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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感官的认识(思知,māti)——是通过感官和心灵直接得到的认识,它包括记忆、感觉和推理等等。《真理证得经》(I.15)阐述其过程是:人们最初仅是感觉,譬如从远处听到一种声音,但不知道这种声音所表达的意义是什么。这种意识的最初状态被称为“执著”(“摄”,avagraha),就是把握住了对象,以后就产生了疑问:“这个声音是什么声音呢?”这种疑问的状态被称为“疑虑”(īhā),嗣后获得了一定的判断:“这种声音是车的声音”,这种判断的状态被称为“去疑”(āvāya),就是消除疑问,最后把去疑的结果留在心中,这种状态被称为“执持”(“总持”,dhāraṇ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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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启示的认识(闻知,śruta)(20)——是借助圣书和权威者的意见而获得的认识,它包括注意、理解和联想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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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直接认识——是一个已经摆脱业(细微的物质——见后节)即物质影响并且具有“正确”认识能力的人(胜者)所具有的,这种认识根据摆脱业的不同程度又可分为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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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限的认识(直观知,avadhi)——是认识者直接得到的“关于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遥远的事物的认识”,据说这种认识有时还得依借感官和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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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超感官的认识(他心知,manaḥparyāya)——是认识者“直接从其他人们那里获得的认识”(即有洞察别人现在和过去精神活动的认识),这种认识已不赖感官或心灵,是认识者摆脱个人的愤怒、憎恨等以后才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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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绝对的认识(完全知,kevala)——是认识者在灵魂摆脱业的一切桎梏情况下所获得的一种最完善和最全面的认识。“完善的认识是……灵魂自身认知的,没有任何外界的帮助。”这种认识既不赖感官和心灵,也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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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那教认为上述间接认识中的第(1)、第(2)种认识及直接认识中的第(1)种认识还不能排斥认识错误的可能性,但是直接认识中的第(2)、第(3)种认识则是绝对正确的、可靠的。耆那教这个真理论是和我们的看法完全对立的,我们知道人们的认识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人愈能正确地、深刻地反映外在的世界,则人愈能达到正确的认识,但是,在耆那教看来,人愈能摆脱外界客观事物的影响就愈能达到真理。耆那教的“绝对的认识”是一种宗教的、神秘主义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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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那教认为,认识和认识的对象是有区别的,外界的事物是独立于我们认识并且不是由我们心灵所创造的,在这一点上耆那教和那些主张“存在就是被感觉”的主观唯心主义者有着不同之处,但是耆那教也没有承认,认识是客观事物在我们头脑中的反映,而把认识仅仅归结为一种潜在于灵魂深处的一种天赋的、自明的东西,人们进行认识就是把这种潜在的认识揭示出来。例如:当我们认识一把椅子的时候,耆那教认为椅子的意识早已存在于我们的灵魂中了,我们不过是借助感官(耆那教把感官看作“灵魂外观的窗户”)把那个潜在的椅子的认识揭示出来罢了。耆那教这种认识论是和他们的灵魂永恒的精神本原相一致的,但是和他们的另一个物质本原是矛盾的。耆那教建立这种体系是想把认识当作一种修行的手段,通过自我认识来摆脱外在物质世界的束缚,以此达到“绝对的认识”,所谓“绝对的认识”也就是宗教上最高境界。早期耆那教从这种理论出发,竭力反对婆罗门教的偶像崇拜,例如他们不许人说“天下雨”而只许说“云下雨”,但是他们通过思辨的哲学巧妙地建立了一种理性的崇拜对象——理性的上帝,这正像费尔巴哈在研究西方宗教史中所指出的:“只是将上帝从一种在有神论中被当作人格性实体的想象实体转变为一种理性的对象,一种理性实体。”(21)它的唯心主义的本质是很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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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判断形式的七支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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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那教认为世界上存在的一切事物都是千变万化的,它有着性质、形式等的不同,而且在某一时间和某一场合中也是不同的,因此我们对于某一事物的认识和判断,必须要从一个立场(nayābhāsa)出发,即把某一事物限定在特殊的条件下来加以认识。耆那教认为观察和认识事物的立场或角度有七个,即“七分法”,前四分着重讲对事物意义的理解,后三法着重讲对语法的运用。这“七分法”是:(1)通例法(naigama),从总的立场出发对事物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不加以区别。(2)摄持分(saṃgraha),从无分别的立场出发,观察事物的共同性或普遍性。(3)随说分(vyavahāra),从有差别的立场出发,观察事物的个别性或特殊性,而不忽视它们的整体性和普遍性,换言之,把普遍性和特殊性对照起来观察。(4)正观法(ṛjusūtra),从当前所见所闻的立场出发,提出直观的见解,把过去和未来从“现实”中排除出去,以免与过去和将来纠缠不清。(5)声音分(śabda),从语法或语音出发,按语法和语音的规律去理解词的意义和作用,并正确地加以运用。(6)定义分(samabhirūḍha),从正确使用派生词的立场出发,派生词常有词同义异、义同词异或一词多义等区别,要正确理解。(7)如义分(evaṃbhūta),从词的特殊意义立场出发,即对词的作用或活动范围加以严格的限制和规定,分别它的特殊意义。(22)为了正确和清楚地表述一个判断和命题,应该在它之前冠以“或许”、“可能是这样”(Syāt)的字样。例如说:“这头象似一个柱子。”这是非常笼统的,应该说:“或许这头象似一条柱子。”(“或许”的字眼表示“从象的腿方面看”的意思)这才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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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那教相应地把判断的形式概括为七种,所谓“七支论法”(Saptabhaṅgīnaya),现用符号表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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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或许,S是P”,这是一个肯定判断。