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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继承印度古代文化的同时又吸收西欧哲学及科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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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近现代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哲学家在继承奥义书、吠檀多哲学和伊斯兰哲学的基础上，还大量摄取了西方哲学和科学思想，但是西方的思想在他们的思想体系中从未占有主导的地位。例如奥罗宾多在解释物质时，就受了西方机械唯物论的影响，把物质看作是力的表现、能的形式。他还吸取了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建立了世界进化论体系，把世界进化看作是物质—生命—灵魂—心—超心的转化过程。但是他努力吸收西方思想材料都是为他建立“整体吠檀多”哲学体系服务的。又如伊克巴尔以人道主义、唯理主义的精神对伊斯兰教教义作了新的解释，宣称“自我”是一切存在的基础和本质，并在“自我”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人类最高类型、理想的“完人”理论，这明显地受到西方柏拉图和尼采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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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哲学思想与社会政治、伦理思想密不可分，理论服务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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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哲学家都不是那种躲在书斋里清谈的哲学家，而是一身兼二任，既是思想深邃的哲人，又是肩负重任的社会改革家，因而他们的哲学与社会政治、伦理思想密切结合，力图为政治斗争和社会行动提出理论根据。例如罗易、达耶难陀既是著名的哲学家，又是热情的社会改革家，都曾提出一系列社会改革主张。辨喜曾提出“行动的吠檀多”，号召人们投身于社会改革和民族解放运动。甘地是众所周知的民族独立运动领袖，也是哲学和宗教改革家。他的宗教哲学思想与社会政治思想交织在一起，密不可分，其中包括三个原则：即坚持真理、非暴力和苦行。他的“坚持真理”原则，有时作为一种本体论或认识论的证明，有时则作为一种宗教和道德的说教，但更多的时候是提供一种社会和政治实践的原则。甘地的“非暴力”也不是单纯抽象的哲学或道德的说教，而是印度民族资产阶级实行两线作战的指导思想和策略基础。再如，印度现代最大的哲学家奥罗宾多也曾是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中激进派的领袖，他把哲学思想直接运用于社会领域，提出了一整套社会政治理论，号召人们通过瑜伽修行、自我净化，实现神圣的人生，从而消灭阶级、民族压迫，使人类生活臻于完美的境界，世界达到和平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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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资产阶级哲学这一特点是由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在印度处于大动荡、大变革的年代，不少有识之士、爱国思想家从他们禁锢的精神小天地中走了出来，与群众共呼吸、共命运，深切地注视着国家的安危、民族的命运和社会的苦难，因此，在他们的哲学篇章中反映出了群众的呼声、时代的精神和历史的要求，但是在他们思想中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局限和阶级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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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哲学通史 第十五章 罗姆·摩罕·罗易与梵社的哲学和社会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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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印度启蒙运动的社会经济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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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欧洲人出现在印度斯坦之前，封建的生产方式在印度各地占有统治地位，并且还保存着奴隶制的残余。当时，广大的农民被组合在古代留存下来的农村公社之中。农村公社是一种建立在农业和手工业基础之上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同时也是一种具有宗法联系的社会政治组织。公社内部实行严格的种姓制度，各个种姓都从事着各种不同的职业，这种职业代代相传，极少变动。公社上层分子（村长、司书等）占有重要的生产工具，运用宗教所赋予的特权，对下层种姓和公社以外的成员（这些人中不少是半奴隶、半农奴的身份）实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印度封建主义在东方各国中是具有特别的稳固性和保守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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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封建生产方式的瓦解和危机，大概开始于17世纪(1)，18世纪后半期进一步加剧。这一段时期内，商品经济和货币关系得到了重要的发展，社会分工日益加强，随着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以及国外市场的开辟，许多城市也繁荣起来了（例如恒河下游的达卡、北部的拉合尔）。