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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论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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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喜的社会政治理论是他的“行动的吠檀多主义”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他在印度被称为印度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奠基人”，对于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改良运动有着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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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喜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发出了抗议的呼声。他对印度的封建统治进行了历史的、批判的评价，揭露了它们所给予人民的祸害，并且号召人民反对封建的顺从，迅速摆脱封建的统治。他在考察印度的历史后写道：“为了保卫国家、统治者个人的舒适、自己的奢侈以及长长的扈从开支的需要，并且，更重要的是填塞为赎罪所需的全能的祭司的金库，封建的君主汲涸了他的臣民的泉源，正像太阳吸干了土地的湿气一样，他的特别的掠夺对象——他的乳牛——是吠舍（商人）。”（Ⅳ．372）他又写道：“婆罗门（印度的高级种性——引译者注）在事实上逐渐采取了十分不道德和压迫的道路，他们由于自私，引入了为数众多的、非吠陀的（这里指不是正统的意思——引者）、不道德的和不合理的原则——这仅仅是为了保持他们的特权。”（Ⅶ．171）辨喜这种信念是和他的行动相符合的，例如1894年他在给群众的一则信上公开提出“不要愚民僧侣，不要社会暴君”的号召。（Ⅳ．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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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辨喜像旧时代的启蒙思想家和同时代“激进派”的领袖一样，对于封建主义的斗争是不彻底的，例如他一方面认为印度“种姓对立”是印度社会进步的障碍，因之，大声疾呼要求废除上层种姓的特权，但是在另一方面又认为“种姓是一种自然秩序”，是“社会创造力的各种表现”，如果把它摧毁，必将“导致社会创造力的毁灭”。（Ⅲ．460，Ⅳ．317）这种看法说明了印度资产阶级的先天软弱性，他们和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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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喜对于帝国主义有过幻想，但是殖民统治残暴的现实常常激起他的愤懑。他在给一个外国朋友的信中对英国的统治进行了抨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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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几个世纪中，即英国人为了取得统治而进行征服斗争的混乱时期中，英国人在1857～1858年所犯下的骇人的屠杀罪行。另外，由于英国统治不可避免的结果，引起了可怕的饥馑，使成千上万的人失去了生命。印度的人口仍然有了相当的增加，但是这种情况较之我国完全独立时即在伊斯兰教统治以前有着不同。如果我们全部生产出来的东西不被英国拿去的话，印度的劳力和生产能够宽裕地支持现有人民五倍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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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事情的现状——甚至教育也不再准许传播，出版自由早已停止（当然我们很早以前就被解除武装了）……人们由于写了几句无罪的批评，立刻被判处终身的流放，其他的人不加审讯而加以拘押，没有人会知道什么时候将被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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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的统治在印度已有若干年了，英国士兵杀害我们的同胞，并且强奸我们的妇女——可是，仅仅由我们支付路费和年金送还家乡。（Ⅷ．483～485，重点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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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喜在反帝的同时，对于印度某些人中的媚外、崇外、懦怯和麻木不仁的现象进行了批评，此外，他还通过他的独特的宗教说教以及诗歌向印度人民进行了广泛而又热情的爱国主义号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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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喜根据他在美国亲身的经验，发出了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和压迫的呼吁。他写道：“黑奴的今天的情形比之废除黑奴战争（指美国的南北战争——译者）以前更坏了千百倍……他们的生命是分文不值的，他们可以借口被活活烧死，他们可以被不受任何法律制裁的谋杀者所枪毙，这因为他们是黑人，他们不是人类，他们连动物也不如。”（Ⅲ．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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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喜的爱国主义浸透着对普通人民权利的同情和关怀，他在印度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中是最先把爱国主义和改善人民的物质境遇的任务结合起来的一个，他把印度的希望寄托在群众身上，“印度的唯一希望就在群众身上，那些上层阶级不论在形体上和道德上都是僵死的”（Ⅴ．81）。他还进一步探讨了人民群众在国家历史命运中的作用问题。例如他说：“唉！没有人考虑到国家的贫苦大众，他们是国家的骨干，他们用他们的劳力生产粮食。如果这些穷困的人民、清道夫、劳动者停止一天的工作，将要使市镇陷于一片混乱。”（Ⅶ．244）他又说：“不论社会的领导权在于垄断知识或者在于支配财富或者掌握军权的那些人手里，他们力量的源泉终是在于被统治的广大群众。”（Ⅳ．403）辨喜这种探讨诚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他对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的探讨，不是从历史唯物主义而是从人本主义出发的，辨喜不懂得人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以及人的真正的社会本质。在他看来，社会是由两个集团所组成的，它的上层是“财主集团”，这个集团中包括着富有的婆罗门、占有世俗权力的刹帝利（武士）以及新兴的吠舍（商人）和柴冥达尔（Zamindari，即包税人）等，它的下层是“穷人集团”，它包括农民、手工业者、皮鞋匠、屠夫等，这个集团构成居民的大多数，是社会的“骨干”。