例如:“或许,瓶是黑的。”(即是说瓶在特定的时间内是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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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或许,S不是P”,这是一个否定判断。例如:“或许瓶不是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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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或许,S是P和不是P”,这是肯定判断和否定判断的一种结合。例如:“或许,瓶是黑的和不是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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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或许,S是不能表述的”。例如一个用泥土做成的瓶在做成以前是白的,做成以后是黑的,但是由于我们不能知道瓶在其他各种条件下的颜色,因此我们被迫说:“或许,S是不能表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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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或许,S是P并且是不能表述的”,这是第一种判断形式和第四种判断形式的结合。例如:“或许瓶是黑的并且也是不能表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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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或许,S不是P并且是不能表述的”,这是第二种判断和第四种判断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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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或许,S是P和不是P,并且是不能表述的”,这是第三种判断和第四种判断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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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那教这七支论法也可概括为(1)有,(2)无,(3)有·无(亦有亦无),(4)不可说(非有非无),(5)有·不可说,(6)无·不可说,(7)有·无·不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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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理论在汉译《外道小乘四宗论》(提婆菩萨造,后魏菩提流支译)以及吉藏所写的《百论疏》卷三中也有同样的记述。如《外道小乘四宗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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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犍子外道论师言一切法俱(23)……如我觉白叠(24)等。亦得说一,亦得说异。譬如白于叠中别处不可得言此是白、此是叠。如世间此是牛、此是马等。白叠不尔。是故我不说异,亦不说一。若一者白灭叠应灭。又若一者亦不应说赤叠、黑叠等。是故我言得说一,得说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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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提子论师言……我若提子不说一切法一、异、俱。……以此法不成彼法,彼法不成此法。以此法毕竟非彼法,彼法亦毕竟非此法。以白非叠,以叠非白。以灭不应灭。以一者即白是叠,叠即是白。不尔者灭是灭,不灭者不灭。若尔云何虚妄分别?彼法是一、异、俱、不俱。若尔叠亦应非叠、非不叠。白亦应非白、非不白。以叠即是叠,白即是白。是故叠非叠、白非白。是故非白不得白。如是一、异、俱、不俱皆是虚妄分别。唯有言说无有实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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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各自保存资料的基本论点大致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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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那教这种逻辑理论在印度逻辑思想发展史中提供了不少新的东西,特别是在反对奥义书唯心主义的教条——“一切皆一”(一切都是梵)中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就这个理论本身来看,其中掺杂着某些合理的、辩证法的因素,也包括很多不可知论和诡辩论的成分。耆那教首先承认客观事物的变化是无穷的、多样的,而我们的认识是有限的、相对的,一切的认识都是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与正确使用语义、语音也有重要的关系。另外,也从事物的运动、变化和相互作用等方面考察了事物,例如他们提出了“S是P和非P”的判断,从这个判断中已经可以看到他们对于事物运动和矛盾的正确理解(事物在同一瞬间,既在同一个地方,又不在同一个地方),但是由于他们不懂得事物及其反映在认识中的相对性和绝对性的辩证关系,把相对主义看作认识论的基础,因而对肯定判断和否定判断的妥当性都加以怀疑,从而陷入了不可知论和诡辩论。这正如列宁所指出:“把相对主义作为认识论的基础,就必然使自己不是陷入绝对怀疑论、不可知论和诡辩,就是陷入主观主义。作为认识论基础的相对主义,不仅承认我们知识的相对性,并且还否定任何为我们的相对认识所逐渐接近的、不依赖于人类而存在的、客观的准绳或模特儿。从赤裸裸的相对主义的观点出发,可以证明任何诡辩都是正确的”,“辩证法,正如黑格尔早已说明的那样,包含着相对主义、否定、怀疑论的因素,可是它并不归结为相对主义”。(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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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那教一方面批判了婆罗门教的唯心主义认识论,在另一方面也抨击了顺世论的唯物主义认识论。顺世论认为,存在的东西只是被感官所感觉到的东西,意识是由物质的四大所结合而成的,但是耆那教却反驳说,意识由物质产生的过程是人们不能感觉到的,因此,物质产生意识显然是不能被证明的。顺世论认为,感觉是知识的唯一来源,如果人们心中感受到的是没有矛盾的、正确的,那么,作为知识的另两种来源——推理和启示也应该加以接受,假若认为推理与启示有时不免有错误,则感觉也同样会发生错误;此外,顺世论否认“非感觉事物的存在”,例如死后的灵魂、神等,实际上,此种非感觉的事物,他们是无法以感觉或推理等所可认知的,甚至当他们述及通常所知之事物为正确知识时,他们也无法从其所感觉事物的认识中知晓过去同样事物的认识是否正确,同样,也不能推断将来的事物是否正确;当顺世论者和别人辩论时,他们在辩论中也往往在使用推理或其他认识的方法,否则他们便无法和别人开展辩论。耆那教的这种反驳虽然暴露出了早期顺世论的机械的、直观的缺陷,可是耆那教也忘了人是在生活里、在实践中表现自己精神能力的,而这种能力无论怎样也不能离开对现实世界的感觉和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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