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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为何不一直这样做呢？也许是因为在真实生活中有意建立起一些仪式化的形式会令人感到做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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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些“假想”的时刻的确可以引发巨大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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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回到本章开始时和4岁孩子玩捉迷藏的问题。这个游戏就是一种“假想”仪式，它允许角色的反转：易受伤害的孩子在此刻能够扮演一个强大的人，他可以击败一名成年人——只要能在游戏中找到他。成年人则扮演一个笨手笨脚，连藏匿地点都找不到的人。当然，这个仪式的一部分就是假装孩子比成年人更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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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角色反转打破了他们的日常模式。孩子有机会体验到自身的能力——游戏结束后他仍会记得。通常“永远正确”的成年人（至少在孩子眼中是这样），现在却扮演了一个易犯错误和易受攻击的人。角色反转帮助成年人开发出更复杂、更微妙的一面，他也可以把这些特质带入其他场合之中：脆弱性、关联性、多变性以及不过分掌控权力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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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游戏者而言，关键是认清自己正在扮演另一个角色，他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替代了现实的世界，在其中展现着自身不同的一面。这类游戏不仅有助于发展人们更加快乐有礼的互动关系，还能开发出他们的不同特质，最终改善他们的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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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中国哲学课 礼仪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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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要说“请”和“谢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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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世纪以前，欧洲社会形态和人的社会关系仍由世袭的等级制度所确定。如果一个农民与贵族交谈，那么他必须使用某些敬语；而如果贵族居高临下地对农民讲话，他就会采用完全不同的措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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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中市场的发展，不同阶层的人们开始以新的方式交流。买家和卖家会假装地位平等，礼仪便由此发展起来。在说“请”和“谢谢”的时候，参与者实际上经历了一种表面上的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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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同样也会采用这类“假想”的礼仪。想象一下你在餐桌前，你的孩子让你把盐给他。如果孩子很小，他还没有学会社交礼节，那你可能这么说：“好的，你刚刚说了什么？”他可能不会立刻回答，你会进一步问他：“你刚刚说了什么？”你会一遍又一遍地发问，直到孩子说出：“请把盐给我。”然后，你把盐递给他，再教他学会说“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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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要玩这个愚蠢的游戏——即使孩子明确表示这样被迫去猜字谜十分可笑？这是他进入礼仪世界的途径，你并不是在训练他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做事，你是在让他领会如何请求别人帮助自己，以及如何表达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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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一开始这确实是简单的死记硬背，是孩子成长过程中社会化的步骤之一。但是，在他一遍又一遍地做这些事的过程中，他就会逐渐理解其中的原因，当他看到别人如何回应他的“请”和“谢谢”时，就会明白何时采用这两个词更恰当，何时用其他一些词汇或改变语调将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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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孩子比大多数成年人能更直观地理解礼仪。他们明白礼仪并不是现实，而其价值也恰恰在此。想想一群孩子玩虚拟游戏的场景：一个人假扮警察，另一群人假扮抢商店的强盗。他们挥舞着枪支，藏在垫子后面一次次地互相“射击”。孩子并不会像成年人那样把这样的枪战视为暴力，他们只是把它视为有别于现实世界的一场游戏。他们完全知道这是虚拟的，但他们不断重复着游戏，因为游戏给了他们走出日常生活的机会，让他们发现自己的不同特质。他们学习管理恐惧和焦虑的情绪，扮演拯救者和英雄，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一个他们自己创造出的安全环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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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小时候听过圣诞老人的故事，这同样是一种“假想”的礼仪。家庭成员都参与到圣诞老人带着一大包玩具从烟囱里爬下来的故事情境之中。在圣诞节到来之前的几周，孩子们会给圣诞老人写信，列出愿望清单，好好表现自己。在平安夜，人们把一盘小饼干和一杯牛奶放在圣诞树下。成年人和年龄大一些的孩子也很愿意为小孩子营造出快乐的气氛。圣诞老人是否存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家人都“假想”他真实存在，他们就会更好地一起庆祝节日并且亲近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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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假想”的世界里是我们小时候都做过的事，但长大后我们就立刻抛弃了这种做法并坚信我们需要更真实地去行动。成年人其实也拥有一些礼仪性的空间，例如人们会走进心理医生的办公室，诉说自己的烦恼，发现真实的自己。但从儒家学派的观点来看，我们其实设定了一个实际的礼仪性空间，在其中我们可以“假扮”成日常生活中无法扮演的角色。心理疗法有助于打破主宰我们生活的固有模式，而通过与医生之间的互动，我们能够建立起与他人交流的不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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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之后我们不可避免地又要落回到治疗室之外的旧有模式中。因此，我们可能会在数年间定期去看医生，不断练习打破旧有模式。这样，我们逐渐发展出人际交往的新模式，并最终创造出一个与往昔不同的、更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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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重诚信，但事实上人们在亲密关系中常常会使用善意的谎言。比如，“你是最棒的”“不必担心”“你是最好的厨师”，而最常见的莫过于这句：“我爱你”。但通过这样的礼仪，人们摆脱现实，进入了一个假想的空间，这对于增进两人的情感关系很有好处。当他们以“假想”的方式表达爱意之时，他们也确实正在表达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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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看孔子的《论语·乡党》。孔子强调“正席”并非因为他喜欢看起来排列整齐的事物，而是他知道很多像整理座席这样的小事都可以创造出一种不同的环境，从而深刻地影响置身于其中的人。“正席”礼仪放在今天相当于我们的晚餐礼仪。当我们布置餐桌时（摆放垫布、纸巾，点燃蜡烛），我们就走出了忙碌的日常生活，这就意味着开启了休息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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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真实性的坚守限制了自身的行为，我们很少允许自己“假装”。如果孔子突然出现在21世纪，他会立刻指出我们是多么矛盾：一方面我们会抗拒礼仪，另一方面，我们又在不知不觉地遵守诸多社会准则和惯例。当我们无视遍布于生活中的礼仪的价值时，我们就只能机械地完成它们，那么我们就会成为“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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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采取一些措施，走出困住自己的机械化生活，我们将会看到这些替代性现实的价值，也会体验到事情的本来面目和我们所创立的秩序之间的张力，我们将不断训练自己，发展与他人相处的更好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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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仪的典范常常建立于洗礼、婚礼、毕业典礼这些场合。在这类仪式上，我们从一种状态（有罪的人、单身、学生）转换到另一种状态（信徒、夫妻中的一方、毕业生）。这样，我们通过礼仪得到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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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提供了一种关于转变的全新认识，它不去探讨宏大的、引人注目的事件，而是关注重复性的琐碎片段。就像说“我爱你”这样的“假想”时刻，它在一天中创造出了不少人际联系契机，这些联系会随着时间流逝而逐渐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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