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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段落选自《感觉论》（1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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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有了双重的注意的时候起，也就有了比较，因为注意两个观念或比较两个观念乃是一回事。然而，如果不在它们之间觉察到某种差别或某种相似，是不能比较它们的；觉察到这类关系就是进行判断。因此，比较的活动和判断的活动无非就是注意本身；正是以这种方式，感觉相继变成了注意、比较、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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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比较的对象具有许多关系，这或者是因为它们给我们的印象本身就完全不同，或者是因为这些印象仅仅有程度上的差别，或者是因为这些印象虽然其本身相互类似，但在每个对象中的结合却不同。在这些情况下，我们给予对象的注意就从囊括它们引起的一切感觉开始。但是，由于这种注意被分割为很多部分，因而我们的比较就是模糊的，我们单独把握到的关系是混淆的，我们的判断也是有缺陷的或无把握的。因此，我们不得不把我们的注意从一个对象转移到另一个对象，分别考虑它们的性质。例如，判断它们的颜色之后，我们再判断它们的形状，然后再判断它们的大小；以这种方式判断完对象给予我们的所有感觉，我们依靠一系列的比较和判断发现了存在于对象之间的种种关系，于是这些判断的结果就是我们形成的关于每个对象的观念。被如此定向的注意就像一束光线从一个物体反射到另一个物体以便照亮它们二者，我把这称做反省。这样，感觉在变成注意、比较、判断之后，又以变成反省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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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的时代：十八世纪哲学家 第七章 拉美特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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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利安·奥弗雷·德·拉美特利生于1709年。作为一位职业医生，他受到普鲁士腓特烈大帝的庇护，并且由于他的著作《人是机器》和《人是植物》的亵渎内容而获得了名声。他在四十一岁时英年早逝。他的著作是最早的、充分发展的行为主义的论文。根据他的理论，人的每一种性格和活动都能以一种纯粹机械的解释来充分说明其原因；“第二性的”原因是公开显露着供我们所有人研究的；“原始的”原因是隐秘的终极原因，上帝和大自然通过它们而起作用——虚构的事物对于拉美特利来说就像那些形而上学的“翅膀”，人们徒劳地试图用它们翱翔于耐心的经验研究所走的艰苦缓慢的道路之上。他的信徒卡巴尼斯医生后来宣称大脑分泌思想就像肝脏分泌胆汁一样；在我们的时代，沃森博士相信人们可以用生物化学的术语为精神和道德生活提供一个详尽无遗的解释，他的方法体现了拉美特利的方法的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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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引自《人是机器》（1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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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一台如此复杂的机器，要想一开始就对它形成一个明确的概念，从而给它下一个定义，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缘故，那些最伟大的哲学家先天地进行的一切研究，也就是企图借助他们智力的翅膀使自己腾空而起，结果证明都是枉费心机。因此只有后天地，或者说似乎通过人体的器官来设法剖析人的灵魂，我们才能——我并不是说明白揭露出人性本身，但至少是——在这个问题上达到最大程度的或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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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依靠经验的探路杖，而避开历来哲学家们的一切毫无结果的意见吧。既是盲人而又相信不借助于这个探路杖也能行，这才是盲目透顶呢。现代人说，只有虚荣才不从第二性原因里引出它从第一性原因里引出的那些结果，这是多么正确啊！人们可以并且确实应该赞美所有那些杰出的天才们，笛卡尔们、马勒伯朗士们、莱布尼茨们、沃尔夫们，等等，甚至对他们最无用的劳作也推崇备至；但是我要问，他们所有深刻的沉思和工作的成果在哪里呢?因此，如果想要获得一种平静的生活，就让我们撇开人们已经思考过的东西，而着手看一下我们需要思考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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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心灵只是一个人们对其毫无概念的空洞符号，一个思想健全的人使用这个符号只是为了指称我们身体里那个进行思维的东西。只是给出一点儿运动的本原，生命体便会具有它们为了运动、感觉、思维、重复和行为而必须的一切，总之，具有它们的身体活动和依赖于身体的精神活动所必需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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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的时代：十八世纪哲学家 第八章 约翰·格奥尔格·哈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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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十八世纪中叶，英国经验论哲学的胜利似乎已确定无疑；特别是法国哲学家从英国经验论哲学中引申出来的系统的唯物论的胜利更是如此，这些法国哲学家中最著名的人物，尤其是狄德罗和达朗贝尔编辑的大百科全书的那些撰稿人，用这种唯物论成功地瓦解了既存秩序的神学、政治和道德的基础。有趣的是，我们发现差不多正在此时德国开始了对这种精神氛围的反动。德国哲学思想的主流——发轫于莱布尼茨并且被法国实证主义所加强——在启蒙思想、人道、理性和乐观主义上并不逊于西方其他地方。但是，逐渐开始听到了一些不谐调的声音：谦卑的德国人的情感开始表现自己，反对法国人的世界主义的、平等主义的、科学的、唯物主义的自然神论或无神论，他们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一种关于个人、传统和习俗——后来又扩大到种族、语言、教会、国家——的独特性及其无法衡量的、无法分析的、性质上的差异所具有的重要性的概念。