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1917485
罗纳德的改良主义主要表现在社会经济方面。他认为印度民族的独立运动是一场全面的改革活动，它包括着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习惯等各个方面，政治改革和社会经济改革、教育改革等是不能分开的，这是一个“自然的法则”。他写道：“把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分开考虑是一种错误的观点，没有一个人能够说完成了它的一方面的任务而忽略了其他方面。”(33)罗纳德的这个观点曾遭到激进派某些领袖的反对，他们认为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主要应是政治的，只有争取了民族独立，才能着手进行社会改革。激进派的反对虽然有着一定的理由，就当时的情况看，印度的革命任务主要有两个，即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王公、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而最主要的任务还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但是印度革命的两大任务是密切相关的，如果不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就不能消灭封建王公、地主的统治，因为帝国主义是封建王公、地主的主要支持者。如果不推翻封建王公、地主阶级的统治，也就不能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因为封建王公、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在印度统治的社会基础。当触及印度政治问题时，也就不能不触及印度的社会问题。
1701917486
1701917487
罗纳德在1887年建立了全印国民社会会议，这是一个资产阶级各个派别的联合协商组织，每年召开例会，讨论有关印度的社会改革问题。它的主要任务是废除印度种姓制度，处理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之间的宗教纠纷，提倡妇女受教育、寡妇再嫁、种姓之间通婚，反对童婚、多妻制以及印度教徒不准出国远航的规定。这个会议一方面受到了正统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的攻击，另一方面也受到了激进派的抵制。它在19世纪后叶印度社会改革运动中起过一定的宣传鼓动和组织作用。
1701917488
1701917489
罗纳德在号召社会改革中，把思想和习惯的改革提到了首要地位。他写道：“如果愿意作真正改革的话，所要改变的不是外表形式，而是内心形式，即决定外表形式的思想和观念。在过去三千年中加速我们衰落的是什么内心形式或观念呢？这些观念可简单地予以列举，即是隔绝，多屈从外面的力量或权势而少顺从内部良心的声音，承认人与人之间因血统和家世所生的虚幻的畛别，消极地默认罪恶或错误行为，普遍地不关心尘世幸福，几乎达到了命定主义的地步。这些仍是我们古代社会制度的根本观念。这些观念的自然结果，导致现存的家庭安排，即女人完全从属于男子，低下种姓完全从属于高等种姓，甚至使人失去对人性的自然尊敬。我们所要与之斗争的一切罪恶都是这些观念流行的结果。”(34)罗纳德的这些揭露和批判虽然指出了妨碍印度社会发展的一些陈腐的思想障碍，但是他对这些观念和习惯的看法是历史唯心主义的。我们知道任何观念和习惯都是一定社会存在的反映。印度的孤立主义、命定主义、歧视妇女等都是印度封建生产关系的产物，特别是以种姓分立的农村公社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反映。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曾一再指出：印度的“农村公社……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这些小小的公社身上带着种姓划分和奴隶制度的标记；它们使人屈服于环境，而不是把人提升为环境的主宰；它们把自动发展的社会状况变成了一成不变的由自然预定的命运”(35)。印度人民只有首先打破这些封建的生产关系，改变与此相应的物质生活环境，才能逐渐消除人们头脑中的陈腐观念和生活习惯。另外，罗纳德在号召思想和生活习惯的改革中，强调民族的传统要区别旧时代的精华和糟粕。例如他说：“我们有一个渊源于过去的持续不断的生活之流，为此，‘我们必须接受过去卓著的、有效的行为，并且依赖于过去的原则’……我们决不能把它一起抛弃，或者强迫它注入一个革新的渠道。”(36)
1701917490
1701917491
罗纳德探讨了社会改革的办法，他归纳印度近代社会改革办法有四种：（1）革新传统方式；（2）诉诸良心的方式；（3）运用法律手段的方式；（4）诉诸反叛或革命的方式。他认为第一种办法是根据现代的需要对古老的经典和实践作出自由的解释，使印度传统得以“复兴”的办法，这种办法实践证明是有效的（如圣社的改革活动），但改革并不等于复古，复古主义是不能“使人们获得拯救，并是不能实行的”。他批判说：“极端正统的口号是……复古而不是改革。他们主张回复到旧的样子，要诉诸古代的权威和古老的裁决。”(37)但是他们忘了“在像社会这样活的有机体之中复古是不可能的。已死的、已被埋葬了的和已被烧毁了的东西是一去不复返了，因此，死的过去不能恢复，除非把旧的材料改造为新的、有组织的东西”(38)。罗纳德的这种批判在当时起过积极作用。他认为第二种办法是“诉诸社会是非”的办法，也就是诉诸资产阶级意志的办法，这是一种切实可行的办法；第三种是“强迫”的办法，当第一、第二两种办法失败时，这种办法在一定的时间和一定场合也是“可取的”（如寡妇殉葬的改革法令的发布）；第四种是“极端的”方式，这种方式脱离“印度社会”，破坏历史联系，在群众中引起混乱。他竭力反对这种革命的方式。罗纳德对当时的农民起义是极端恐惧的。例如他在讨论浦那民众协会在1880～1883年的有关农民情况的专题报告中，曾提出警告，要求迅速改善“印度各省尖锐的危机”，否则必将引起“重大的社会灾难……阶级反对阶级的斗争”(39)。他是想用和平改良的方式来防止群众暴力的革命行动。
1701917492
1701917493
罗纳德所主张的社会改革方式是和他的目的相一致的。这是一种改良主义的理论。印度的改良主义者和中国的改良主义者一样，他们总是把社会变革当作是不必经过严酷斗争就可以得到的廉价品，总是幻想以枝枝节节的、修漏补孔的改革去达到社会的完善，热衷于和平的、合法的改革，拒绝流血的、激烈的革命。这正如列宁所指出：“改良主义就在于，人们只限于提倡一种不必清除旧有统治阶级的主要基础的变更，即是同保存这些基础相容的变更。”(40)罗纳德的这种改良主义的目的和方式一直为印度后来的社会主义改良者所继承，他的“诉诸良心”的方式后来被甘地所发展，成为系统的“变心说”。
