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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活派的历史发展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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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生活派的历史，虽经国外学者苦心地搜集资料和研究(5)，但现在还不很清楚。生活派从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迄15世纪大约经历了两千年的历史，其中有起有落，流行在印度次大陆南北很多地区，现在分为前后两个时期阐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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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期的生活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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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拘舍罗，难陀·伐蹉和佉沙·商佉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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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派的史迹最早见于佛教和耆那教的经典(6)。佛教巴利文中部经典《萨陀伽经》说：“众人都说难陀·伐蹉（Nanda Vaccha），佉沙·商佉蹉（Kisa Saṃkicca）与末伽黎·拘舍罗是生活派的三个指导者。”汉译《中阿含·箭毛经》和《大毗婆沙论》（卷一八九）也提到在沙门思潮兴起时代“六个阶级”中的最高阶级“极白胜生”（“最白色神”）中人有难陀·伐蹉、末伽黎·拘舍罗等。《箭毛经》说：“我等与俱萨罗国众多梵志，悉共集坐拘萨罗学堂说如是论。鸯伽、摩揭陀国人有大善利……不兰迦叶（富兰那·迦叶）名德宗主，众人所师，有大名誉，众所敬重，领大徒众，五百异学之所尊也。于此王舍城受夏坐。如是摩息迦利瞿舍利子。”从以上的史料可证生活派起源于恒河流域的拘萨罗、摩揭陀等国，其中心是王舍城、舍卫城，主要的创立者是拘舍罗、难陀·伐蹉和佉沙·商佉蹉。复据耆那教《福经》（XV．第55经）记载，在拘舍罗以前生活派还有七个祖师（tīrthanṅkara），拘舍罗是“最后的祖师”，因此有人认为难陀·伐蹉和佉沙·商佉蹉的活动时代要比拘舍罗为早。(7)这当然是一种推论，不足为信。在佛教神话中也有“七佛转身”的同样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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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派的始祖一般认为是末伽黎·拘舍罗。关于他的生平和思想在耆那教的《福经》和锡兰佛音所著的《沙门果经注》中有比较详细的记录，《福经》和《沙门果经注》的记录大致相符合。拘舍罗在耆那教经典中称为拘舍罗·末伽黎子（Gosāla Maṅkaliputta），他的名字后半的意思是“末伽黎的儿子”。末伽黎（俗文Maṅkhal，梵文Maskarīn）的原意是“执竹杖的游方僧”，因此，他的父亲可能是一个以乞食为业的执杖的唱诗僧，拘舍罗的母亲名叫婆陀（Bhadda），拘舍罗是在他的父母亲云游中生于舍卫城的一个牛舍，因而得名（拘舍罗的意思是“牛屋生”）。据说他早年曾师事耆那教的祖师大雄六年，后来因与大雄意见相左离去，寓于舍卫城一个女陶工的家里，在恒河流域各地宣传自己的信仰，赢得了一部分商人、贵族和手工业者的敬重，成为一时的“名德宗主”，自组了僧团，这个僧团发展很快，规模也很大，后来因为受到大雄对他所作所为的揭露、耆那教徒和佛教徒的联合攻击，一部分信徒逐渐离去，拘舍罗气愤过甚，患精神错乱症而死。据耆那教记载，他先于大雄十六年和佛陀二年逝世，故一般推定为公元前4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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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陀·伐蹉的生平在佛教的《舍罗婆盎迦本生经》（《碎折本生经》，Sarabhaṅga-jātaka）也有记载，据说他是婆罗门波罗摩达多（Brahmadatta）的儿子，贝纳勒斯的一位王子，终身从事宗教的修行。佉沙·商佉蹉是瞿波伐底（Kumbhavatī）的游方僧，精于神通，与暴君弹吒迦王（Daṅḍkai）(8)狼狈为奸，在弹吒迦王国被消灭时，同归于尽。以上是佛教为了贬低生活派所编的神话，我们很难确认它的真实性，但难陀·伐蹉与佉沙·商佉蹉这两人可能是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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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婆浮陀和富兰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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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婆浮陀和富兰那的思想和生平，前一章已略加介绍。在巴利文和汉、藏译佛经中“六师”的学说经常相互混淆。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很多场合常常把拘舍罗、婆浮陀与富兰那相提并论。例如富兰那的道德否定论在汉译《沙门果经》、《增一阿含经》（卷三十九）及《杂阿含经》（卷三）中认为是富兰那所说，巴利文《沙门果经》则归诸拘舍罗，而《寂志果经》认为是先比卢持（散惹耶·毗罗梨子的讹译）所说，汉译《大毗婆沙论》、《发智论》和藏译《沙门果经》也认为是散惹耶·毗罗梨子的学说。又如婆浮陀的七原素说和掷缕丸说（宿业像丝球一样流尽说）在巴利文《沙门果经》（包括佛音注）、汉译《大乘涅槃经》、耆那教的《福经》中都认为是拘舍罗所说，而中部经典和汉译《中阿含·波罗牢经》则认为是婆浮陀（第四论士）所说。