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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佛教思想对中国后期魏晋玄学和宋明理学思想的影响是很明显的。中国道教思想和印度密教（包括印度教的密教和印度佛教中的密宗或金刚乘）思想亦有交流的历史。道教虽是中国固有的宗教，但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吸收过一些佛教思想的内容和戒律。道教和印度密教在修行的理论和实践方面有着很多共同点。例如密教认为，世界是由男女和合而产生的，道教亦有“阴阳抱合”之说；两教都重视身体的修炼，密教的修行法中有“双身”（交合），道教中则有男女合气之术；两者都从事外丹和内丹的修炼，道教认为是“长命术”，密教则认为是促成肉体的不朽之术。印度湿婆派中还有专门从事这方面修炼的水银派等。印度教经典《度母秘义经》、《摩诃支那功修法》、《风神咒坦多罗》等都说密教修行方法之一的“支那功”是来自中国的。《度母经》中还记述印度密教著名的大师殊胜为了学习“支那功”曾来中国学习的事迹。又据泰米尔文经典，南印度密教的十八位“成就者”（“修行完成的人”）中就有两位来自中国，他们的泰米尔名字叫博迦尔和普里巴尼，这两位大师写过许多关于梵咒、医术和炼丹术的著作，在印度密教史和化学史上都有卓越的地位。印度的P．赖易教授和英国的李约瑟教授都对其给予很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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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佛教唯心主义思想的交流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可是唯物主义思想的交流则很少人注意。中国佛教唯心主义者一直把印度古代唯物主义——顺世论看作是“恶论”、“巧妙辩才”。吉藏（549～623）在陈隋之际建立三论宗的过程中曾把儒、道的“形神相接”（身体和精神的统一）、“道法自然”和“无因”等唯物主义思想和顺世论相提并论，竭力加以攻击；华严宗的中兴代表澄观（738～839）在批判道教“道法自然”和“无因”时也对顺世论进行了驳斥。中国佛教唯心主义者不仅和顺世论有过思想的交锋，而且还和顺世论者直接有过接触。《续高僧传》载，玄奘在印度时曾与顺世论者进行过公开辩论，顺世论者主张“四大为人物因”，玄奘则“申大乘义破之”。《旧唐书·天竺传》记，印度的卢迦溢多还来中国为唐高宗炼长生不老之药。其他如唐初著名的无神论者吕才（约600～665）在阐述他的无神论思想时，摄取过印度胜论原子论的思想。他认为，原子是物质的基础，世界上的事物都是由原子结合而产生（“多生一”）。吕才还以这个思想为武器和佛教唯心主义者明濬进行过一场震动朝廷的斗争；中国近代的章太炎也曾援引胜论的自然观和原子论，对基督教的创世说进行无情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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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来，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印思想的交流人为地割断了一个时期，但在五四运动以后，泰戈尔和甘地的哲学和社会思想在中国知识界中有过相当大的影响。M．N．罗易对中国革命所持的机会主义理论和他的“激进人道主义”在中国少数人中也有共鸣。现在我们应该在新的基础上来回顾和总结以往的交流历史，给予科学的、批判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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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251页。文中提到的扎提是北印度的一个种姓集团，它的基本群众是耕作农，其中也有军事封建等级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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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2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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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蒂利耶在他的《利论》中曾举印度西北部的瓦伊拉杰亚氏族为例，说这个氏族的居民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方面不分“你的”和“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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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梨俱吠陀》及《广森林奥义》等中提到过十八个共同母名及其所属的氏族。按照史诗《摩诃婆罗多》的说法，世界人类就是从这些共同母亲与母系制氏族繁衍而来的。参见R．P．萨拉夫著《印度社会》，克什米尔第1版，1974年，第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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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马克思：《资本论》，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96～3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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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北京大学外国哲学史教研室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第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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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冯天麟著：《东方文艺复兴的展望》上册，文通书局，1954年，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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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马克思：《资本论》，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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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载《列宁全集》第19卷，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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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K．S．穆蒂（K．Satchandra Murty）在1975年10月召开的“什么是印度哲学中活着的和死去的”的发言，见D．克里希纳（D．Krishna）和B．V．基香（B．V．Kishan）编：《什么是印度哲学中活着的和死去的？》，安达拉大学出版社，1978年，第Ⅳ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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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载《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3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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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27～5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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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梯利著，葛力译：《西方哲学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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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K．S．穆蒂编：《当前印度哲学中的潮流》，亚洲出版社，1972年，第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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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这些人有的是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或者从客观主义的立场来阐述印度哲学史。如D．夏斯特里的《印度唯物论、感觉论和享乐论简史》（1930）；K．K．米特尔的《印度思想中的唯物主义》（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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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提拉克：《薄伽梵歌奥秘导引》，引言，英译本，浦那，19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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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印度有高善宓（D．D．Kosambi）、R．商克里帝耶那（Rahula Sankityana）、南布迪里帕特（E．M．S．Namboodiripad）、K．达莫达兰（K．Damodaran）、德·恰托巴底亚耶（D．Chattopadhyaya）；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有W．鲁本（Walter Ruben）；苏联有阿尼凯也夫（N．P．Anikeev）；美国有戴尔·里佩（Dal Riepe）、H．帕森（Howard Parson）；保加利亚有K．D．卡尼夫（K．D．Kanev）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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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鲁迅：《破恶声论》，见唐弢编：《鲁迅全集补遗续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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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哲学通史 第二章 吠陀中的哲学思想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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吠陀是印度次大陆最古老的宗教历史文献汇编，是婆罗门教和印度教的根本经典，是印度“正统派”哲学的主要思想渊源。在长达四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它对印度人民的精神生活和社会习俗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印度宗教哲学派别的斗争常常是围绕着对吠陀含义的不同注解而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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