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1916734
1701916735
罗易虽然对印度的封建等级制度进行了批评，认为“种姓分立扼杀了印度人民的爱国情感”，这种等级制度必须加以改革，但他无意消灭阶级，例如在他创建的梵社章程中，只允许婆罗门参加最重要的第一阶段的祈祷活动，而他本人直到生命最后的一刻还没有摘掉婆罗门的圣纽（象征印度教徒的圣带）。他向往的是要建立一个在贵族和平民之间的“第三等级的社会”。当时，由他主持，反映了他的观点的《孟加拉公报》曾写道：“现在出现了一个新的社会阶级，这个社会阶级最初不为人所知，它是属于贵族和平民之间并日益变成为一个最伟大的阶级，新时代的曙光。”(25)罗易和他的门徒们的这个观察是和印度的历史进程相符合的。我们知道，19世纪上半叶印度若干沿海地区由于货币经济的发展、土地的自由经营，生产关系已有了一定的变化，出现了一个被称为薄陀罗卢迦（Bhadraloka）的新的社会集团，组成这个社会集团的有新兴的商人、高利贷者、土地经营者、东印度公司的职员等，他们在当时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日益起着重要的作用，罗易所指的“第三等级”就是这些社会力量。
1701916736
1701916737
罗易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活动中，为了吸引广大的农民到资产阶级方面来，他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压迫下的农民表示了同情。罗易对殖民当局所引入的土地、税收、行政管理等制度和酷吏的暴行等都发出了抗议，并且要求耕者有固定的土地，降低地租，减少苛捐杂税，渴望使贫苦的佃农从柴冥达尔和他们代理人的野蛮暴行下解放出来。但是他又希望佃农和地主合作，不要忽视地主的利益，对当时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相继起义也表示了恐惧和忧虑。
1701916738
1701916739
罗易与当时的封建野蛮习俗，特别是对寡妇殉夫（撒提）、童婚、多妻等歧视妇女的现象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印度社会中歧视妇女是印度教中的一个有历史性的、顽固的传统，它和宗法的继承制度、财产制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当时已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生产、妇女的体质以及种族的繁衍。据1815～1829年官方不完全统计，印度几个重要地区有八千名妇女在丈夫死后被活活烧死。至于童婚和多妻则是更为普遍的现象。罗易为了与上述现象作斗争曾钻研了大量的古代文献，以“托古改制”的方式与印度教的顽固势力进行了公开的、严肃的辩论。罗易和梵社成员的奔走号召终于迫使殖民当局在1829年下令取缔了撒提制度，但他提出男女在法律面前平等和妇女有财产继承权的倡议，直至印度独立后，即罗易逝世一百年以后，印度议会才通过法律，颁布实施。印度歧视妇女的现象是封建宗法制度的产物，如果不把封建宗法制度推翻，这些歧视妇女的现象是无法铲除的。
1701916740
1701916741
在印度资产阶级民族解放运动没有全面形成以前，从印度的社会政治思想领域中已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倾向，赞成这种倾向的人站在合法斗争的立场上，主张在英国统治存在的基础之上进行改革；另一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倾向，赞成这种倾向的人竭力宣传与帝国主义作坚决斗争的思想，这两种人后来演化成为资产阶级的右翼和左翼。罗易对帝国主义的态度基本上是属于前一种倾向的，他虽然对殖民当局的各种重要政策和措施都进行了批评，并要求扩大印度人的公民权利，包括言论和出版的自由，但他并没有想要去触动帝国主义统治的基础。他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认为印度“半个世纪在一个热爱自由、崇尚知识的外国开明国家统治下已经获得了利益”，英国的统治“虽然是外国人的枷锁，但或许更迅速而确定地导致本地居民生活的改善”(26)。他对印度的将来作过这样的预言：