拘舍罗认为世界是由灵魂、地、水、风、火、空、得、失、苦、乐、生、死十二种原素所构成，其中得、失亦即生、死，而婆浮陀认为世界是由灵魂、地、水、风、火等七原素所构成，在世界观上基本上很相似，因此，有人认为婆浮陀是拘舍罗所属的一个派别(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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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舍罗和婆浮陀、富兰那的关系在早期佛典和耆那教经典中说得很不清楚，但在后期南印度的泰米尔文献中则明显地把他们归入生活派。例如《女雄尼罗凯西诗史》说富兰那是在窭卢呾伽罗（Kukkuṭtangara）地方生活派的一个领袖(10)。《摩尼弥伽罗》也提到富兰那是一位“长者”。求那罗特罗在《思择之光》说：“在阐述世界本源的各种理论中……富兰那认为世界生自命运（Pūrano Niyatijanitam）。”A．L．巴沙姆教授在细心地搜集和研究生活派的史料后得出结论说：“在《沙门果经》中归诸末伽黎、富兰那和婆浮陀的信条是一个整体学说的各个组成部分”(11)，“我们把流传下来的章节归属于富兰那、末伽黎和婆浮陀，这三者的学说和二位教师（指末伽黎、婆浮陀——引者）的名字都和后期生活派相联系的……婆浮陀的奇异原子论以及他的巴门尼德式的静止论，在逻辑上必然从属于末伽黎的命定论，成为泰米尔文经典中所阐述的达罗毗荼生活派学说的一个整体的部分。后期的生活派提到过富兰那的名字，并特别加以敬重。他的否定一切道德伦理的思想是和末伽黎的形而上学完全一致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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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生活派的教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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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生活派开始组织自己的教团，这些教团分布在恒河流域的各个大城市，以舍卫城和补罗沙布罗为中心，其活动远远超出拘舍罗国统治的范围。参加这个教团有属于各种种姓的人，不限性别，男女平等。生活派拥有自己的寺院和僧团大会，过着严格的戒律生活(13)。参加教团时要举行入门仪式，经过各种苦行（与虎为伴、用手灼热、拔发等）的考验。祭诵时要伴随音乐、舞蹈等等。拘舍罗在临终时有“四饮用”和“八终局”的遗训。所谓“四饮用”是：（1）牛尿，（2）手所触的污水即陶工壶中的水，（3）太阳照暖的水，（4）岩石所流的清水(14)。所谓“八终局”是：（1）最后的饮酒，（2）最后的歌唱，（3）最后的舞蹈，（4）最后的旋风，（5）最后的诱惑，（6）最后的泼水象，（7）最后的石弹战，（8）最后的祖师，即拘舍罗自身。前三者是拘舍罗自身的作为，后三者是拘舍罗在临死时发生的事件。据说摩揭陀国王频毗沙罗王曾送一头华丽的大象给他的次子吠诃罗（Vehalla），这头象被宫女牵入河中做泼水戏，频毗沙罗王的长子阿阇世王知道这件事后要索取此象，吠诃罗无奈逃至其梨车毗族的舅父支陀伽（Cedaga）处，因而摩揭陀与梨车毗发生了用石弹投掷的战斗。这件事在佛典和耆那教经典中都有记载，但究竟有多少真实性值得怀疑。佛教徒对生活派的苦行主义常常进行批判，认为他们言行不一，“在二种生活道路上摇摆”，是“剃了发的在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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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僧团以外，还有大量的俗信者。这些俗信者中有新兴的商人、贵族和手工业工人等。例如拘舍罗的著名弟子和支持者萨陀罗子（Saddālaputta）拥有五百家陶器商场和一千万两黄金，经营放债收息。另一个弟子阇那萨那（Janasāna）是频毗沙罗王后的顾问，另外，还有一些是王室的亲戚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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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难陀、孔雀王朝时期的生活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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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拘舍罗死后，生活派受到难陀王朝君主摩诃帕陀摩（大莲华，Mahāpadma）的奖掖，在摩揭陀拥有巨大的势力。难陀王朝被旃陀罗笈多推翻建立孔雀王朝后，又受到了阿育王的支持(15)。阿育王在位十二年时在婆罗波尔山（今离伽耶约十五公里）为生活派建立了石窟。在位二十七年（即公元前237年）时，在他竖立的第七个摩崖石敕上写道：“朕已委正法大官专事于僧伽（佛教——引者），并及婆罗门、生活派（bābhanesu ā（j）īvikesu）……”阿育王的孙子十车王于公元前227年在龙树山也为生活派建立石窟，留有铭刻“婆希耶伽石窟系十车王即位后所赐，敬祈神天，敬事生活派，夏居以避日月……”(16)但从这些石窟铭刻的残骸中可以看出，十车王的敕文不久即被抹去，因此有人推测，孔雀王朝的后期统治者们对生活派已不感兴趣。据《大史》记载，在旃陀罗笈多建立孔雀王朝时，生活派由印度传到了斯里兰卡，在首都阿努罗陀普罗（Anurādhapura）建有“生活派的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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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后期的生活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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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笈多王朝时期的生活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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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孔雀王朝以后，生活派在北印度急遽衰落。