所有这一切都破坏了封建经济的基础，从而促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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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封建生产关系的瓦解过程中，由于货币和高利贷势力的增长，封建统治阶级加强了对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剥削和奴役，阶级斗争空前激烈，民族矛盾和宗教对立日益尖锐，从16世纪建立起来的莫卧儿王朝的基础终于由于各地农民和手工业者的连续起义（17世纪初的锡克教徒起义等）以及被压迫部族的不断反抗（1656年的马拉特人起义，1666年的阿富人起义，1679年拉吉普特人的起义），在18世纪后期被摧毁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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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莫卧儿王朝衰落的过程中，英帝国主义闯进了印度，他们通过贸易、传教、收买、掠夺、战争等方式逐渐取得了这个国家的主权。到18世纪后半叶以后，整个次大陆几乎都成了英国统治势力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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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殖民统治给印度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带来了严重的后果。英国强盗抢劫了这个国家价值十万万卢比的财宝和艺术品，破坏了印度的农村经济生活，摧毁了印度的手工业，使大批农民和工人陷于赤贫和死亡的境地。一个英国的印度总督曾说：“这样的穷乏，在商业史上，实难有其匹，棉织工人的白骨，把印度的原野都漂白了。”(2)马克思在他的《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写道：“不列顛人给印度斯坦带来的灾难，与印度斯坦过去的一切灾难比较起来，毫无疑问在本质上属于另一种，在程度上不知要深重多少倍……英国则破坏了印度社会整个结构，而且至今还没有任何重新改建印度社会的意思，印度失掉了它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它的居民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了一种特殊的悲惨的色彩，并且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斯坦同自己的全部古代传统，同自己的全部历史断绝了联系。”(3)又说：“他们破坏了本地的公社，摧毁了本地的工业，夷平了本地社会中伟大和突出的一切，从而消灭了印度的文明。”(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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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在印度的统治，除了上述主要的破坏作用外，还不自觉地起了另一种作用。19世纪中叶以后，殖民当局开始了资本输出，在印度经营铁路和电信工程等，并在沿海地区创办了一些轻工业和修配工业，把资本主义的某些生产方式带到了印度殖民地，与此同时，在印度实行了土地包出制度，助长了土地在市场上的买卖，这样就带来了印度资本主义的畸形发展。马克思把这种在英国卑鄙利益驱使下的印度社会经济变革称为“亚洲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5)，马克思着重指出：“英国资产阶级看来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给人民群众带来自由，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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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殖民主义的残酷统治和封建主义的深重压迫下，印度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在19世纪曾多次发动武装起义，其中规模最大的是1845～1849年的旁遮普锡克教徒的起义和1857年印度北部各省的民族起义，这些起义动摇了封建制度的基础。印度人民在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斗争中表现出了顽强、勇敢的精神，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他们的斗争在历史上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一直鼓舞着印度人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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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近代社会中新与旧的斗争就是正在形成中的资产阶级和农民、手工业者等新势力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旧势力的斗争，在斗争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政治力量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农民。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印度人民特别是农民大众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印度民族的矛盾又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印度宗教、种姓、部族之间的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之间的矛盾等也是很尖锐的，它们往往和主要矛盾穿插在一起，构成近代印度社会斗争的一种错综复杂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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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近代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和社会改革运动就是在上述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而且对以后的民族民主运动起着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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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印度封建制度瓦解时期的思想斗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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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至18世纪印度封建制度开始瓦解时期，宗教在社会生活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任何社会意识形态——哲学、政治、法律等都被囊括在神学体系之内，而神学体系的主要代表是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当时次大陆有四分之三的人口都集中在毗湿奴派和湿婆派的周围。