1701916742
1701916743
设想一百年以后我国人民的品德由于和欧洲人经常的交接，又由于一般政治知识以及近代科学技术的获得而提高了，难道他们能没有一种精神和倾向去有效地抵抗那些使他们在社会尺度上降级的不公正的和压迫的措施吗？……如果印度具有那个国家（指英国——引译者）四分之一的知识和能力，那么由于她的辽远的地位、她的富源、她的大量人口，印度或者会成为一个有用的和有利的自愿顺从的省区——大英帝国联邦的盟友，或者则成为一个麻烦讨厌的顽强敌人。我和那些似乎对英国统治有所偏袒的人一样，盼望从英国的关系中得到将来的利益。而我必然也感到极端遗憾的乃是常常看到政府通过许多法案和规章时没有照顾到或了解到印度百姓的感情，没有考虑这个民族……的利益。(27)
1701916744
1701916745
罗易这个预言在一百年后应验了。印度在1947年独立后仍是英联邦一个成员国，不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和她过去的宗主国休戚相关。罗易的政治观点对于以后印度民族主义运动中所出现的“温和派”有着重要的影响。
1701916746
1701916747
罗易十分关心世界事务。他在他所办的报纸上经常发表有关国际问题的评论，这对消除次大陆长期与世界隔绝的状态，唤起印度人民的觉醒有着一定的意义。他对19世纪上半叶法国、德国、南美、西班牙、希腊、意大利所发生的一系列的资产阶级民主民族革命运动都表示了同情和支持，对中国出现的社会、政治问题也都很关切，当他听到1823年南美人民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获得胜利的时候，他曾公开举行宴会庆祝。他获悉那不勒斯人民宪章运动受到奥地利镇压，遭遇挫折的时候曾写道：“从后来不幸的消息中，我不得不作出这样的结论：在我活着的时候将不能看到欧洲的国家和亚洲的国家，特别是欧洲殖民地的国家普遍地恢复他们的自由……我考虑到那不勒斯人民的事业就是我自己的事业，他们的敌人也就是我的敌人，自由的敌人、专制主义的朋友，是从来不会也永远不会取得最后胜利的。”(28)
1701916748
1701916749
罗易最早把欧洲资本主义的科学文化介绍到印度。他对西方文化的重视是和他要求复兴民族文化密切相关的。罗易在一封公开信中曾谈到了他对东西方文化的态度：“如果‘理智的光芒’——关于这一点基督徒说我们应感谢英国人——意味着引进有用的机械技术，我是立即表示同意并表示感激的。但在科学、文学或宗教方面，我不知道我们要感激什么，因为参考历史就可证明：这个世界之有知识的曙光是要感谢我们的祖先，因为知识的曙光是从东方升起的；感谢智慧的女神，我们还有我们自己的哲学和丰富的文字使我们有别于其他的民族，因为他们不借用外国文字就不能表达科学的或抽象的概念。”(29)罗易对东西方文化遗产中的某些有益因素的肯定无疑是正确的，这也是当时印度社会进步，提高人民物质文化水平，恢复民族自信，摆脱外国统治所迫切需要的。但是，他不能严格区别东方封建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科学民主和宗教迷信，因而有时也片面渲染东方文化主义。我们知道，“东方文化主义是以保存东方落后的农业生产和封建文化为满足而排斥近代科学文明的一种反动思想”(30)。罗易这种对待文化的态度在中国近代改良主义的思想家中也是屡见不鲜的。例如王韬（1828～1897）说：“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当自躬”(31)，“中国为西土文教之先声”，“不独为文字之始祖，即礼乐制度、天算器艺无不由中国流传及外”，“欧人之律历格致，大半得自印度，而印度则正授自中原”(32)。罗易对东西方文化所持的态度对印度近代文化运动中的两个派别——“印度本位主义派”和“西欧主义派”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1701916750
