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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第148～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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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罗纳德在1892年第六次社会改革会议上的发言，载卡罗纳卡兰（K．P．Karunakaram）辑《宗教和印度的觉醒》附录，米鲁特，1965年，第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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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罗纳德：《宗教和社会改革言论集》，第169～1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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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罗纳德：《宗教和社会改革言论集》，第169～1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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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罗纳德：《印度经济言论集》，马特拉斯，1906年，第2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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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列宁：《几个争论问题》，载《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第1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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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罗纳德：《印度经济言论集》，第2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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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由罗纳德等署名发表的德干协会宣言，见帕兰特（M．R．Palande）编《印度自由运动史资料集》第2卷，孟买，1958年，第848～8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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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哲学通史 第二十章 提拉克的哲学和社会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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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民族主义运动中的激进派，也称为正统的民族主义派。它的主要领袖和思想家是马哈拉斯特拉的巴尔·甘加达尔·提拉克（Bal Gangadhar Tilak，1856～1920），孟加拉的贝平·钱陀罗·帕尔（Bepin Chandra Pal，1858～1932）和奥罗宾多·高士（Aurobindo Ghose，1872～1950），旁遮普的拉拉·拉吉帕特·雷易（Lala Lajpat Rai，1865～1928）。在这一章里，我们重点阐述提拉克的哲学和社会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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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平和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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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拉克是“印度资产阶级民族运动的奠基人”，1856年7月23日出生于马哈拉斯特拉的罗特纳吉里（Ratnagiri）的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属婆罗门种姓。父亲是一位教师、学监。他出生的年代正是印度民族大起义的前夕，出生地马哈拉斯特拉又是富有反抗传统的马特拉人居住的地方。时代的激荡和民族反抗的精神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种子。1880年，他在浦那德干学院法科毕业后就开始了他的政治和社会活动。他和一些同事在浦那创办了一所独立的中学——新英语学校，同时用民族语言出版了《狮报》（Kesari），用英语出版了《马拉特报》（Mahratta）。他的报纸由于宣传了爱国主义的思想，在西部印度群众中，特别是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有着重要的影响，《狮报》发行量达30000份。1885年，印度国大党成立后，提拉克积极参与了该党的活动，另外，他还参加了德干教育社的教育和社会改革活动。