成为近代哲学的核心后,就取代了那些未受敏锐的自我意识烦扰的明晰、素朴的观点,正是这些观点形成了大多数古典的和中世纪的思想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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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引自第一卷《论天赋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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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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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理智的研究愉快而有用——既然正是理智使人高出于其余一切有感觉的生物,并且赋予人们以一切优势及对这些生物的统治权,那么,哪怕只就理解的高贵性来讲,它也是值得付出劳作加以研究的课题。理智就像眼睛一样,它虽然可以使我们观察并知觉别的事物,但对自己却不注意;因此,如果想把它置于一定的距离之外,使之成为自身的对象,那是需要技巧并付出一定辛苦的。但是,不论这种研究的道路上有多少困难,也不论有什么东西使我们自己陷于暗中摸索,不得究竟,但我确信,任何我们能够接纳的照耀我们心灵的光芒,以及我们对自己的理智所能得到的任何了解,不但会使人愉快,而且在探究别的事物时,也会在指导我们的思想方面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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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构想——既然我的目的是探讨人类知识的起源、确定性和范围,以及意见、同意的各种根据和程度,那么,眼下我不愿意从物理学方面来干预我对心灵的思考,不愿意为了考察心灵的本质由何物构成而烦恼自己;也不愿研究是凭精神的什么样的运动或者什么样的身体的变化而使我们通过感官得到感觉,或者在理智中得到一些观念,也不愿意研究那些观念在形成时是否部分地或全部地依赖于物质。这类思辨虽然奇异而有趣,我却要抛弃它们,因为它们全在我的构想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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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方法——因此,值得一做的是搜寻出意见与知识的界限,并且考察我们应当凭什么准则对于我们还没有确定知识的事物来规定我们的同意,缓和我们的信仰。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将遵循下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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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我将研究人们所观察到并且在心灵中意识到的那些观念、概念(不管你愿意怎么称谓它们)的起源;并且要研究理智由什么方式得到那些观点、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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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我将努力表明理智通过那些观念能得到什么样的知识,并且要指出那些知识的确定性、证据及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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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我将对信仰或意见的本质和根据作些探讨;我这里所说的意见,是指我们把尚未确知其为真的那些命题认做真的,并由此给予它们的同意。这里我有必要考察同意的各种根据及其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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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论文的缘起——这便是原来我所以要写关于人类理智论的理由,因为我想,要满足人们极易陷入的各种研究,第一步应该是观察自己的理智,考察自己的各种能力,看看它们适合于什么样的事物。在做到这一点之前,我总怀疑我们是从错误的一端开始的;如果让我们的思想驰骋于存在的大海之中,就好像无限的范围都是理智自然而无可怀疑的所有物,其中任何事物都离不了它的判断,逃不了它的识别,那么想心安理得、确定不移地把握我们最关心的真理,以求对自己的满足,都只能是徒劳无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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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概括了洛克对哲学的“认识论的”探讨,以及他对哲学家的任务的想法(“当一个小工,来扫清地基,清理通向知识的道路上所堆积的垃圾”);他认为哲学家的工作有助于科学家发现客观事实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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