1701916751
罗易是近代教育的热心宣传者和组织者，他把教育看作是印度争取进步的主要手段。在英帝国主义的统治巩固以后，殖民当局和封建势力为了政治的需要大力提倡文化复古运动，罗易曾与之进行了斗争。他在1823年抗议政府成立梵文学院的公开信中写道：“如果英国的用意是要使人们得不到真实知识而保持愚昧无知，它就不会允许用培根的哲学来代替最能使人保持愚昧的经院哲学体系，而梵文教育制度则最能使这个国家保持在黑暗之中。如果这是英国立法机构的政策的话……所以，应促进一种更加高尚的、开明的教育制度，包括数学、自然哲学、化学、解剖学和其他有用科学的讲授。”(33)罗易的教育主张在当时曾获得一部分舆论的同情，并成为日后印度进行教育改革的依据。印度最早讲授自然科学的印度学院（Hindu College）就是在罗易的创议下建立起来的。
1701916752
1701916753
为了把启蒙运动发动起来，罗易通过他所建立起来的梵社团结了一批具有先进思想的文化人士，其中有德瓦尔那特·泰戈尔（Dwarknāth Tagore，1794～1846，诗人泰戈尔的祖父），罗姆·钱陀罗·维迪耶巴季（Ramchandra Vidyabagish）等人。梵社曾遭到当时封建势力的代表、正统印度教组织——法会（Dharma Sabhā）的猛烈攻击。罗易和梵社的思想活动对于解放印度人民的思想，提高国家的文化科技水平，揭露宗教的腐朽黑暗，消除种姓的压迫和封建的习俗，加强民族之间的团结等都起了重要的进步作用，但是他的改良主义理论和活动对以后印度民族民主运动的发展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
1701916754
1701916755
印度哲学通史 [:1701910900]
1701916756
四、德本特拉那特·泰戈尔的哲学和社会思想
1701916757
1701916758
罗易死后，梵社一方面由于受到了外部的压力，另一方面由于内部很多战友的离去，陷于十分涣散的状态。在这种情形下，担当梵社改组工作的是德本特拉那特·泰戈尔（Debendranath Tagore，1817～1905）。德·泰戈尔是德瓦尔那特·泰戈尔的长子，诗人罗·泰戈尔的父亲，孟加拉最富有的新兴资产阶级分子，早年曾就读于罗易所办的启蒙学院。他在1842年参加梵社后，为梵社编订了祈祷文集——《梵法教典》（Brāhma Dharma Grantha），制订了具体的行动纲领，举办了为宣传梵社思想的真理觉知学园（Tattvabodhinl Pāṭhśāla）和刊物，把梵社的活动和印度的启蒙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据1847年的统计，当时参加梵社的成员有647人。
1701916759
1701916760
德·泰戈尔的宗教思想追随着罗易的路线。他仍继续贯彻着反对偶像崇拜、种姓分立等的原则，但值得注意的是他澄清了梵社内部的基督教影响，使梵社的理论和活动进一步适应了社会日益发展的需要。关于这一点他自己曾写道：梵社“是在伟大的印度社会之中而又是隶属于伟大的印度社会的，传给我们的责任是要借范例和训诫以高举印度论典的最高真理的火炬。在它的光明照耀之中，净化我们的风俗、习惯、礼节、仪式，并使它们适应于我们的良心和社会的需要”(34)。这在当时，在反对基督教的精神侵略中有着一定的意义。
1701916761
1701916762
德·泰戈尔在哲学上是吠檀多二元论者。他宣称，宇宙万有的最高实在和见证者是梵。梵是“最高的真理”和“无穷的智慧”，它既超越于时空，但又弥漫于时空之中。(35)
1701916763
1701916764
