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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有想藏或有想胎（Saññi-gabbha），即有意识感觉的生类，如人、牛、骆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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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无想藏或无想胎（Asaññi-gabbha），即无意识的生类，如米谷、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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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离系藏或节胎（Nigaṇṭthi-gabbha），即由枝节而生的物类，如芦苇、竹子等。我国汤用彤教授解释“谓于诸定加行应离诸系，摄心修习”(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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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天（Deva），即神，有七类。婆罗门教、佛教都承认诸天，而生活派只承认七天，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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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人（Mānusa），即人。佛音解释为灵魂的七世转生。据巴沙姆教授的考证，巴利文Mānusa可能是Mānsa（天堂）之误，盖人决不会是七个，而是无数个。(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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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毕舍遮（Pesāea），即魔鬼，有七种。佛音解释灵魂在轮回解脱中必须七次转生为魔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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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池或海（Sara），即大的池子。灵魂在轮回中洗涤罪愆的场所。汤用彤解释为“池者世间灭罪泉池”(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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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波秋他（Paṭtuva），巴利语音译意义不明，佛音认为paṭuva与gaṇṭthika是同义字，意为“节”或“片”。《杂阿含经》卷七译“节”，英译者利斯·达维斯认为他不知道它的意义，故缺译，日译者宇井伯寿把“七波秋他”译为“七山”(33)，意义仍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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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险（Papāta），即悬崖或险要处，有七险和七百险。“险者坑谷山岸河岸诸舍命灭罪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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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梦（Supina），有七梦和七百梦，系指灵魂在其解脱过程中所经历的梦境，即心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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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大劫（Mahākappa）。劫是梵文Kalpa的音译，意为极远的时节。印度各个宗教派别解释都不一样。生活派认为，七条恒河的沙子流尽为一婆罗（意为海或大池，sara），三十万婆罗为一大劫。恒河长度为五百由旬（yogana，一由旬为四点五公里），宽度为半由旬，深度为五十达拏（意为弓，dhanu，一达拏相当于六尺），以此推算(34)，一个人的灵魂要历尽八百四十万大劫，才能摆脱苦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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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汉译《杂阿含经》中还提到有“四十九千金翅鸟家”，金翅鸟（Garuda）是兽形的毗湿奴神，金翅鸟家可能是毗湿奴的派别，印度民间对毗湿奴神的崇拜很早，但毗湿奴作为派的形成要在孔雀王朝以后，中国对《杂阿含》的翻译最早所见是后秦（384～417）失译的《别译杂阿含经》（十六卷或二十卷），因此可证并非是早期生活派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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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生活派的神话中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主要讲的是命定论。在他们看来，人生是受命运所支配的，无论是贤者或愚者都要历尽八百四十万大劫，断绝轮回，灭却业力，才能获得解脱，因此，人在命运前面是无能为力的，这是一种宿命论的消极哲学。但是在生活派臆想的图谱中也不自觉地反映了一些自然科学和社会历史的内容，例如对生物的分类、社会阶层的划分、宗教的派别的情况等，这对了解印度的历史和宗教也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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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认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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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派有它自己的认识论和逻辑思想。