辨喜正确地看到了社会对立的存在，但是他的人民概念还不是科学的，他始终没有把当时已经出现的、虽然为数很少的产业工人划为一个阶级，当然他的不明确也和当时印度资本主义发展的规模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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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喜虽然对人民表现出了无限的关怀和同情，但是他对人民仍然抱有一定的怀疑和恐惧的心理。他的阶级局限和唯心主义没有使他了解到什么是人民的真正利益，因而他的解放群众的愿望始终未能如愿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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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度社会的改革问题，辨喜提出了一套行动的纲领，这套纲领的中心口号是“行动的宗教和统一的印度”，他号召印度各个民族、宗教和种姓在印度精神的基础上统一和团结起来，打破宗教的对立和种姓的隔离，改善劳动人民的精神和物质境遇，普及教育和文化，发展民族的工商业，提高妇女的权利，消除印度与世界隔绝的状态等。总之，他要求在印度建立起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的社会，这诚如他向人民呼吁：“用印度的宗教来建造一个欧洲式的社会……在你的平等、自由、工作和活动力的精神上，你得变成一个西方人中的西方人，而同时在宗教文化方面，你得彻头彻尾地是一个印度教徒。”(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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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喜也提出了改变现实的所谓“根本道路”，他把主要作用归之于人，归之于“人性”的改变。这是一种资产阶级局限性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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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论非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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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喜在陈述改变世界的道路中，探讨了“不反抗”（Non-resistance）的问题，这个探讨是他的社会理论中最积极的方面。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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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伟大的导师都说“不要反抗罪恶”，不反抗是最高的道德理想。我们全都知道，如果我们当中一部分人把这个原则全力去付诸实践的时候，整个社会组织就要瓦解，恶人将要侵犯我们的财产和我们的生命，要为所欲为。即使有一天实现这种不反抗，必将把我们引到灾难……宣教这个原则等于是对广大的人类进行了谴责，不但如此，它将使人们感到他们的作为经常是错误的，使他们在各种行动中感到内心的犹豫，结果必将削弱他们的斗志并且因为经常的自以为然而产生了比任何软弱最大的罪恶，那些开始憎恶自己的人已是推开了堕落的大门，这对于一个国家也是同样的。（Ⅰ．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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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不反抗”的理论历来就是印度统治阶级宗教道德学说的一个互相因袭的重要原则，是用来麻痹和欺骗人民的一种思想武器，它在印度人民中有着重要的影响，而且也为亚洲某些其他专制国家的统治者所倡导，甚至是俄国托尔斯泰主义的一个组成成分，列宁在评论托尔斯泰时曾经指出：“不用强暴力量去抵抗恶的主义”是一种“亚洲制度的观念形态”(26)。辨喜虽然没有也不能够正确了解这个原则所包含的具体的历史内容，但他无情地揭露了它的虚伪性，它在国家和人民中所起的麻痹和破坏的作用，并且号召：“反对罪恶是人们的责任……让人们去战斗，让人们挺着胸战斗下去，只有当你获得反抗力量的时候，不反抗才是一种美德。”（Ⅰ．37）辨喜这种号召和批判反映了印度资产阶级早期的革命性和战斗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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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空想社会主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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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喜在瞻望未来的社会中，提出了他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现在把它的基本方面介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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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是轮流地被四个阶级所统治的，即祭司、武士、商人和工人。每种统治有它的光荣和缺陷。当祭司（婆罗门）统治时，他们根据世袭的理由有着极大的排他性，只有祭司本人和他们的子孙受到各种庇护，只有他们有着各种知识和享有灌输知识的权利。这种统治的优越是：在这个时期奠定了科学的基础，祭司们陶铸着人们的精神，因为他们是通过精神来统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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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士（刹帝利）统治是专制而残暴的，但是他们不是排他的。在那个时期中，艺术和社会文化达到了应有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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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商人（吠舍）统治，它的默默无声的压迫和吸血的力量是非常可怕的。它的好处是：他们作为买卖人到处奔走，把前两种统治时期所收集起来的思想予以传播。商人们比之武士更不排他，但文化开始衰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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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将由工人统治（Labourer rule，或译首陀罗统治）。它的好处是：将物质的舒适分配给大众，它的坏处（或许）是文化的降低，普通教育将要大大地普及，但是非常的天才将要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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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能够建立这样一种统治，在这种统治中能够保持祭司时代的知识、武士时代的文化、商人时代的分配精神和最后时代（即工人统治——译引者）的平等理想，而除去它们的坏处，那就是理想的统治。但这可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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