他们公开赞扬直觉、想象、历史感，赞扬预言家、富有灵感的历史学家、诗人、艺术家的幻想，赞扬天才的顿悟，赞扬传统或普通人民——那些没有接触过复杂的事故或过多的逻辑的人们——一个民族的那些单纯质朴的圣贤或富有灵感的行吟诗人的无法追忆的古老智慧，认为这些都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这些思想中的某些内容在卢梭和柏克的著作中是以道德和政治的词句来表达的，而它们在德国浪漫主义思想家们——赫德尔、费希特、施莱格尔兄弟、谢林，在某种程度上还有黑格尔——的著作中得到了形而上学的系统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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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德国思想家的前辈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哈曼，“北方的魔法师”，一个倾向于神秘主义的，离群索居、与世隔绝的思想家，康德的朋友和最激烈的反对者之一，哈曼的著作深受赫德尔和歌德的赞赏，但在今天他是一个多半被人们遗忘的人物。哈曼生于1730年，死于1788年，一生贫困和被人忽视。然而，他不该受到这种忽视，因为他是一个有独创见解的人，他的创见的重要性只是在现时才变得明显起来。他的观点是幻想的虔信主义和怀疑论的经验主义的一种奇怪的混合物；由于深受休谟对理性主义的攻击的影响，哈曼相信在逻辑和数学的先天命题与断言世界真理的事实陈述之间没有连接的桥梁。一切企图证明事实真理的努力——不论是关于上帝的存在还是灵魂不灭、还是宇宙的起源与结构的真理，也不论是由托马斯主义者还是笛卡尔主义者还是莱布尼茨和沃尔夫的追随者所做出的证明，哈曼都看做是痴心妄想。但是，在这一点上，休谟满足于“自然”引导一切健全和稳健的理智所达到的或然性，而哈曼却乞灵于信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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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信仰我们自己的存在和一切在我们之外的东西的存在，而不能以任何其他方式来确定这种存在。〕（着重号是作者所加。第二卷，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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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曼那里，信仰采取了如下形式：绝对信仰基督教《圣经》和对天启真理的神秘解释，极端不信任那种对于呈现给直觉想象力的自然与经验不可分的浑然整体做出人为区别的合理化的理智，特别厌恶那些庞大的形而上学和科学的体系，这些体系创造了种种虽然美妙但是杜撰的框架并把它们冒充为实在，由此产生出种种假造的问题，这些问题之所以不可解决是因为它们建立于谬误的基础之上。在他的世纪里他是一个孤独的人物，他敌视那个时代的精神，蔑视它的成就，他一方面上继德国神秘主义幻想家如埃克哈特和伯埃默等人；另一方面下启反理性主义的浪漫主义思想家如赫尔德、谢林、克尔恺郭尔、柏格森，以及此后二百年中追随他们的存在主义者们，而成为连接两方面的一个中间环节。正如比他早半个世纪而与他非常相似（歌德注意到这一点）的詹巴蒂斯塔性维柯的情况一样，哈曼隐晦的神谕式的著作常常透露出极其引人注目的洞见的闪光。他最伟大的发现是，语言和思想不是两个过程而是一个过程：语言（或其他形式的表意符号体系——宗教礼拜、社会习惯等）直接传达个人与社会最内在的灵魂；我们并不是首先形成（或接受）“观念”然后再给它们穿上语言的外衣，而是进行思维就是使用符号——意象或语言——因此哲学家们以为他们研究的是关于实在的概念、观念和范畴，而实际上他们研究的是人类的表达工具——语言——它既是传达人们关于宇宙和他们自身的看法的工具，同时又是这个世界本身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个世界并不是某种可以与它被经验和被思考的方式分开的东西。我们的麻烦来自于这个事实：“哲学家们总认为一种分离是真实的，他们把自然使之结合在一起的东西割裂开来，而且反过来也是如此。”（第四卷，第45页）他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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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上学滥用关于我们经验知识的语词符号和修辞手段，把它们误做纯粹的象形文学和理想关系的类型，通过这种学究式的有害把戏把语言的直接明确性改制成某种不可信、不稳定、不明确的东西即等于未知的东西，以至除了无意义的声音以外什么也没剩下，至多只是一种变幻不定的幻境，正如聪明的爱尔维修所说的，只是对抽象理论实体的超验的和迷信的信仰的护符和念珠，只是它的空洞的口袋的标语。〕（着重号是作者所加。第七卷，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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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和事物可以而且必须只在它们的具体上下文中被研究，也就是说，只当它们出现在思想中即人们使用的语言中时才能对其进行研究，否则它们就会被误解和歪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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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一位缪斯女神能像金银首饰匠的炉火和漂洗工的肥皂那该多好啊！——她将敢于把抽象作用的不自然用法从感官的自然用法概念中清洗出去，这样一来，我们关于事物的被禁止就会变得残缺不全，正如造物主的名字和被亵渎一样。〕（着重号是作者所加。第二卷，第283——2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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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亚里士多德或莱布尼茨会说些什么，也没有一种被称做理性的发现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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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关于理性的无聊议论都只是空话；语言是它的工具和标准。（第六卷，第3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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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问题并不是：理性是什么?而是：语言是什么?我想后者就是一切谬误推论和自相矛盾的基础，人们却把它们归咎于前者；因此人们就把语词当做概念并把概念当做事物本身。（G.，第五卷，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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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语言我的理性就无从显现……（G.，第5卷，第508页）聚集性是理性和语言的真实原则，通过它我们的感觉的表象得以修改。〕（G.，第五卷，第5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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