他们认为，世界上每一种事物都有着三种性质或三个方面（tray-ātmaka），即有（sat）、无（asat）和亦有亦无（sat-asat）。从这个观点出发，把世界区别为真实的、虚幻的、既真实又虚幻的；把有情分为已解脱者、缚系者、既非实缚系者又非实解脱者。生活派这种“三分说”和耆那教的或然论“七支说”有着很多共同之点。他们从事物的不同方面来观察和分析事物，但是他们的肯定、否定和无差别和辩证法的正、反、合是不同的，因为后者的“合”是在更高基础上的综合，是对正、反的扬弃。因此生活派的“三分说”常常陷于不可知论和诡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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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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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上所述，生活派在印度有长达两千余年的历史，在孔雀王朝时期是一个重要的教派。它起源于北印度，但在南印度得到了比较广泛的发展。在中世纪，生活派与耆那教的空衣派和印度教的毗湿奴派、民间信仰相结合，在群众中继续流传。在南印度迄今还保存着生活派的很多格言。比如说：“一个人能抹掉身上的油垢，但谁也不能除去命运中的缚系”，“即使一个人站在针尖上作苦行，也不能获得比他命定中所得更多的东西”(35)。但是由于史料和文物长期淹没无闻，佛教和耆那教对它的歪曲，印度教的缄默不言，因此生活派一直被人所误解，直至近几十年才引起人们的重视。目前对生活派的历史发展线索和教义仍不很清楚，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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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活派是新兴的沙门思潮之一，它是在反对婆罗门教的精神统治中出现的。生活派的早期学说可能与雅利安人入侵以前的土著达罗毗荼人的精灵崇拜有关（例如认为万物中存在着灵魂），但也吸收过吠陀的一些宗教哲学思想（例如吠陀关于宇宙理法（ṛta）的概念与生活派的命定论有着很多相同的特征）。生活派是适应印度最早的奴隶制大国（摩揭陀、拘萨罗等）的政治和精神统治需要所诞生的，以后又获得了一些专制国家的支持（孔雀王朝、戒日王朝等）。关于这种宗教哲学的阶级性格和社会作用在目前国外学者中有着不同甚至对立的看法。例如德·恰托巴底亚耶认为拘舍罗的命定论反映了印度原始部落或部族人们的消极没落思想，他写道：“在跋耆族毁灭时，拘舍罗感到一切都幻灭了。因为跋耆族是当时存在的最后一个自由的部落，这种毁灭对于游方僧意味着失掉了原始的或部落的最后希望，这些传统，他是可笑地力图给予支持的。”(36)但巴沙姆认为，生活派适应印度最初专制主义国家的兴起而诞生，又随着它们的衰落而灭亡。“在公元前6世纪所倡导的各种新学说中，生活派和它的固定受制的宇宙似乎最适应于紧密集合的专制政治，在孔雀王朝时发生了最大的影响就是表明了这种意义……由于中央集权的旁落，出现了很多松散结合的小王国，这些小王国和准封建关系（quasi-feudal relationship）有关，因此这个派别也就失却了权力，并且最终陷于覆灭。”(37)这种见仁见智的看法，各有理由。但我认为巴沙姆的说法可能更符合历史的真实，有史料证明，在拘舍罗最初建立的僧团和在家信徒中，新兴的商人、贵族武士占有重要的比重，刹帝利为了巩固他们的统治，在意识形态中宣传命定论比之婆罗门所鼓吹的神造说更为有效。中世纪，在印度教的强大统治下，生活派与耆那教和印度教的某些民间信仰结合以后，它的性质有了重要的变化，据南印度出土的大量碑铭所记，生活派是一个从事某种工业和手工业的下级种姓或职业集团，它只在基层群众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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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随着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生活派在中国也有着一定影响。生活派是佛教的对立面，佛教常常谩骂生活派是“愚痴”、“邪道”、“设在河口上伤害鱼类的渔网”。在中国佛教的说唱文学、雕塑、绘画等艺术中都竭力加以丑化，描绘他们是魔鬼，不择手段地谋求生活的“恣欲者”。这种看法是与历史事实不符的，我们应该重新地给予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评价。在中国汉译、藏译的早期佛教典籍中有着很多生活派的史料，在新疆和西藏地区可能还保存着一些文物，这对于澄清生活派的教义和行事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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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又译阿耆维、阿时婆、阿宙婆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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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汉译佛教著作中有《长阿含·沙门果经》（异译《寂志果经》）、《中阿含·师子经》、《箭毛经》、《罗摩经》，《增一阿含经》卷三十二、三十九，《杂阿含经》卷三、四、五、七、二十三、四十三，《那先比丘经》，《本行集经》卷四十五，《大毗婆沙论》卷一九八，《大般涅槃经》卷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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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耆那教经典著作，泰米尔文五小史诗之一。主人公尼罗凯西（又名尼利）是一个女鬼，被耆那教圣哲救活，遂到处宣扬耆那教教义，批驳佛教学说，最后使许多佛教徒感化而皈依耆那教，获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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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泰米尔文湿婆派经典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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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参见巴沙姆（A．L．Basham）：《生活派的历史和学说》第2版，印度，1981年；霍尔来（A．F．Hoernle）：《生活派》，载《宗教与伦理百科全书》第1卷，第259～326页；宇井伯寿：《六师外道研究》，载《印度哲学研究》（第二），第3版，甲子社书房，193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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