我知道对于物质世界的认识是由感官和色、声、香、味、触的对象而生的。但是和这认识在一块，我也能知道神我是知者。和见、触、想这些事实在一块，同时又知道见、触、想者就是神我。随着对客体的认识就有对主体的认识，随着对身体的认识就有对内在精神的认识……对我们说来，日月的升落是有时间规律的，风雨是在适当的季节而运动的，所有这一切联合起来是为了实现维持我们生命的计划。这是谁的计划呀？它不能是物质的计划，它必定是精神的计划。因此，这个世界是被一个有理智的存在的力量所驱策的。(36)
1701916765
1701916766
德·泰戈尔这个表述是和奥义书的“梵我一如”的论证大致相似的，它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的说明。但是在他的理论体系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并没有接受商羯罗对于奥义书梵我的解释。(37)在商羯罗看来，物质世界是幻，它是不真实和不实在的，而在德·泰戈尔看来，物质世界是实在的，由外界对象作用于我们感官所引起的认识也是真实的。梵创造和支持了世界，但并不意味着梵和物质世界、绝对和现象、无限和有限就是完全同一个东西，也不意味着现象世界的独立就是和梵相对立的。德·泰戈尔这个理论和吠檀多二元论的解释是相似的。(38)
1701916767
1701916768
德·泰戈尔认为除了承认感觉认识（即由感官和色、声、香、味、触的对象所引起的认识）和圣典的证明外，还同时必须承认直觉经验（随受）的认识，这种直觉的认识是一切认识的基础。他写道：“我终于看到纯粹的心中充满着直觉认识的光明——这是它（一切认识——引译者注）的基础……我们只能接受那些适应于我们心灵的‘奥义书’经文，那些不合于我们心灵的说教我们是不能接受的。”(39)德·泰戈尔的认识论和他的本体论一样也是二元论的，既承认我们的认识是感官和外界对象接触所引起的结果，又承认直觉的认识是一切认识的来源，从而又使他陷入了唯心主义、神秘主义的泥坑。
1701916769
1701916770
德·泰戈尔的哲学观点是在和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以及当时传入的西方无神论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他在《自传》中曾谈到了这一斗争的过程。他写道：“正像一方面有我的探求真理的梵文研究，另一方面有英文。我读了许多英文哲学著作……我就问：屈从自然就包括整个人的存在吗？……自然魔鬼的掌心是逃不脱的，如果我们的目的是屈服于自然的命令，那么我们是真的无所作为了。……我又这样想：正如事物被阳光反映在相片之上一样，一切物体通过感官显现在心灵之中，这就是所谓认识。除此以外，还有任何其他获得知识的方法吗？所有这些乃是西方哲学对我的心灵的暗示，对于一个无神论者来说，这已足够了，他不需要超自然的任何东西，但是我怎么能完全满足于这呢？我的努力是要亲证神，不是通过盲目的信仰，而是知识的光明。”(40)西方无神论思想传入印度以后，印度的各个社会阶层对它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诋毁它，而小资产阶级则热忱地拥护和宣传它（参见下节青年孟加拉派）。西方无神论思想曾经是欧洲一些国家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思想武器、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旗帜，但是印度资产阶级却抱着矛盾的态度，这说明印度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他们和封建主义的不可分离，他们在反对封建主义中还不能抛弃宗教的旗帜。同时也说明哲学相对的继承性，归根结底是由社会的历史条件特别是阶级斗争的状况所决定的。
1701916771
1701916772
德·泰戈尔的宗教哲学理论虽然排斥了基督教的外来影响，但他又倒向了奥义书唯心主义一元论的泥淖。他认为在“梵法”（Brahma Dharma）的统一基础上可以联合印度一切宗教的力量，恢复印度以往的生力和自由，甚至提出“首先是梵教徒，然后是印度人”的口号，他把梵教置于一切宗教之上，并看作是民族自觉的唯一形式，这势必妨碍了与其他宗教和民族力量的团结。