1701917494
1701917495
印度哲学通史 [:1701910936]
1701917496
（五）论经济改革
1701917497
1701917498
罗纳德是印度国民经济学派的奠基人之一。他和纳奥罗吉一样对印度的国民经济问题，特别是贫穷问题和农业问题进行了统计和研究，并且提出了改革的主张。他在《印度的政治经济学》（Indian Political Economy，1892）中对印度的社会经济特点作了如下的概括：“我们社会生活的特点是（血缘的——引译者）身份的流行超过了（社会的）契约，联合超过了竞争。我们心灵的习惯是极端保守的。气候和土壤的能力易于原料的生产。劳动力是便宜和充足的，但又是不固定、不节约和不熟练的。资本是稀少的……农业几乎是整个人口的主要支柱，而且是在不定的雨水下维持的。商业和制造业在很大范围内只是为了当前的输入。所有工业的进行都依赖于小农制度、零售买卖和穷苦人民依靠贷款的经营。几乎没有一个拥有地产的上流集团或者富有的中产阶级。土地是国家的垄断品……我们的法律和制度赞同一种低下的生活水平，并且鼓励财富的扩散和分裂，宗教的理想斥责人们热衷于财富的追求，这些都是古老的遗产和继承下来的弱点。停滞、依赖、消沉和贫穷——用大字写在大地和它的人民的脸上，此外，还需要加上外国征服所引起的财富和人力的经济涸竭。”(41)罗纳德的这些观点很好地概括了当时印度社会经济的特点，找出了印度贫困的根源。因此一直被印度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作经典的理论。另外，他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还提出了一套社会经济改革方案，这套方案的主要内容是：印度在英国的保护和合作下，迅速发展民族工业，改变原料输出国的地位，鼓励私人投资，扩大并加强土地私有制，提高农业耕作技术，减低农业税收，建立农村银行和信贷系统，总之，按照普鲁士的方式逐步发展印度的资本主义。这套方案反映了正在壮大中的资产阶级的要求和呼声，在当时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在帝国主义统治下，这当然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理想。
1701917499
1701917500
印度哲学通史 [:1701910937]
1701917501
（六）论“自由主义和稳健”
1701917502
1701917503
罗纳德在政治上追随温和派的路线。他和郭盖雷一起在印度民族主义运动中提出了“自由主义和稳健”的口号，他们在一则公开的宣言中给这个口号作了如下的解释：“自由主义的精神包含着一种没有种族和信仰偏见的意思；包含着一种在人与人之间力求作出正义的坚强信仰的意思；给予统治者由法律规定他们必需执行的忠诚，同时要使被统治者获得他们按照法律所规定的平等权利。稳健是要妥善处置那些强求不能实现或者过远的理想，需用妥协和正大光明的精神去完成我们近在手头的工作，借以逐日争取在自然发展顺序中的下一个步骤……这无疑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是一切新习惯的成长必需是渐进的那才是实际的。”(42)从这则宣言中可以看出：印度的自由主义运动是一种改良主义运动。他们的世界观是庸俗的进化论。他们追逐的是眼前的、暂时的利益，疏忽的是印度民族长远的和根本的利益。“他们为了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当然我们也不抽象地反对稳健、妥协和改良，但要看妥协的环境和具体条件。印度的稳健派在印度早期民族主义运动中起过重要的历史作用，但实践证明也带来了一定的不良后果。
1701917504
1701917505
(1) 关于纳奥罗吉的政治活动，林承节在《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第195～200页有详细的评述，请参阅。
1701917506
1701917507
(2) 转引自马逊尼（R．P．Masani）著：《达达巴伊·纳奥罗吉传》，伦敦，1939年，第124～125页。
1701917508
1701917509
1701917510
(3) S．S．V．夏斯特里（S．S．V．）著：《G．K．郭盖尔的生平》，印度班加罗，1937年，第117页。
1701917511
1701917512
(4)纳奥罗吉：《印度的贫穷与非英国式的统治》，伦教，1901年，第211～212页。参考伊克巴尔·辛格（Iqbal Singh）选辑：《印度近代思想家资料》第55～56页的1878年版《印度的贫穷》的原文。
1701917513
1701917514
(5)纳奥罗吉：《印度的贫穷与非英国式的统治》，第212页。
1701917515
1701917516
(6)M．阿努瓦拉：《印度争取自由的斗争》，印度德里，1965年，第271页。
1701917517
1701917518
(7)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载《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第278页。
1701917519
1701917520
(8)纳奥罗吉：《印度的贫穷和非印度式统治》，第2页。
1701917521
1701917522
(9)纳奥罗吉：《印度的贫穷和非印度式统治》，第2页。
1701917523
1701917524
(10)纳奥罗吉：《印度的贫穷与非英国式统治》，第79页。
1701917525
1701917526
(11)马克思：《致尼·弗·丹尼尔逊的信》1881年2月19日，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第151页。
1701917527
1701917528
(12)纳奥罗吉语：转引自悉多罗摩耶（Bh．P．Sitaramayya）著《印度国大党史》，马特特斯，1917年第2版，第834页。
1701917529
1701917530
(13)纳奥罗吉：见林承节著：《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198～190页。
1701917531
1701917532
(14)悉多罗摩耶：《印度国大党史》，第835页。
1701917533
1701917534
(15)同上书，第8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