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娴静是女人的天职[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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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并非同样地也是男人的天职。儿童尚不成熟，所以，他的德性显然不只是与他自己有关，而且和成年人以及他的导师有关，同样地奴隶的德性也和主人有关。现在我们已经明白，对于生活需求来说，奴隶是有用的，所以，他所要求的德性，显然只限于不要使他由于懦弱或失控而无法实现其职能。有人会问，如果我们所说的是事实，那么工匠是否也不需要什么德性，因为他们的劳务也常常由于失控而陷于失败。但在两者间不是存在着极大的差别吗？因为奴隶要分担主人的生活，工匠与雇主的关系则不太紧密，他只需要获得与他作为一名苦工相称的德性。这种下贱的技工虽具有某种独特的奴役性，然而，奴隶的存在是根源于本性，鞋匠或其他工匠则并非如此。显而易见，主人应当成为奴隶的这种德性的根源，而不仅仅只是具有训练奴隶劳作的技巧。那些禁止人们去和奴隶交谈，并认为我们只需要发号施令的人之所以犯错，其原因就在于此，因为奴隶比儿童更需要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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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个问题就到此为止，当我们谈到政体时还必须讨论夫妻关系、父子关系，他们的几种德性，在他们相互交往中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以及我们怎样才能趋善避恶。由于任何家庭都是城邦的一个部分，而且这些关系又是家庭的组成部分，部分的德性必须要关系到整体的德性，对儿童和妇女的教育必须着眼于政体，如果他们两者的德性被认为能对城邦的德性产生任何作用的话。他们必然能产生影响，因为孩子们长大成人后便是城邦的公民，而妇女占据城邦自由人口的半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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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这些问题，已经说得够多了，余下的那些问题，我们将在其他时候讨论。我们现在的研究已经完成，接下来开始新的研究，首先，我们来考察有关完善城邦的各种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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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指男人和女人、主人和奴隶的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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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荷马：《奥德赛》，ix，114—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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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utarke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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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husis，也作“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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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logos，依不同的语境可作“原理”、“原则”、“道理”以至“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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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phronesis，或作“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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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arkhe polit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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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log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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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kata no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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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hupokeime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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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he arkhe polit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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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阿马西斯（Amasis），埃及人，贫民出身，后立为王。据说他有一只金脚盆，后熔铸为一尊神像，受到埃及人的顶礼膜拜，阿马西斯有感于此，曾感叹说：“朕本贱器，一旦登王位而成偶像，遂受万民崇仰。”（《希罗多德》，ii，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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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ethikas aret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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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kosm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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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全集（典藏本） 第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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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们准备考察，对于那些最能实现其生活理想的人来说，最好的政治共同体是什么。所以我们不仅有必要考察这种政体，还要考察其他的政体，这既包括那些在治理良好的城邦中实际存在的政体，也包括那些人所称颂的理论形式，这样什么是好的和有用的就明白了。人们不必以为，我们寻求他们之外的某些东西，为的是有意地作诡辩式的炫耀，我们从事这种研究只是因为现存的政体都有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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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这个论题的自然开端来着手研究。城邦的成员必然地要么共有一切，要么没有任何共有之物；要么有些事物共有，有些事物并不共有。显然他们决不可能没有任何共有之物，因为政体是一种共同体，它必须要有一个共有的处所一，个城市位于某一地区，市民就是那些共同分有一个城市的人。一个秩序井然的城邦是否应当共有一切事物，抑或只是共有某些事物，而另外一些事物并不共有呢？因为可以想象到市民们会共有妻子、儿女以及财产，就像在柏拉图的《国家篇》[1]中苏格拉底所倡议的那样。是我们现在的状况好呢？还是那种符合《国家篇》中所提出的法律的状况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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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妇女的公有制度中存在着多种棘手问题，这种原则（苏格拉底以此为据论证了这种制度的必然性）显然不能由他的论证来得出。而且，作为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他将此手段归因于城邦），这种计划，从字面上说，是无法实施的，而且，人们应如何去理解它，他并没有作出恰当的说明。我现在所提到的，乃是苏格拉底推论的前提，即，整个城邦愈一致便愈好。但是，一个城邦一旦完全达到了这种程度的整齐划一便不再是一个城邦了，这是很显然的。因为城邦的本性就是多样化，若以倾向于整齐划一为度，那么，家庭将变得比城邦更加一致，而个人又要变得比家庭更加一致。因为作为“一”来说，家庭比城邦为甚，个人比家庭为甚。所以，即使我们能够达到这种一致性也不应当这样去做，因为这正是使城邦毁灭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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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城邦不仅是由多个人组合而成，而且是由不同种类的人组合而成。种类相同就不可能产生出一个城邦。城邦与军事联盟不同。军事联盟的作用就在于数量而不论它在属类上有什么不同（因为他们的目的就在于相互保护），这就像哪边的分量重，天平就会压向哪边。（同样，城邦和民族不同，尽管一个民族并不必须使其人口都发源于某个村庄，但他们都过着阿卡狄亚式的生活。）一个统一体所由以构成的元素在种类上是不同的。互惠原则，正如我在《伦理学》中所说过的那样，之所以是城邦生存的基础，原因就在于此。甚至在自由人以及与其地位相同的人之间这个原则也必须维持，因为他们不可能全都成为执政者，而必须在年底或其他时期或以某一相继秩序轮番为治。按照这种方式，结果是人们全都是管理者。这就好像鞋匠和木匠交换了他们的职业，同一个人并不总是做鞋匠和木匠。政治最好也应当这样，很显然，同一些人可能始终保持着权力，但是，根据市民天生平等的理由，这并不可能，同时，所有人都分享治理权才是公平的（无论从政是件好事或是件坏事）。在这里就是仿照这一点，政权要不断轮换，一旦不掌权，他们似乎就不是同样一些人了[2]。所以，一些人治人，其他人则治于人。当他们担任某种官职时也是如此，因为当政的职位各种各样。所以，很显然一个城邦并不像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在本性上是一致的；他们所说城邦的至善实际上不过是使城邦毁灭而已。事实的善一定是使其得以保存的东西。再次，从另一种观点来看，城邦的这种极端一致性显然并不是某种善；因为家庭要比个人更为自足，城邦又比家庭更自足；而且只有在共同体达到了足够自足[3]时，一个城邦才能形成。如若自足便是人们所欲求的，那么人们所欲求的便是较少的一致性而不是更多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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