1701916773
1701916774
印度哲学通史 [:1701910901]
1701916775
五、阿·俱·达德及伊·钱·维迪耶萨伽罗的哲学和社会思想
1701916776
1701916777
1701916778
梵社的另一个思想家是孟加拉的阿克舍耶·俱摩尔·达德（Aksay Kumar ，1820～1866）。他最初用资产阶级的方法整理了印度古代的宗教哲学文献，写出《印度信仰传统》一书，而代表他自己哲学思想的著作则是《论人和外在自然的关系》。
1701916779
1701916780
达德在哲学上是一个自然神论者，他认为神或梵创造了世界，但并不干预世界的过程，世界是实在的，它的发展有它自身的原因。他和罗易一样积极反对寡妇殉葬、童婚、种姓歧视、教派主义等陋俗，要求发展民族的文化和语言，为此他和德·泰戈尔一起创设了宣传社会改革和爱国思想的真理觉知学园和《真理觉知》杂志。达德在真理觉知学园的开幕式上说：“我们已经在任何事情上都不再信赖自己了。我们受外国政权的统治，用外国语言受教育，忍受外来的压迫，而基督教就具有这样的影响，以致使我们开始考虑：这个宗教是否是我们国家的民族宗教。所以在目前我们必须在自己可能的范围内用自己的语言进行教育，并且提供完全适合我们宗教精神的教育，不然的话，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和英国人就将没有任何区别：他们的语言成了我们的民族语言，而他们的宗教也成了我们国家的民族宗教。当我想到‘印度人’这几个字也许会被忘掉而我们将用外国的文字称呼自己的时候，我的心就要破碎了。”(41)达德主编的《真理觉知》杂志在20世纪20年代孟加拉农民反对封建主的斗争中以及随后蓝靛种植工人反对殖民当局的斗争中都是公开站在被压迫群众一边的。达德等所进行的活动在唤醒印度人民的民族民主意识方面起过一定的作用。
1701916781
1701916782
团结在《真理觉知》杂志周围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印度近代史上的大学者伊湿伐罗·钱陀罗·维迪耶萨伽罗（Īśvara Chandra Vidyasagar，1820～1891）。维迪耶萨伽罗是他的称号，意思是“智慧海”。他出身于米德纳普尔区的比尔辛哈一个婆罗门的家庭，曾任印度加尔各答梵文学院的院长。他的文学活动特别是对孟加拉散文体裁方面的贡献，使他的声誉仅次于诗人泰戈尔。他著有《僵尸故事二十五则》（1847），《摩诃婆罗多译作集》（1868），《关于妇女解放论文集》（共4卷，分别于1871～1873年出版），等等。维迪耶萨伽罗最初主张不具有任何外形的神，后来由于1864年印度的大饥荒招致千百万人的死亡，他看到了神的无能为力，终于拋弃了对神的信仰。他的社会政治观点和达德一样，特别注意妇女解放、民族语言、普及教育、破除种姓隔离等方面的问题。他以辛辣的文学语言对当时社会流行的童婚、多妻、寡妇守节、溺婴等现象进行了无情的讥讽和抨击，常常用“托古改制”的方式进行论证。1855年他发表了《论信仰印度教孀妇的再嫁》曾引起了印度教内的震动。他呼吁信仰印度教的妇女再嫁后所生的子女，应该取得合法继承人的地位，这种呼吁后来迫使当局所采纳，制定了法案，在1860年通过。维迪耶萨伽罗也是印度人中较早注意妇女教育问题的一个，在他的创议下，印度四个地区办起了34所女子学校和20个模范学堂。另外，他对下层种姓和少数民族也表示了无限的关怀和同情。维迪耶萨伽罗的思想曾给予他的同时代人和学生重要的影响。例如他的学院同事罗姆纳拉扬·扎伽罗特那（Ramanarayan Jarkaratna，1822～1886）在他的影响下曾写出著名的《上层婆罗门为了特权》一剧。他的学生巴萨克（R．C．Basak）在他的指导下写出《印度妇女九人传》（1852）、《印度史》（共三卷，1856～1858），这些著作在印度启蒙运动中都有着一定的影响。
17019167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