毗湿奴派崇奉保护神毗湿奴（遍入天，Viṣṇu）以及它的十个化身（鱼、龟、猪、人狮、侏儒、持斧罗摩、罗摩、黑天、佛陀等）；湿婆派崇奉破坏神湿婆（Śīva）以及它的妻子迦梨女神（时母，Kālī）。这两个教派都盛行着偶像崇拜和动物崇拜，毗湿奴教中的扎格纳特派在举行祭祀的时候，很多教徒为了表示自己信仰的虔诚，常常把自己投身于载着毗湿奴神像的车轮下让它将自己轧死。印度教严格地遵守实行种姓分立的社会等级制度，并遵循与此相适应的寡妇殉夫（撤提，Satī）、多妻、童婚等封建野蛮习俗，严重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和社会生活。马克思曾指出：“这种失掉尊严的、停滞的、苟安的生活，这种消极的生活方式……甚至使惨杀在印度斯坦成了宗教仪式。……它们使人屈服于环境，而不是把人提升为环境的主宰，它们把自动发展的社会状况变成了一成不变的由自然预定的命运，因而造成了野蛮的崇拜自然的迷信，身为自然主宰的人竟然向猴子哈努曼和牡牛撒巴拉虔诚地叩拜，从这个事实就可以看出这种迷信是多么糟践人了。”(7)另外，前一个时期在印度教内部所掀起的改革运动——虔诚派运动到这时也暂时处于停顿状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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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婆派和毗湿奴派在哲学上都宣称他们是正统的吠檀多主义者，但他们对吠檀多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唯心主义的解释。当时印度传统的哲学派别（正理论、数论、胜论等）都已和吠檀多融合起来了。这些派别不惮繁琐地为印度教作出哲学的论证。与吠檀多对立的顺世论在这一个时期内虽然受到统治阶级的残酷迫害，处于隐伏的状态，但他们仍然在下层人民中不懈地进行着活动，通过公开或隐蔽的方式和各种宗教唯心主义进行着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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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在13世纪以后逐渐和印度教一起成为统治的思想体系之一，在次大陆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直至18世纪，随着莫卧儿王朝的衰替，同时由于教会内部的腐朽，也日益处于萧条的状态之中。当时伊斯兰教徒约占总人口的六分之一，最有势力的教派是苏菲派。苏菲派宣传来世幻梦和禁欲主义思想，实行无数的禁忌和清规戒律，从而也陷入了消极颓废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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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教和伊斯兰教日益腐朽、衰替的过程中，英国殖民当局继武力征服之后开始了精神征服的工作。远在17世纪上半叶，帝国主义就派遣了一些传教士去次大陆各地传布基督教。例如耶稣会的一个名叫汤姆士·司蒂芬（Thomas Stephen）的传教士曾在南印杜撰了《基督教往事书》（Christian Purāṇa），另一个绰号叫作“罗马婆罗门”的传教士诺必利（Robert de Nobily）又杜撰了《基督教吠陀》，即“第五吠陀”，以此蒙骗印度教徒改信基督教，但他们的活动并不顺利。迨帝国主义的统治日益巩固以后，殖民当局便运用国家机器的力量组织大规模的改信工作了。1813年英国国会批准了印度基督教工作法案，随后便派遣了大批传教士去印度传教，他们首先在知识分子、士兵中进行工作，以后又在一般居民中传教，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后来又由传教活动扩展到“慈善”事业和文化活动，他们在印度创办了报纸、学校和医院，翻译了大量的基督教和其他方面的书籍。据1826年统计，基督教会在印度各地创办的地方学校有126所。另外，殖民当局也鼓励为侵略服务的东方学研究。印度总督华伦·哈斯丁在加尔各答首创了英印皇家亚细亚协会，并网罗了一批学者从事印度法典的编译工作。当时负责印度文化教育的英国官员麦考雷（Macaulay）曾公开说要把印度年轻一代改造成为“黑色面孔的孩儿，住在恒河的岸边，读着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的著作，并且以我们的文学自豪”(8)。殖民当局的这一系列精神文化侵略，严重地威胁了印度的传统宗教和文化，因而激起了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中一部分人的愤慨，他们便开始了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改革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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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迅速发展和帝国主义精神侵略直接威胁的情况下，19世纪初，在印度，首先是在经济比较发达的沿海地区（孟加拉等地）出现了很多鼓吹宗教和社会改革的团体，这些团体领导了近代的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参加这些团体的成员大部分是从封建阶级中分化出来的，或者是属于新兴的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他们对中世纪的经院哲学、社会习俗以及殖民主义所造成的后果等都进行了批判，并且提出了自己的哲学和社会改革的主张。他们的哲学和社会观点一般都追随着先前的、民族的形式，并且吸收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在启蒙运动和社会改革运动中最有影响的是在19世纪上半叶出现的由罗姆·摩罕·罗易所建立的梵社，亨利·狄洛吉奥所组织的“青年孟加拉派”，19世纪下半叶出现的由达耶难陀·娑罗室伐底所领导的圣社，辨喜所主办的罗摩克里希那教会，由密·戈·阿赫美德所领导的阿赫美蒂雅运动以及赛义德·阿赫美德所发动的阿里加运动，等等。这些团体的理论和活动对以后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运动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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