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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袭社会建构的世界在政治上是四分五裂的。贵族成员分别控制自己的领地，每块领地的统治者依据个人愿望来建立风俗和法规，彼此之间并不一致。当时，并不存在一个能够建立综合性法律的主权国家，没有道路或其他公共设施连接不同的领地。这样的世界不仅不存在任何社会流动，运输路线的缺乏还阻碍了一切商业活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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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一千年以后，“现代时期”的迹象才开始浮现，包括新教的出现和对人本的强调、城市和市场经济的出现，以及要求自身政治权力的中产阶级的出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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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帝国时代，中国汉朝建立起了有效的国家制度，并运用官僚机构和法律去根除前朝的世袭制度遗存。公元3世纪汉朝灭亡之后，后继朝代继续巩固汉朝统治者留下的制度，创造出成功的国家官僚机构，从而促成了中国的繁荣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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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7世纪早期，中国已迎来了一个地域广阔的新帝国——唐朝。在一套有效的官僚机制和法律系统保障之下的唐朝创造出了一个繁荣兴盛的国际化社会。唐朝的都城中到处是来自亚欧大陆各处的不同民族的人、宗教信徒和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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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公元12—13世纪，这种官僚统治机构在中国已经发展为真正的精英政治体系：除了皇权之外，人们想进入国家权力的每个分支都只能通过参加科举考试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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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考试的目的并非测试一个人与生俱来的天赋或他所能展示的技巧和能力，相反，考试中的问题都是关于国家官员可能面对的现实场景、道德困境与冲突或是利益争斗的。考官并不依据答案正确与否来评判考生，因为问题原本就没有正确答案。考官对考生的评价依据他在答卷中所显示的把握全局和处理复杂道德情境的能力而产生。此外，考试也是对德行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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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考试的意义在于政治权力不是世袭的，政治权力为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阶层所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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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了贵族精英这一特权阶层，国家就能够集中全力完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而这种情况在支离破碎的封建制度笼罩下的欧洲是不可能实现的。在古代中国，人们修筑道路、挖掘运河、建立全面的法律体系，这些都对经济增长大有益处。随着经济腾飞，巨大的贸易网络也发展起来，并且延伸至国境之外。在公元15—18世纪延展至东南亚、印度洋以及中东地区的贸易体系中，中国的商业网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些网络最终也连接起了中国和地中海地区，例如意大利的威尼斯会变得富庶在很大程度上就有赖于它借助这些网络而进行的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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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种规模庞大的海洋经济开始改造亚欧大陆时，一些欧洲地区仍然保持着“传统”，处于贵族统治之下。荷兰、西班牙和英国距离上述贸易网络比较遥远，也没能获得那片贸易网产生的太多财富，于是这些国家开始造船远航，到达了非洲，后来又继续向西做环球航行。他们没能到达亚洲，却在美洲登陆，之后便开始在奴隶劳工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的环大西洋殖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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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公元16世纪，耶稣会传教士就开始造访中国。他们被中国的景象所震惊，并在报告中这样描述：“由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阶层而非贵族阶层所管理的官僚机构，适用于所有人（无论是农民还是贵族）的法律，为了参加科举考试而接受教育的人，精英体制下的社会流动。”所有这一切对欧洲来说都前所未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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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世纪之后，这些报告对欧洲启蒙运动起到了促进作用。伏尔泰等哲学家阅读了这些报告，并思考如何在自己的国家复制其中描述的现象。他们开始提出一些主张，希望建立能够培育官僚制度、法律系统和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阶层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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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开始建起高效运转的国家，法律体系和强有力的军队。随着大西洋贸易带来了巨额财富，西欧的国家逐渐变得极其强大。终于，它们打通了与亚洲的贸易网络。只不过现在的目标已经不仅仅是触及这些商业网，而是要接管它们，正如欧洲人在美国所做的——开拓殖民地并建立一个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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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回顾历史时，有趣的转折点正由此开始显现。当欧洲国家变得强大富足、开始打破旧的贵族秩序时，它们认为自己是在创造一个历史的转折——拒绝传统世界、建立现代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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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又一代的西方思想家始终将中国与世界历史演化进程的早期阶段紧紧相连。德国哲学家格奥尔格·黑格尔认为中国根植于一种与自然界保持永恒和谐的状态。他相信只有当一个国家理性、自知，打破自然世界的藩篱，能够自觉地参与促使自身不断进步的奋斗和斗争时，进步才是可能的。德国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马克斯·韦伯试图解释为什么中国没有像欧洲那样产生资本主义。他的结论是中国缺乏一套超验的信念，这限制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他认为，儒教和新教彼此不同的哲学基础使得中国试图适应世界，而西方则寻求改造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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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可置疑的是，欧洲传承下来的许多东西（在21世纪也是一样）都起源于中国。精英主义考试（例如美国学术能力测验）的大致理念从根本上可以追溯到中国的科举考试，主张人人平等的法律亦可以上溯到中国历史中的古老制度，由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阶层管理的官僚机构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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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欧洲向中国学习的故事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这一提醒只与中国思想潮流中的一个流派相关，即墨子和他的思想继承者法家学派学者。欧洲流行的观念是将人类看作依据普遍规律管理理性法律系统的理性主体；欧洲的考试测试的是一个人纯粹的能力，而非其道德的良善或所受的道德训练。墨家/法家思想则从道德框架之中挣脱出来，仅仅看重如何建立一个官僚政府。因而法家思想是现代理性国家崛起的一个关键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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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东方的治国理念被模仿了，但其在西方的具体应用却与其本源非常不同。在中国，治国的目的是将财富与政治权力相分离，从而使国家成为由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所管理的精英社会。而在西方，治国的目的却是尽可能地连接财富与政治权力，从而破坏贵族社会的根基。社会流动由财富收益所创造，而财富收益又将直接导向政治权力。在西方，社会流动背后的驱动力不是教育和国家的发展，而是财富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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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将过去的人类历史全部视为“传统”的，我们便阻碍了自己向其他思想学习的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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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创造一个新时代，各种思想观念在新时代都能重新活跃起来。鉴于人类今天所面临的个人和社会危机，这些思想观念可能是我们找到出路的最佳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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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中国哲学课 东方哲学思想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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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读者可能认为东方哲学思想已经在西方活跃起来了。几十年前，佛教在西方就变得非常流行，随之而来的还有各式各样受佛教教义启发的观点：冥想、正念、归隐。许多西方人长期以来深感空虚，所以他们一直试图找寻其他可行的途径让自己的生活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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