1894年，他为了发动群众，反对英帝国殖民主义的侵略，组织了对于印度教神祇之一——象头神迦涅沙（欢喜天，）的祭典，翌年又发起了修建马拉特民族英雄湿婆吉（Shivaji）的陵墓，并且开始了一年一度的群众纪念大会。1896年，提拉克被选入孟买立法委员会。1897年，因反英宣传和活动，殖民当局借口提拉克与英国官员兰特被暗杀一案有关，把他拘捕起来，被判处徒刑一年零六个月，他在狱中完成了他的吠陀研究著作——《吠陀中的北极发祥地》（The Arctic Home in Vedas，1903）。这部著作提出了雅利安人种的起源理论，曾获得国内外的好评。1905年，印度民族解放运动进入第一次高涨后，提拉克积极参与并领导了群众的反英活动，他在印度国大党内筹组了新派，并且提出了争取印度“完全自治”的目标和斗争策略。1908年7月，殖民当局以反政府宣传和阴谋暴动的罪名又将提拉克逮捕并交孟买高级法院审判，判处苦役六年，并被移送至缅甸瓦城监狱执行。这次被捕曾引起全国各地的抗议活动，孟买有10万工人举行了连续6天的罢工。列宁对这一事件评论道：“英国豺狼对印度民主主义者提拉克的卑鄙的判决（他被判处长期流放，而最近几天向英国下院提出的质询却表明，印籍陪审员认为提拉克是无罪的，而英籍陪审员则判定他有罪！），钱包的奴才向民主主义者进行的这种报复，在孟买引起了游行示威和罢工。印度的无产阶级也已经成长起来，能进行自觉的群众性的政治斗争了——既然情况是这样，那么，英国和俄国的秩序在印度的美妙时光就已经过去了！”(1)提拉克在狱中一方面继续关心和支持印度的民族运动，另一方面又继续进行他的梵文研究工作，他计划写出10部著作，但只完成了《薄伽梵歌秘奥导引》（Bhagavagitā Rahasya or Karma-Yoga，1910）一书。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刑满被释。他出狱后，访问了英国，继续参加了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由于他的斡旋，促成了国大党内部的团结以及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的联合。他在1916年发起了“印度地方自治同盟”，又在1920年筹组了“国民大会民主党”（Congress Democratic Party），但是在这一段时间内由于殖民当局对他种种的限制，使他的政治态度有了一些变化，他纠正了过去的某些宗教偏见，开始注意了社会改革活动，但幻想在战争中为英国效劳，用合法斗争的方式取得印度的自治，1920年8月1日因病逝世。提拉克的梵文研究除了上面提到的两部著作外，还有《猎户星座或古代吠陀的研究》（Orion or Researches into the Antiquity of the Vedas，1893）和《数论颂的佚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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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宗教、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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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拉克的宗教、哲学思想是和他的社会思想密切不可分的，他把三者结合在一个体系之内。他在印度教的经典中选择了《薄伽梵歌》（《世尊歌》）作为他的理论依据和思想武器。宣称《薄伽梵歌》不单是印度“吠陀宗教树上所结的最甜蜜而不朽的果实”，而且也蕴涵了“东西方一切形而上学和伦理的原则”（佛陀、孔子、苏格拉底、康德、边沁、穆勒、叔本华、尼采）。他解释道：印度的哲学智慧集中在印度的奥义书中，“但是因为这种智慧对于行动的解脱说得不明白，一般人……不能满足于论典中的奥义书和数论哲学的结合，因此赞歌（《薄伽梵歌》——引译者）的宗教把奥义书中关于梵的智慧（这智慧只有理智可认识）和可见、可爱的崇拜对象‘神秘之王’相结合，这样，即和仪式宗教的古代传统相调和”。他还宣称：“依照你们在人生中相应的地位，无私地为了普遍的善益，用‘梵我如一’的灼见，毕生热忱地尽你们在世界上不同的义务。这样，你们就永久崇拜了神或最高我（Paramātman）。这神永恒充溢在一切所造物的形体之中，充塞在宇宙之间。在亲证神或最高我中你们就有现世和来世的幸福。因此，行动、智慧和虔信之间的互相冲突就取消了。”(2)我们知道，在印度教中对于修持的原则和途径有着各种不同的说教，而且形成了名目繁多的派别。有的强调智慧的解脱（慧），有的重视行为的修炼（戒），有的鼓吹对神的虔信（爱），有的注意精神的集中（定）等。提拉克通过对《薄伽梵歌》的解释，强调行为瑜伽（karma-yoga），把印度传统的唯心主义哲学、宗教思想和社会行动准则结合起来。他这样做的目的，明显的是要为印度资产阶级正在进行的社会斗争提供精神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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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拉克在哲学上追随着印度吠檀多唯心主义一元论的路线。宣称：哲学的最高实在是梵、神、逻葛斯（理则、Logos）或普遍意志（Universal Will）。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和人都是这个逻葛斯或普遍意志的创造物和表现。“在逻葛斯、人和世界的基础中有着一种本源的统一性。这世界之所以存在和发展是由逻葛斯所决定的，把这世界拧在一块儿的乃是它的意志，人力图和神交合，当这种交合达到的时候，个人的意志就沉没入普遍意志之中。”(3)这无疑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的表述。可是，值得注意的是，提拉克在论述如何亲证梵、普遍意志或逻葛斯的时候，却和商羯罗的“不二论”发生了分歧。在商羯罗看来，严格的宗教和真正哲学的认识是和感性的、现世的生活不相容的。如果一个人要获得真正的解脱，他必须除去一切尘世的欲望，离开当前的世界和社会生活才可以达到。而提拉克认为：“如果人寻求与神交合，他必须也寻求与围绕他的世界交合，并为世界工作；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他和神的交合是不完善的，因为在三个因素中只有两个因素（人和神）的交合，而把第三个因素——世界——遗忘了。