在孔雀王朝与笈多王朝期间编纂起来的史诗《摩诃婆罗多》虽然没有提到非正统的名字，但在很多章节中阐述了类似拘舍罗的学说。《利论》提到生活派并规定对他们的处罚。在笈多时期最早编纂起来的《风神普罗那》（《风神古史谭》69）说生活派是一些种姓混杂的“不正道之徒”，他们大多从事工业和手工业的劳动，生活极端放荡，崇拜路旁、河边、川津和林荫中的神灵和魔鬼。这可见生活派已和印度民间信仰结合起来。另外，佛教《妙法莲华经》、《楞伽经》也提到“邪命外道”。中国高僧法显于399～411年滞留印度时，在恒河流域地区见闻有“九十六种外道”，其中也包括生活派的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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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戒日王朝时期的生活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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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戒日王朝兴起后，生活派仍在活动。中国高僧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中对西、北印度“露形外道”的活动情况记述很多。例如他在《吠舍厘国》中说“露形之徒，实繁其党”(17)，“露形之徒”在印度史料中常常指的是生活派或耆那教的空衣派，但玄奘一般把生活派和尼乾陀派加以区别(18)。因此玄奘所说的“露形之徒”无疑指的是生活派。《大唐西域记》中虽然说得还不很明确，但如果我们对照印度同时代的波那（Bāṇa）所写的《戒日王行传》（Harṣacarita）则就很清楚。波那提到在戒日王朝时有末伽黎派（一杖游行者，Maskrin，Ekadaṇdins），他们出入戒日王朝的宫廷，与戒日王的祖父阿迭底伐弹那（Aditiyavardhana）、父亲波罗羯罗伐弹那（光增，Prabhākaravardhana）和戒日王（喜增）都有交往，但波那认为末伽黎派是属印度教中毗湿奴派的一个分支。如果这个记录正确的话，生活派又和印度教开始汇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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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世纪，印度著名的天文学家伐罗诃·弥室罗在其所著的《婆罗诃吉本生经》及《罗怙本生经》中曾提到苦行僧有七个阶级，其中之一是生活派，《婆罗诃吉本生经》的注释者优波罗（Utpaia或Bhattotpala）解释生活派就是“一杖游行者派”，并是“那罗衍那的信奉者”，即毗湿奴派的信徒。9世纪耆那教的著名理论家湿楞伽（Śīlaṅka，？～876）在其注释《经造支》中宣称生活派是“拘舍罗学说的继承者”，又说生活派就是耆那教的天衣派（空衣派）。在10～12世纪所编纂的辞书如《阿磨罗俱舍》（Amarakośa）等一般都把生活派归入耆那教的天衣派。在13世纪耆那教的摩利舍那所写的《或然论束》，15世纪初求那罗那在注释师子贤的《六大哲学体系纲要》中都还提到生活派的思想和活动，并且引用他们的诗句。从这个时期的史料中可以说明生活派已与耆那教的天衣派完全合流，成为它们的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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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南印度所传的生活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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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近年来对南印度碑铭的发掘和历史资料的研究，可以证实，生活派在达罗毗荼语地区的传播也有将近一千年的历史，而且在中世纪南方比北方更为盛行，其中心地带是马德拉斯的安尔科特、内洛尔，迈索尔的科拉尔、班加罗尔和喀拉拉的一些极南海岸地区。最早所见是446年在内洛尔（Nellore）一个寺庙出土的辛诃伐曼·波罗瓦（师子铠Siṃhavarman Pallava）碑文，最迟所见的是1346年在科拉尔（Kolar）发现的古迭诃利（Guḍihaḷ ḷi）碑铭(19)，这些碑铭大都记载当地的土邦君主向生活派徒征收职业税、人头税、住户税和贡纳等的规定，在碑铭中常常把生活派的在俗信者和手工业者、剃发匠、铁匠、铜匠等并列，因此有人推论生活派可能是一个从事某种职业，例如陶器制造者的下等种姓集团(20)。这些碑铭和南印度保存下来的泰米尔文献相对照，大致可以说明南印度生活派的基本活动情况。例如前述的《摩尼弥伽罗》（7世纪）、《女雄尼罗凯西史诗》都有关于生活派的教义和活动的记录。它们赞颂教祖说：“伟大的心灵，唯一无上的主富兰那，最高的智慧者。”(21)另一个泰米尔经典《湿婆智慧书》（13世纪）也谈到生活派是和耆那教相似的一个苦行派别，这个派别相信命定论、原子论和业报轮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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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的历史中可以看出，生活派自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六师”时代形成独立的派别后直至15世纪初一直在活动，它在印度宗教生活中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生活派发源于北印度，但在南印度得到了更广泛的发展，它在孔雀王朝时期是一个活跃的教派，但在巽伽王朝和笈多王朝时期就衰落了，至戒日王朝时稍稍复苏，以后一直在南印度发展。在中世纪生活派开始和印度民间信仰、印度教和耆那教合流，成为印度教毗湿奴派和耆那教空衣派的一支，沦为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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