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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记住《性自命出》中的教诲。我们应该将自己看作由各种具有差异性的矛盾的情绪、性格、欲望、特质构成的复杂个体，而非借助自省试图发现一个单一且一致的自我。当我们这样做时，我们就具有可塑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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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学派的做法是：注意到你的固有模式，然后主动地改变它；随着时间的流逝，打破旧模式。比方说，在你父亲开始他对政治的长篇大论时不再唱反调，或是努力做到在伴侣下班时去迎接她。久而久之，你能将更具有建设性的处世方式内化，而不会再被情绪反应牵着走。你会一点一点地发现自己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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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常规也有助于让我们看到他人的可塑性。也许你一直与母亲关系不睦，她反对你的人生选择，还说了不少伤人的话，于是你避免跟她交谈，并且感到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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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和母亲之间的问题，在于你们的交流已陷入固有模式，你们各自陷于自身的角色：她是个唠唠叨叨的母亲，你是个任性的孩子。你们都对彼此不满，却找不到合适的沟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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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路就在于认清你们已经陷入固有模式，而模式是可以改变的。请记住你的母亲绝不是静止不变的，她是由许多不同特质组成的复杂的人。想想看，你可以做什么或说什么去激发她的其他特质，然后采取行动，从而帮助她建立起一种善解人意的母亲的角色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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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本能反应可能对此很抗拒：“这不是我的真实感受。”为什么你要单纯为了激发你母亲的其他侧面而去改变自己的行为，并且在深感愤怒时要表现得十分慷慨呢？这种观点源自于我们错误地相信必须听从一个所谓的“核心自我”的指挥。我们是应该根据此刻的困境来行动，还是积极主动地开启一系列新的可能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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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对于我们自己还是别人，都不存在一个需要去发现的“真实的自我”。美国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威廉·詹姆斯曾写道：“有多少人认识某个人，这个人就有多少个社会自我。”这真是一个令人吃惊的儒家观点。每个人都拥有无数种彼此间会经常发生冲突的个人角色，没有什么规范告诉我们应该如何操控它们，只有在礼仪方面的练习可以帮助我们学习如何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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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通过打破固有模式的礼仪，我们将学会如何善待周围的人。这就是“仁”，一种善良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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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中国哲学课 与人为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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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弟子经常向他请教“善”的定义，孔子则根据场合的不同给每个人一个不同的答案。这是因为儒家的“善”不是一种可以被抽象定义的概念，它指的是你能在与人交往时以恰当的方式回应，善待他人并发现他人的优点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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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在表达善或贬损善。你大概感受过一个人愤怒地冲进房间时屋里气氛的变化，但你很可能没注意到街上陌生人皱眉头的动作会如何影响到你——这会影响到你的情绪，并产生一连串后续反应。在那一天里，你不是最后一个被微小的皱眉头的动作所影响的人，因为你还会影响到你周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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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理解我们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别人，请试着改变你的一些行为。比如，向你最好的朋友翻白眼，在电梯里热情地向公司沉默寡言的首席执行官问好，在高峰期的地铁上把你的背包放在旁边刚刚空出的座位上，看看会发生什么？之后再尝试不同的做法：帮陌生人扶着打开的门，给在人际关系方面遇到问题的朋友发安慰短信，搀扶老人过马路。请记下这些变化怎样影响了你和你周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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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不会给善下定义，他希望弟子们知道只有在不同的场合中感受到善，才能理解善的意义。我们都感受到了善，一旦我们认识到它，我们就可以让它更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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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中国哲学课 多多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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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样帮助一位处于困难之中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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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伦理学家来说，这可能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他们倾向于讨论可以在更广泛的方面进行理性计算的那类问题。他们经常选择一些完全脱离现实生活的抽象例子，比如我们在前文中提到的电车实验，这些实验的唯一目标是以理性思考来解决一个明确定义的问题。而电车实验容不得模糊不清：倘若5个人中有一位是你的母亲，或是5个人都是小孩子，那么你将如何做？伦理学家会说如果这些因素影响了你的决定，那么你就没有做出理性决策，而是允许情感因素扰乱了你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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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就是按照这些原则思考的。他认为，无论你处在何种情境之中，你都应该假设你的行动足以成为任何人在任何情境下的普遍法则，并依此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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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说明这一点，康德给出了如下的实验：假设一个无辜的人藏在你家里，一个想杀死他的杀人犯敲门，并问那人在不在，你是应该撒谎来救这个人，还是应该说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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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的回答是：你应该永远说实话，因为不撒谎是绝对的原则，不能根据情境而变化。这一思想实验的关键在于，它认为环境是无关紧要的，即使是在一种每个人都可能会说谎的情况下，说谎仍然是错误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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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纯粹的康德学派视角来看，诸如“怎样帮助困境中的朋友”这样的问题永远不会成为伦理学思考的有效出发点。它涉及太多复杂的因素——困难情境的复杂性，朋友易受伤害的程度，都有谁在帮助他，他处理危机的一贯方式，该情境牵涉到的其他人的冲突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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