……为世界服务，同样也就是为神的意志服务乃是最可靠的解脱之道，这种解脱只能留在世界而不能抛弃世界才可达到。”(4)他还进一步认为，人留在世界上的工作或“行动必须使世界循着进化的正确道路前进”(5)，“行动……的目的是为了路迦僧竭罗呵（旧译摄世间，）或者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在普世和谐中的人类联合”(6)。提拉克也用这个原则去解释印度的历史。他认为印度过去之所以繁荣，是“由于成千成万精力充沛、高尚而活动的人们忙于为一切所造物（世界）谋福利，这些人把他们的造福当作他们的义务，体会了永恒的宗教”，而今日之所以衰落是“由于人们疏忽了他们的行动，疏忽了追随永恒的宗教”(7)。提拉克这种哲学论证虽然是以吠檀多主义为基础的，但也可以看出西方资产阶级功利主义的影响，他所用的语言，例如“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普遍意志”等都是英国功利主义者边沁（1800～1884）和穆勒（1806～1873）等人的口头禅。提拉克的宗教哲学是直接为印度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政治行为作辩护的。他诉诸宗教的目的是要把印度的反帝斗争和民族传统相联系起来，激发印度人民的爱国自豪感。这诚如他自己所说：“一个人没有对自己宗教的自豪感，怎么能有民族自豪感呢？”(8)提拉克号召印度教徒和印度人民从中世纪的昏睡、停滞和与世隔绝的状态中觉醒过来，积极参加世俗生活和社会斗争，这在当时思想和民族解放的斗争中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但是他利用这种宗教形式的唯心主义说教，在客观上妨碍了人民群众政治意识的健康发展，模糊了印度民族解放的斗争目标，妨碍了与印度穆斯林的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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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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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拉克的社会政治理论是建立在宗教唯心主义基础之上的。他首先认为印度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统一是依靠“有机的结合力量”的信仰维护的，因此“政治是不能离开宗教的”，任何政治行动最终都是为了实现民族的“达摩罗阇”（“法治”，dharmarājya），亦即宗教规范或法则的统治。所谓爱国主义、民族自治等都是宗教的达摩和宗教的神圣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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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拉克的政治理论的中心问题是如何获得印度的独立自主问题。他认为印度之所以贫穷和落后主要是由于外国统治的结果，只有摆脱了外国的镣铐，取得了“完全的自治”（Pūrna Svatantratā），才能开始过着新的民族生活并在世界事务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他写道：“在马拉特有这样的话：‘马为什么变成不驯呢？槟榔叶子为什么腐烂呢？面包为什么烧焦呢？’只能有一个回答：‘因为缺少转动。叶子应该转动，面包应该翻动。假使马被转动了，它就不会变成不驯。’这儿就是我们一切麻烦根本原因之所在——因为我们没有任何权力，因为我们没有自治。”(9)提拉克在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第一次高涨中提出了他的自治观，在以后的年代里又作了很多解释。他认为自治是印度人民的“天赋权利”、“达摩”和“未来繁荣的基础”，印度“所有的问题无不依赖于自治”(10)，它的“主要之点乃是要在我们的手里握有全部的控制权，我要有我屋子的钥匙，而不仅仅是要把一个陌生人撵出去。自治是我们的目标，我们要求完全控制我们的管理机器”(11)。他又说：“人民的统治代替那种（英国——引译者）官僚机构的统治就是自治。”(12)从这些解释中可以看出：提拉克所要求的是全面地和彻底地摆脱殖民主义的统治，实现印度的完全独立。提拉克对自治的解释和温和派所号召的“在帝国范围内的殖民地的自治”（“自治领”）是全然不同的东西。提拉克这个斗争的目标在印度前期民族解放运动中曾经起过重要的、鼓舞人民前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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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拉克认为自治是印度人民总的斗争目标。这个目标应包括三个方面：斯瓦德希（自产，Svadesh）、经济抵制（Boycott）和民族教育。他写道：“如果我们不能得到自治，就将没有工业的进步；如果我们不能得到自治，就不能有任何对于民族有益的初等或较高等的教育；如果我们不能得到自治，就既不能发展妇女的教育也不能获得工业的改革或者社会的改革，这些都是自治的方面。”(13)提拉克的斯瓦德希不仅包括提倡民族的产业，而且也包括提倡民族思想的含义。斯瓦德希的“目的……是促使可见的和不可见的国产东西扩大，是使可见的外国东西逐渐消失，而且也使外国思想逐渐消失”(14)。抵制英货，在提拉克看来，不单是一个经济斗争的策略，而且也是一个政治武器。他写道：“我们在抵制英货之中有着更坚强的武器，政治的武器……这整个统治是借我们的帮助而进行的，他们要使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之间的合作力量，用这种力量我们可以要求和管理现在在我们手里的东西。”(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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